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理学》

冯友兰的主要代表作。抗战前夕，作者已有了“新理学”思想的萌芽。1937年7月，抗战爆发，作者随清华大学南渡，先迁长沙，后住南岳。本书即1937年与1938年之交写于南岳。稿成之后，作者随校赴滇。到蒙自后，作者增写一章并修改多章，石印200部分送同好。到昆明后又在石印本基础上修正，遂于1939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本书曾被重庆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学术评议会授予学术一等奖，并被列入“大学丛书”。

在颠沛流离之际，由于民族兴亡和历史变迁的启示和激发，作者连续著书6种。因企盼民族复兴、贞下起元，被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或“贞元六书”。本书即是其中的第一部。此6种书构成了作者的哲学思想体系。本书则是这一体系的一个总纲。全书除绪论外，共分10章，依次为：理、太极，气、两仪、四象，道、天道，性、心，道德、人道，势、历史，义理，艺术，鬼神，圣人。文中讲到自然与超自然、社会历史、成就个人道德等多方面的问题。但本书主要是一部哲学著作，意不在于讲具体问题，而是讲极其抽象、玄虚的形而上的问题。作者力图以西方罗素等人的逻辑哲学和新实在论来改造中国传统哲学，以明晰的概念、周密的理论和哲学的逻辑特性，为中华民族的哲学，特别是从孔孟到程朱的儒学，重建“新统”。本书是以知识论和逻辑分析方法来讲述哲学本体论。作者首先分析了实际事物、“实际”和“真际”。“真际”是人的思维从“实际”中用抽象的方法分析出来的。人们由分析实际底事物而知“实际”，由知“实际”而知“真际”。但“实际”和“真际”毕竟是两个世界。“真际”比“实际”更为根本，更为广阔。“真际”虽“有”而不“在”时空之中，它根本没有“在”的问题；“实际”则“有”而又“在”时空之中。“真际”与“实际”的区别，即程朱所谓“形而上”与“形而下”、“理”与“器”的区别。作者批评程朱之“理”、“气”仍不够抽象，指出“理”应该是毫无沾滞的抽象“形式”，“气”也不是具体的东西，而是不可言说的“质料”，是理借以实现的物质基础。本书讨论的中心即是共相与殊相的关系问题。作者的立场显然是以共相为本，强调理在气先，理在事上。作者晚年修正了这一立场，主张用具体的共相说统一两个世界。同时认为，“真际”和“实际”的分别还是有的，也还是可以说的。就存在说，“真际”就存在于“实际”之中，不在其先，不在其外。就“真际”说，无所谓理在事中。作者所讨论的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的问题，的确是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作者利用西学，把从公孙龙子到程朱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加以重释，而且以“接着讲”而不是“照着讲”的态度抒发己见，对中国哲学是一大贡献。尽管本书的结论不一定正确，但作者毕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和重要的思路。

作者分疏了科学与哲学，认为哲学，其形上学只讲形上的真际，科学只讲形下的实际。它们之间的根本不同是种类的不同。本书指出，哲学乃自纯思的观点，对于经验做理智底分析、总括及解释，而又以名言说出之者。作者在《新知言》中进而指出：“哲学是对于人生底，有系统底，反思底，思想。”作者一贯认为，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人类精神的反思，所得到的哲学，是本然的哲学。人类精神的反思，是通过个人进行的，个人所得到的哲学，是实然的哲学。实然的哲学系统是多，本然的哲学系统是一。就作者这一实然的哲学系统而论，其肯定的最哲学的哲学是本体论或形上学的哲学，而哲学形上学最高的问题，则是共相与殊相的问题。“新理学”系统是人学的形上学系统，为宋明理学的现代化打下了一个基础。本书以普遍共相之“理”作为宇宙人生的本体、人们道德实践的根源根据和社会历史发展的评价标准，其理论思维的贡献和局限，曾广为人们评说。本书出版之后，张申府、张君劢等非常推崇，马克思主义学者胡绳、杜国庠、陈家康等做过批判，洪谦、朱光潜、贺麟、梁漱溟等亦从不同角度做过评析。50年代作者因自己的思想体系受到大批判，作者也做过自我批评。80年代学术界和著者个人对本书的评价渐趋公允。本书现收入《三松堂全集》第4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