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报告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中国文书大典下卷》第2344页（6859字）

【简介】：

外事调查报告是在正确思想指导下，为了解决外事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掌握客观规律，通过调查研究，获得对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的认识而写成的一种书面文字材料，它是外事常用公文的一种。

外事调查报告一般由标题、正文、落款组成。

(一)标题 调查报告的标题，大体上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公文标题法，一种是由正副两个标题组成。

(二)正文 一般由前言、主体和结语组成。前言有两种写法，一是用于机关内部的调查报告的前言，一种是报刊上发表的调查报告的前言。主体的结构形式有三种，主要是写调查研究的成果，应写得充实、具体。结语一般是概括性小结，或提出希望，展示末来，或把不宜写入主体部分的重大问题，作一交待。

(三)落款 即注明调查报告的作者和时间，时间为调查报告形成的时间，作者可以写在标题之下，也可以写在落款处，时间一般写在落款处。

【范例】：

日本的“会”

曲力民

“会”，作为某种社会组织形式，在日本居然有那样大的魅力，几乎使所有成年人，都不同程度地与之发生了联系。

现在，日本最大的“会”，大概莫过于“创价学会”了。它作为一个具有宗教色彩的组织，使近十分之一的日本人，拜倒在它的脚下，成了“日莲大圣”的善男信女。它有自己培养人才的高等学府——“创价大学”，有自己发行全国的报纸——《圣教新闻》，组织系统严密，俨然以独立王国自居。然而，这样一个“神圣”组织，在大选时节却一片繁忙，成了公明党竞选的积极支持者。

在日本，“会”大量出现于一百多年以前。一八六八年三月，明治天皇颁布了“五条誓文”，它作为明治维新的改革纲领，在第一条，提出了“广兴会议，万事决于公论”。之后，随着自由权运动的开展，各种政社集团日趋活跃。它们往往以“会”的形式开展活动。“政友会”、“宪政会”等曾一度登上了战前政党政治的最高峰。

二次大战时期，军部为了实现“举国一致”，大力推行“新党——新体制”运动，把很多“会”纳入到当时最大的政党——“大政翼赞会”中，“会”的活动受到压抑，数量减少。

战后，在美军的占领下，日本实行了“民主改革”，保障公民“结社自由”。“会”又以最广泛的结社形式，迅速地发展起来。

这些组织背景复杂，名目繁多，会员不定。少到几人，多者达千万人，在日本社会形成了庞大而又错综复杂的网络，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对外交流等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日本的“会”，大体有以下几种：

一、政治团体。在政界，为了拉选票、募集政治资金，几乎所有的政界人物，都组织了自已的“后援会”。在七百多名国会议员的背后，活动着八百多个“会”。各大党的外围，也都有着“会”的影子。

自民党，是经由前“政友会”演变而来。该党的决策机关是“政调会”。党的方针政策，首先由该会研究通过后才送交党代表大会审议。党内各派系，更利用来相互倾轧，争权夺利。“千代田经济恳谈会”、“政策恳谈会”、“近代政治研究会”分别是福田派、三木派、中曾根派的个人政治工具。去年，众议院选举，被审判决有罪的田中，在“越山会”九万名会员的支持下，一举击败对手，以惊人票数再次当选，继续保持其在自民党中的特殊地位。

二、经济团体。一些大的垄断资本，为在激烈的竞争中，缓和彼此之间的矛盾，交换情报，协调关系，组成了行业、跨行业的“会”。更多的中小企业，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不至于在竞争中被吞食掉，又以“会”的形式，加强联系，一致对外。“劳动组合”亦常以“会”的形式开展经济斗争，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三、叙旧团体。日本战败后，一些从国外回来的“归国者”们流离失所，无依无靠，生活极其困难。他们有的怀念过去，怀念在国外死去的亲人，也有的对过去感到内疚，想做一些弥补良心的事情。共同的经历和遭遇，把曾在一起当兵、学习、工作过或在同一地方居住过的人们联系起来，结成了以地名、校名、行业命名的“满铁会”、“奉天会”、“同窗会”等。会员们相互资助、解决彼此生活上的问题，经常集会，忆往论今，组团重游旧地，慰灵、寻找孤儿。它是来我省“会”中最多的“会”，也是平均年龄较大的“会”。

四、研究团体。这类“会”虽然数量不多，但大多是日本各界的思想库，在各部门中举足轻重。有的研究结果，甚至成为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研究会”会员村上薰，曾为中曾根起草了《日本的防卫设想》。后来，该设想成了中曾根首相防卫理论的组成部分。

五、交流窗口。一些“会”旨在加强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它们经常向国外派遣代表团、专家、技术人员，接纳外国的留学生、进修生并同外国交换资料等。

