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东原的哲学》

胡适著。原载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925年12月第2卷1期。192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1968年台湾商务印书馆二版重印，又收入1966年6月25日台北文星书店出版《胡适选集》述学分册。是书第一部分为“引论”，指出近世哲学的遗风起于北宋，盛于南宋，中兴于明代中叶，至清则忽然消歇。因自顾炎武以下，学术转向，哲学衰微，其表现是以颜元、李塨为代表掀起“反玄学”的革命。一是攻击那谈心说性的玄学之趋势，一是攻击那先天象数的玄学之趋势，以致造成人们极端轻视宋明理学的破坏作用。其建设方面的趋势，一面注重实用，一面注重经学，用实用来补救空疏，用经学来代替理学。故“从颜李产生一种新哲学的基础，从顾以下经学产生一种做学问方法，戴东原的哲学便是这两方面的结婚的产儿”(《戴东原的哲学·引言》)。因颜元的主张“是种很彻底的实用主义”，强调“正德、利用、厚生”，亦为当时政治空气所不容，但其功绩是巨大的。第二部分为“戴东原的哲学”。认为，戴震最特异之处在于认清了考据名物训诂并非最后目的，只是一种“明道”的方法，故其不甘心于考据，实为哲学家。其提出“空所依傍”，表明其唯求其是。书中对戴震的“天道即气化流行”、“气化生生不已”、“气化的流行与生生是有条理的”等哲学命题做了高度的肯定。提出戴氏在哲学上的最大贡献就是他的“理论”。胡适在书中说道：“理是事物的条理分理。颜李还不曾充分了解这个纪义，到了戴手里方才成为破坏理学的武器，又成为新哲学的基础。”胡还将戴震与边沁、弥尔的乐利主义相比拟，以为其目心在于“要谋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故对宋儒排斥人欲、“以理杀人”等做了无情的批判，但又把此批判归结为所谓“科学的人生观”。第三部分为“戴学的反响”。认定戴的后学，继承戴的经学、音韻学、古制学等有之，“传其哲学者竟没有人”。对洪榜、程晋芳、段玉裁、章学诚、翁方纲、姚鼐、凌廷堪、焦循、阮元、方东树等人与戴的学术渊源和思想论点做了评述。书末的“附录”有：《原善》、《孟子字义疏证》、《彭绍升与戴东原书》、《戴东原答彭绍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