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与文化》

钱穆的著作。系作者1959年秋在台湾国防研究院上课的讲义和讲演词的汇集。所论集中为两个问题：“中华民族之成长与发展”和“中国历史演进与文化传统”。作者通俗简明地论述了传统文化的本质及其特征。认为，一个国家的基础建立在其民族与其传统文化上。文化是人类集体生活之总称，文化的主体即民族。中国古人的民族观与文化观有密切关联，其民族观不以血统而以文化作标准，只要是同文化，便成为同民族。古人的文化观，以人文为体，以化成天下为用。作者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在于它主要是由人与人之道而形成的。中国社会是四民(士农工商)社会，士为四民之首。士的变动可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变动。根据这一变动，作者把中国社会分为游士、郎吏、门第、科举等若干阶段。中国历史的指导精神寄托在士的一流品；一部中国历史是由儒家精神——由周公旦、孔子、孟子培育的传统维持下来的。中国文化以人文精神为主要之中心。它与西方人文主义不同，具有代替宗教功用的特性。这是因为中国人特别重视道德观念。“中国人之道德观念，内本于心性，而外归极之于天。孟子尽心知性、尽性知天之教，实得孔学真传。……孟子主张人性善，此乃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中，唯一至要之信仰。只有信仰人性有善，人性可向善，人性必向善，始有人道可言。”(《民族与文化》)钱穆认为，自尽己性以止于至善，乃中国人之最高道德信仰；与人为善，为善最乐，众善奉行，乃中国人之普遍宗教；由于人生至善而达至于宇宙至善，而天人合一，亦只合一在此善字上；中国人把一切人道中心建立在一善字上，又把天道建立在人道上。中国人的哲学，实则只是一套人生实践之过程；中国文化精神，只是一种人文主义的道德精神；其终极理想，则是天人合一之境界。本书有1960年台北联合书局版和1962年香港新亚书院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