这些“会”有的向政府有关机关登记，具有法人资格，有会章会则、常设的办事机构，在各地设有支部。它们定期不定期地召开会议，进行各种活动。为了吸引会员，还设立了会员廉价商店等许多福利设施，提供优惠待遇。

但也有很多，没有规章，没有会则，有的没有会长，只有召集人。结成随便，势同拼合，对会员没有约束力。笔者曾接待过某日本青年代表团。该团在游览余兴之下，结成了“八三年昂会”，居然把倡议者选为候补会长。

来访苏联人的兴趣所在

中苏民间交往正逐渐增多，研究一下苏联人如何看中国，他们对中国什么问题感兴趣，这是值得对外宣传工作者注意研究的一个课题。

在中苏两国民间交往中断了二十多年之后，自1982年以来已逐渐恢复，在此期间，来中国访问的苏联各专业代表团和旅游团有二十多批，两国的贸易和文化联系也有了发展。

大概是由于长期的隔膜和苏联片面宣传的影响，苏联人对中国的真实情况不甚了解。我们通过采访的机会，有意识地观察他们的兴趣和倾向，产生的印象是：与其他外国人相比，除了纯属专业性问题外，苏联人更注意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观察、了解情况和提出问题。他们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在基层访问了解我国政治经济情况和社会动态。从不久前苏中友协副主席别尔诺夫一行在中苏友好公社的访问，可以看出他们观察问题的这一特点。

北京石景山人民公社自去秋恢复“中苏友好公社”的名称以后，已成为苏联人来京访问必到之地。该公社自1978年开始实行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以来，生产有了很大发展。社员生活也有了很大改善。去年每人年平均收入为522元，比1982年增加16．5%，去年公社总收入达5200多万元，比1982年增加20．3%。目前公社有13个大队，13个社办企业，19个队办企业。公社以种蔬菜为主，发展全面经营。苏联人对公社的发展颇感兴趣，并表示赞赏。然而，他们并不满足于了解一般情况，而是有目的地提出一些问题，总的看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着意了解在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个人同集体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有什么变化

从这一角度出发，他们提出了以下问题：

(1)公社实行生产责任制的具体政策和办法，个人承包多少，公社如何处理国家占用土地的问题，农民的收入用什么支付，“先富起来的人”是什么概念。

(2)农村自留地比例占多少，农民在自留地上种的产品是否可以放在农贸市场出卖。

(3)公社的收入、分配和扩大再分配的比例如何，国家对公社有何支援。

(4)社员住房问题如何解决，每人住房面积有多少平方米，盖一座房要用多少钱，建筑材料从哪里来，公社是否给农民资助。

(5)公社有多少专业户，他们同集体是什么关系。

二、着意了解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在党团组织中引起什么影响

苏联人无论是参观工厂或农村，都十分关心党团组织的情况，他们特别注意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入党的人数有多少，各地党团人数的比例占多少，在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党组织如何活动，党组织机构有什么变化，农村中属于“先富起来的人”占多少比例，其中有多少是党员等。

三、着意了解中苏关系的动向和群众对中苏关系的态度

苏联人多次向对外友协负责人了解各地中苏友协恢复的情况，领导机构是否已建立，中苏友好公社是否有中苏友协的基层组织等。别尔诺夫副主席参观时，曾开门见山地问一位社员：“请你坦率地说，社员是否对苏联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你们是如何向社员介绍苏联的情况的。”有一位苏联妇女还直接用中文问一位社员：“是否有人不愿意我们来。”

给我的第二个印象是，鉴于中苏关系的现状，来访的大多数苏联人都比较谨慎，有些问题并不是直接了当地提出的，而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和学者，对问题的看法似乎都带有一定的倾向性，也流露出一些疑虑。苏联远东研究所副所长、汉学家卡连洛维奇在与中国同志交谈中多次讲到，根据苏联的经验，帝国主义、资本家是不会帮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他还认为我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可能会重新引起阶级分化。因此，对于绝大多数来访的一般苏联人来说，应该主动地向他们介绍我国各方面的政策，而对于来访的苏联专家与学者来说，则更应着重以理论结合实践来解释我们的政策。当然，要改变由于长期的偏见而产生的看法并非易事，但是如果通过同他们的接触有意识地了解他们的兴趣和疑问，有准备地和有针对性地进行解释，无疑将会收到更好的宣传效果。

从这些接触中使我产生的第三个印象是，我们的宣传和接待工作，应着眼于人民的友好。近年来访问中国的苏联人中，有友好组织的领导人，也有各方面的专业人员和劳动英雄，还有一些是五十年代曾在中国工作过的专家、学者，一般来说，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都怀有比较友好的感情。苏联友好组织的领导人也多次表示希望加强两国民间往来。有的还打听：“你们是否仍承认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一位曾在中国工作过的苏联妇女杂志编辑克留奇洛娃，对中苏关系未能正常化表示遗憾。她希望中国同志多订阅《苏联妇女》杂志中文版。这些苏联人在参观访问过程中都受到了热情的接待。接待单位还组织他们到社员家里作客，到居民家里吃饭，使他们有机会接触群众，他们对此都比较满意。因此，在目前情况下，通过民间往来的渠道，使苏联人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实事求是地和更有针对性地向他们宣传我们的政策，不仅有助于促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也是我们对外宣传和接待工作的基本渠道。

