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近代社会变革

儒学包含着十分庞杂的内容，不同倾向的人都可以从中找到适合各自需要的理论和材料。在近代中国漫长而曲折的社会变革过程中，各种社会势力和不同的政治集团都希图利用儒学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因此，儒学在近代社会变革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十分复杂，不少时候甚至同时为对立双方所利用。

儒学在近代社会变革中的积极作用 近代一些开明人士和先进人物，曾利用儒学作为改革或革命的思想武器；儒学也是他们从事改革或革命的精神支柱之一。因此，儒学在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中，是起过某种积极作用的。

为社会变革提供理论依据 儒学与来自西方的民主主义等先进思想同为社会变革的思想渊源。这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①以《易》的辩证法论证变革的必要和合理。在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中，《易传·系辞》中的“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一向为人们所熟知。每当社会政治危机严重之际，他们中的有识之士往往以此为改革辩护。鸦片战争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朝野一些人士开始认识到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非进行改革无法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而他们鼓吹变革的主要根据之一就是传统的穷变久通说。直到戊戌变法前后，进化论流传越来越广，才又得到新的补充。②以三世说和孔子改制及历史上改朝换代比附当前的变革和革命。为变革找到合法性的依据，信奉今文经学的儒门子弟便力图改塑孔子的形象。他们把孔子描绘为托古改制的改革家(见孔子托古改制说)。公羊学家所说的据乱、升平和太平世是人类社会进化的顺序。中国仍处于据乱世，而西方已进入升平世。所以，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变法维新，以期由升平世进而与各国携手共晋太平或大同之世。一些革命家则从儒学经典中找出革命的本意就是顺天应人、铲除独夫民贼的正义事业。③以儒学激励爱国精神和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近代改革者和革命志士的重要精神支柱。而在为数不少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中，这与儒学的潜移默化密不可分，有的人甚至以提倡国粹为救国之道。例如，20世纪初的《国粹学报》就常有这样的言论：“国学存则爱国之心有以附属，而神州或可再造。宋学严夷夏内外之防，则有民族之思想；大死节复仇之义，则有尚武之风。民族主义立，尚武之风行，则中国或可不亡。”(邓实：《国学今论》，《国粹学报》第5期)④以儒学的民本主义比附民主主义。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内容是以民主主义改造原有的宗法专制制度。以儒学民贵君轻等思想为基础的民本主义便一再作为中国的民主主义传统而被援引，古代的乡校等则被描绘为中国古代的议会。这些论断虽具有牵强附会的性质，但在当时知识阶层多数人对西方现代文化仍疑虑重重之际，这些比附有利于民主主义等先进思想的输入。

变革者奋斗和献身的思想基础 中国近代社会的各种变革力量通常都有各自的政治纲领作为团结奋斗的基础。但他们往往都从传统儒学中汲取精神力量：①他们中的一些人把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文化看做“国魂”和理想所在。孙中山曾企望“作成一中西合璧的中国”(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具体说来就是：“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前旧有文化而融贯之。”(《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在近代中国，每当中华民族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尖锐化之际，不少知识分子更自觉地弘扬民族文化，以振奋民族精神。②革命志士献身的精神支柱。近代中国不少志士仁人为国家的独立和民主、自由奋斗不息，甚至流血牺牲。他们的献身精神的重要源泉就是历代儒家所倡导的民族文化中的优良部分，例如：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精神，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气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勇气等。在近代中国，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都处在变革过程之中。在吸收西方的许多先进思想的同时，儒家思想的精华依然是这个变革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养料，被抛弃的仅是那些维护旧的专制统治的腐朽思想。

儒学在近代杜会变革中的消极作用 近代的顽固派、守旧派也从儒学中寻找思想武器，用以反对革新和革命，维护封建主义的专制制度和伦理纲常。儒学本身的落后部分，曾经不同程度地侵袭革新力量和革命队伍，产生了不良的后果。从这一方面看，儒学在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中，又起过消极和阻碍的作用。

反对变革的思想武器 儒学本是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有其保守性的一面。顽固派、守旧派正是利用了儒学中的这一部分思想观点，维护现状，反对变革。①在严夷夏之辨的借口下反对学习西方乃至号召剿灭异端。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就曾经为当时一些著名人士视做与儒家的根本信念不符而被坚决反对。当清廷决定建立以学习西方语文等为宗旨的同文馆时，理学大师倭仁等人也曾坚决反对。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军席卷大江上下之际，曾国藩出师与之决战的宣言，曾指责太平天国“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讨粤匪檄》)，从而把清廷与农民起义军之战说成是保卫儒学的圣战。②以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信念反对社会的变革。在近代中国，变革原有的宗法性的社会关系及与之相适应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等等是历史前进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但在19世纪，即使是赞成变革的人士也大都肯定中国固有的礼义教化远胜西方而不能变动，从而阻碍着这些领域的变革。他们所谓不能变动的道或礼义教化，主要就是儒家所倡导的君臣父子夫妇关系和三纲五常等伦理道德。③提倡尊孔读经以维持现存秩序。在近代中国每一次急剧的变革后，一些政治和文化领袖往往都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极力提倡儒学。辛亥革命后，袁世凯致力于尊孔，康有为等人则建立孔教会。1927年后，国民党也努力提倡尊孔读经，推行以儒学为指导思想的“新生活运动”。这些活动都是旨在利用儒学维护现有社会秩序的特性，巩固他们的统治，稳定当时的局势。

腐蚀革命力量的消极因素 近代推动社会变革的人们，一般都受过以儒学经典为基本教材的传统思想文化教育；即使是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社会下层群众，也生活在传统思想文化的氛围之中。因此，他们不同程度地受到儒学消极因素的侵袭，给变革事业造成了有害的影响。①已经意识形态化的儒学使太平天国迅速走上封建化的道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虽然吸收了来自西方的基督教的思想，但从其组织结构到行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仍受儒学的支配。在洪秀全看来，“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婶错无哥错，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主错”。妇女“起眼看丈夫”，“硬颈不听教”，“面情不欢喜”，都“该打”(《洪秀全集·天父诗》)。太平天国中后期受到儒学三纲思想的严重侵蚀，其政权结构形同封建王朝，日益脱离人民群众，成为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②推动一些革命领袖走上“开明专制”的错误道路。例如，孙中山在1913年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的时候，竟要求党员宣誓：“愿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孙中山年谱长编》)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总章》也规定：“总理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有最后决定之权。”(《孙中山全集》)从思想渊源看，所以出现这样的明显违反民主主义的现象，一是孙中山及其追随者宣扬儒家的道统论，把孙中山说成是继承文、武、周公、孔、孟道统的特殊人物，二是混淆儒家民本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界限，自命代表民众利益便可为民作主。③儒学所维护的宗法关系和宗法思想影响近代中国的一些政党包括其中的革命政党，也对这些组织内部的团结和民主制度带来负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