西学输入与儒学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兴起和扩展而不断发展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化也通过多种渠道源源输入中国。100多年来，外来的西学与儒学的关系错综复杂，且前后有较大的变化。西学输入促进了儒学精华的继承与发展，推动了儒学的现代化。而儒学虽曾成为西学输入的障碍，但总的趋势是两者相互结合和融合。
儒学对西学输入的阻碍作用 华夏中心观念及与之相联系的华夷之辨是儒学的基本观点之一。以天朝大国自居的盲目自大心理和只能以夏变夷、不能以夷变夏的信念在19世纪的朝野人士中曾是学习西方的重大障碍。他们认为，从皇帝到广大士人应专心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国家富强靠的是明礼义、整纪纲，信守儒家治国之道；即使要讲求天文、算学等技艺，亦应寻求精于此道的中国人，而不必师事夷人，否则就是丧失气节，令正气为之不申，邪氛因而弥炽，将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在19世纪，从设立培养懂得西方语言和其他知识的同文馆到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以建设铁路、使用电报、造船乃至派遗留学生等，都曾受到坚持这些观念的儒者的强烈反对。进入20世纪，来自儒学的对西方科学技术输入的思想障碍逐渐消失，但以儒学对抗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传播的现象仍屡见不鲜。
儒学对西学输入的中介作用 儒学内部有多种流派。与上述反对西学输入的儒者相反，历来都有人数不等的儒门之士力倡学习西学。他们力图从儒学中找到学习西学的根据。他们强调儒学的包容性，使之利于西学的输入。认为儒家应该学赅天人，通达古今，因此，一物不识，儒者之耻，对西方传来的种种学问，也应采纳而不应排拒。
经世致用的学风是推动儒家有识之士采纳西学的重要因素。鸦片战争后，儒家内部的今文经学、古文经学、汉学、宋学、调和汉宋等各派中，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赞成为学应以经世致用为宗旨。而夷务已成为当时安邦治国的头等大事，了解夷情，师其所长，夺彼所恃也就成了朝野人士较易于认同的对策。经世致用由此开通了西学输入的途径。
“礼失求诸野”等儒学固有观念也成了四学输入的重要根据。为了减少西学输入中的阻力，人们往往把西学说成是古已有之的中学。如把机械、光学比附为墨学；议院就是古代的乡校和谋及卿士、谋及庶人的制度等。既然西学是中国古学的绪余，就不必担忧以夷变夏。这些牵强附会的说法，有利于西学输入之初打破反对者的借口。但正因为这些说法纯属附会，有些保守人士也以同样的理由说明西方那一套中国早就有了，没有必要再去学习。
西学是儒学的必要补充 在解决了应不应输入西学的问题以后，如何给西学定位，就成为各种意见争论的焦点。在近代中国主张中学(其主干是儒学)与西学结合的观点一直居主导地位。最早完整地表达这个观点的是冯桂芬。19世纪60年代初，他便提出：“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后来，这个观点发展成为影响极为广泛和深远的中体西用说。这个观点把西学视为中学必要的补充，或儒学的伦常名教不坠所必需的工具。
西学与儒学结合的前提是中学(儒学)和西学各有所长，各有应用范围，因此两者应该会通或结合。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两者的范围也有所伸缩。起初应该采纳的西学大体限定为与制器有关的科学技术及国际法。到了19世纪90年代，当张之洞写《劝学篇》时，已经肯定“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必须学习而不能偏废，从而使应予采纳的西学范围有很大的扩充。在19世纪，士大夫们把包括三纲五常在内的伦常名教视为必须坚持的儒学根本，但在辛亥革命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后，即使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也把三纲视为应予抛弃的儒学糟粕。他们对中西结合的追求已经有更高的要求。
西学与儒学结合很快就为官方认可，从而在实践上带来两点明显的效果：①从晚清到民国，官方都程度不等地提倡和实行中西结合的文化方针，西学的输入虽仍有阻力，但已为官方所认可，清政府甚至建立了官办的译书机构，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②在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初孕育了一种不中不西、新旧参半的过渡性的文化形态。当时的教育、社会思潮和文体等方面都具有这样的特征。
西学输入客观上成了儒学更新的动力 儒学本来是在一个相对说来比较封闭的社会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西学作为异质文化输入到中国为它提供了一个鲜明的参照系，客观上促进了儒学的更新。
①引发了儒学内部的怀疑思潮。儒家一向以中国的礼义教化举世无双自矜。但随着与西方文化的接触日多，对西学的了解日深，对此有所怀疑的人士也日益增多。早在19世纪70年代初，王韬便公开赞扬英国“以教化德泽为本，而不徒讲富强”(《漫游随录》)，指出所谓泰西礼义之教不及中国的论断是与实际不符的。郭嵩焘甚至做出西方的礼义教化已远胜中国的论断。由于对西方认识的加深而疑及儒学的一些根本信念，这些先驱们便力图把西学与儒学放在同一水平线上去观察和比较。于是，相应地出现了东西文化道同理一、道器统一等言论。既然西方船坚炮利，其器物文化远胜中国已成为多数人的共识，所谓道器统一实际包含着对西学优胜地位的肯定及对儒学的深刻怀疑和否定。
②引发了历久不衰的批判儒学的思潮。早在19世纪70年代，王韬就指摘孔子所说的刚毅木讷近仁是偏颇之说，德的核心是智，仁、义、礼、信均须以智为指导，方能不误入伪、激、诈、愚的歧途。他还指出所谓有周孔之道，便足以治民理国之说是误国之谈。至戊戌变法前后，对孔孟儒学的批判发展为带群众性的思潮；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更形成了规模空前的批判儒学的高潮。这些怀疑和批判尽管有不当之处，但它否定了儒学的一些过时观念(如夷夏大防)和原则(如三纲)，有力地推动了儒学由专制统治者的思想工具向现代学术流派的转化。
西学是儒学现代化的工具 从19～20世纪之交开始，儒学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在这个迄今尚未完成的过程中，西学主要发挥着以下两方面的功用。
①是重新鉴别和整理儒学遗产的工具。在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下，儒学研究逐渐摆脱了读经、注经的传统，出现了运用现代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研究儒学遗产的新学术成果。西学的理论和方法首先是鉴别的工具，过去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儒家的哲学思想、伦理思想、政治思想、美学思想等等在世界文化的全局中被重新定位并显示其特点。西学的理论和方法又是整理和诠释儒学的工具。各种综合的或专门的现代意义的儒学研究著作不断出现。这些著作通常都借助西学为研究工具。
②是中国现代思想家构筑自己儒学体系的文化与哲学理论时的重要思想资料和理论工具。进入20世纪以来，以弘扬儒家思想为职志的知识分子不绝如缕。他们在建立自己的理论时，也一一借助西学。例如，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吸收了H·柏格森的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赖以建立的重要支柱是来自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和新实在论；贺麟、唐君毅深受黑格尔的影响；而在牟宗三的哲学理论中康德哲学的影响更显而易见。这些思想家都冀图建立继承儒学精华而超越西方的理论体系，为此他们以开放的心态程度不等地吸收了西方思想家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