泰国经济崛起的奥秘

周倜 陈权

泰国从1961年到1986年，国民生产总值由23．12亿美元增加到43073亿美元，翻了4番多；人均收入由82．43美元增加到795美元，增长了8．6倍。一些经济学者预言：泰国将继“亚洲四小龙”之后，成为第五条小龙。10月中旬，我们来到曼谷，调查了中华总商会、泰国商会、泰国研究会及一些经济学家和实业家以求揭开泰国经济崛起的奥秘。

“农业工业化的经济目标”

在泰国研究会，我们采访了经济学家张仲木先生。他说，70年代初，泰国政府仿效“亚洲四小龙”，重点发展出口工业，大量引进外资和技术，结果导致内外债急速膨胀。泰国政府在80年代初制定了“农业工业化”的经济发展计划，立足本国资源，合理引进外资，走“农产品资源深加工立国”的道路，发挥劳动力低廉的优势。对计划引进的外资，通过优惠政策使其投向食品工业，对初级农、水、畜产品进行深加工，以提高出口的创汇价值。

泰国政府在吸收外资过程中，对外商投资的某些工业在税收上制定了一系列特别的鼓励措施，使其投资纳入“农业工业化”的轨道，如重视和优先发展专供外销的工业、采用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工业、可以增加就业的劳动密集型工业等等。投资于这些工业者，可以减免5年至7年的税收。

兴旺的出口贸易是经济发展的杠杆

泰国经济的发展，主要动力来自于出口贸易。仅去年一年，泰国的出口额即达117．5亿美元，被誉为出口黄金年。官方预测，今年的出口总额可望达到150亿美元。大搞出口贸易加速了外向型工业的发展，从而改变了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推动经济全面发展。60年代初，泰国的主要出口商品只有：大米、橡胶、锡矿、木材产品、玉米和麻产品等少量品种。最近几年，工业商品出口获得了迅速扩展。目前出口商品种类已超过15个项目。经济结构的改变，出口商品的多样化，使得各类商品出口比重也发生很大变化。1987年，农业商品出口率只占出口总额的34．1%，而工业产品却占62．4%以上。

泰国发展出口贸易，从商业部对从事出口贸易的人数统计可得到佐证。10年前，泰国经营出口业者(包括出口商品生产者与出口商)仅有数千家，而现在已发展到两万多家，其中被商业部挑选为较具规模的出口业者约500家。

为出口创造良好环境

在泰期间，常听泰国朋友说，去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就像去国内某个城市那么随便。人们可以自由来往于世界上的十几个国家而不必办理签证。从事出口业者可以自由到国外找市场、谈生意，只要认为有利可图，即可申请出口。

为方便出口，政府还注意发挥民间团体的作用，把某些出品权下放给它们。比如我们采访的泰国商会，便是一个拥有审批某些商品出口权的民间团体。该商会秘书长差暖先生对我们说，泰国商会主要成员有泰国总商会、银行商会、实业工会等，有一千多个会员，主要负责农产品的出口审批。商会在审批项目时，收取一定的手续费。如果有国际商务纠纷或税务方面的问题，就在每月的会员例会上提出，由商会协调官方给予解决。同时，商会还经常组织成员出国考察，开展经济外交，开拓新的市场。值得一提的是，像泰国商会这类负责协调民间与官方的利益并拥有一定权力的民间团体，在泰国的许多行业都有，这类团体发挥的作用有许多是官方机构不能替代的。

泰国政府在鼓励经营出口贸易和引进外资中，还提出一个口号：“不与民间争利”，就是说，可以由民间经营的或民间已经经营的，政府不再经营。在泰国鼓励外资法规上明确规定，“保证不将投资事业国有化”、“保证不开创类似的公营企业，避免增加竞争”、“保证政府机构或公营企业不免税进口类似产品”等。

泰国经济的崛起，为世界所瞩目。但是，是否可以说泰国是“新兴工业国”了呢?亚洲的五条小龙是否非泰莫属?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郑明如说，泰国最近两年工业品出口虽然达到出口总额的50%以上，但毕竟时间不长，还不能算是新兴工业国，需要看以后几年情况。对第五条小龙的说法，盘谷银行顾问江白潮先生表示了审慎的态度。他说，从人均国民收入来看，新加坡比泰国高出近6倍，韩国比泰国也高出近3倍，现在称泰国是第五条小龙为时尚早。他还说，中国的珠江三角洲有可能成为第五条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