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

胡适撰。原题《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发表于1919年至1921年《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5、7、9期。后收入1921年12月上海亚东图书馆《胡适文存》一集卷二，又收入1927年群学社出版《国学讨论集》二集。全文8章，据作者自述：第一至六章作于1919年8月，第七章作于192()年春间，第八章作于1921年11月，“相隔日久，中间定有不贯串之处。将来有暇时，当细细修正”，可见作者对本文相当重视。第一章，作者简述科学方法在欧洲兴起和形成的过程。谓终于将演绎与归纳统一起来，这是由于高谈方法的哲学家和发明方法的科学家终于紧密结合的结果。第二章指出中国哲学在宋代复兴之初，宋儒即以“格物”做方法论，即物穷理乃归纳法，然因科学工具不够，无科学应用，又不求实用，故无有科学的成绩。而且，“不役其知”的格物是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亦不用实验的证明，故无有科学的发明。第三章进一步剖析程朱与陆王在方法论方面的异同得失，并做出结论谓程朱的“格物”乃是被动的归纳法，陆王以良知做标准来解脱“传注”的束缚，此是中国学术史的一大转机。“解放后的思想，重新又采取程朱的归纳精神，重新经过一番‘朴学’的训练，于是有清代学者的科学方法出现，这又是中国学术史的一大转机。”第四章，认为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精神，它有文字学、训诂学、校勘学、考订学，其坚决摈弃宋儒以主观见解来篡改、曲解古书古文的弊病，主张研究古书需有物观的证据，把假设和举例证结合起来，“故他们的方法是归纳和演绎同时并用的科学方法”。第五章，专门举钱大昕考定古今音变迁的成果，以证其研究文字学、音韻学所表现的科学精神。自顾炎武至章炳麟，莫不如此。第六章，全章专举训诂学的例证。谓：“清代讲训诂的方法，到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两人，方才完备。二王以后，俞樾、孙诒让一班人都跳不出他们两人的范围。”第七章，再举清代校勘学作例。指出校勘学的方法可分根据和评判两方面，而清代校勘学不是头绪纷繁，而是真有条理的科学。第八章，最后做出归结，也是作者颇具影响的一段名言，即：“他们用的方法，总括起来，只是两点：①大胆的假设，②小心的求证。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如果一个假设是站在很充分的理由上面的，即使没有旁证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假设。但他终究只是一个假设，不能成为真理。后来有了充分的旁证，这个假设便升上去变成一个真理了。”这段名言是作者以实验主义立场来解释朴学家的方法，即肯定清代朴学方法“实事求是”、“无证不信”的精神，又指出其不能应用实验手段的弱点。同时反映作者认为清代学者治学都是“大胆的假设”，这未免是对考据学派的曲解；又忽视“求证”方法中的数学论证和逻辑推理，有明显的片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