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仇可否之争

中国古代社会中关于法律是否允许复仇的争论。这一争论的最终结果是对复仇在法律上采取一定的限制，不完全禁止。先秦儒家对复仇基本持赞成态度。儒家主张礼治，以孝治国。因为复仇符合礼治所提倡的亲亲、尊尊原则，所以儒家不仅主张法律给予复仇者以特殊的赦免，而且认为对复仇的孝行、义行应给予旌表。法家主张治国“一断于法”，对任何违法言行都不宽贷。所以严禁私斗，对复仇者主张严惩。正统法律思想确立后，礼法开始融合。民间对复仇一般持肯定态度；统治者则对复仇时禁时弛。三国时，魏文帝为稳定社会秩序，明令“敢有私复仇者，皆族之”。但魏明帝时则规定被害者子弟只要在官府备案，就可以追杀仇人，为亲复仇。唐朝陈子昂认为对复仇者应先“正之国法，置之以刑”，杀人者死，对复仇者亦不例外。然后“旌其闾墓，嘉其徽烈”，表彰复仇者的孝义之行。柳宗元作《驳复仇议》对这种主张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柳宗元认为礼与法用途虽异，但目的相同。因此旌表与诛罚不可并施。对复仇之举，先行诛罚之刑，后又行旌表之礼，会扰乱人们的是非观念：诛杀应旌表的人是“黩刑”，旌表被诛杀的人则是“坏礼”。黩刑坏礼，则会使天下大乱。他反对将礼与法对立起来，而主张区别对待不同的复仇。对确有冤情而被害者，允许其亲属复仇。对确有其罪，死于国法者，亲属不得复仇。明代的丘睿进一步完善了柳宗元的方法。他认为：父兄若被人故杀，被害者报官而官不理，允许被害者亲属为被害者复仇，失职官吏免职。不报官而擅杀，杀之有理者，可免复仇者死罪，处流刑。这种有限制的复仇调和了礼与法的矛盾，一定程度上做到了礼、律两不相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