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前，在母亲的坟前燃起一堆纸钱，恍惚中，许多年淡忘了的往事又涌上心头，似乎有好多话要对母亲说。

母亲出生在苏北灌南百禄大姓王家，上世纪六十年代随父亲去了内蒙古科尔沁草原。在牧场的土坯房里，母亲先后生下我们兄弟三人，三个儿子也让母亲操碎了心。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们身上穿戴的衣裤鞋帽都要母亲手工完成。兄弟间依次相差两岁，大穿新、二穿旧、三穿破邋旧；正三年、反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如此这般，母亲就更忙了，何况三个半大小子个个像个皮猴子，回来不是衣裳刮破了，就是鞋子掉帮了。夜晚，母亲常常在灯下为我们缝补衣衫、修补鞋子。我初一时要到离家12里的图牧吉牧场中学读书，冬天零下三、二十度，西北风像刀子刮在脸上，父亲从被服厂找来几块狗皮边角料，母亲连夜给我做了顶狗皮帽，尽管戴在头上像个“猪八戒”帽，但它还是温暖着我度过了两个滴水成冰的寒冬。

兄弟们像雨后的庄稼往上窜，个高了，脚大了，母亲做的鞋供应不上了，常有邻居大娘、婶子送来旧鞋给我们穿。母亲除千恩万谢送走邻居，常会内疚地说：“你们中间要有个姑娘多好，也能搭把手。”

终于，父亲开始搭把手了。那年初冬，父亲找来拨楞锤（东北方言，牛拐骨制作的，家庭手工鞋用的麻线是用拨楞锤打制的），开始打麻线。夜晚，从没拿过针线的父亲跟着母亲一字一板学着纳鞋底，父亲劲大，麻线拉的紧，线脚又密又深又整齐。母亲看了高兴得赞不绝口，夸父亲纳的鞋底结实、好看。就这样，父亲纳鞋底，母亲上鞋帮，常常忙到深夜。春节时全家人都穿上了新棉鞋，还给每人备好了一双来年夏天穿的单鞋。

穿着父亲纳的千层底、母亲做的土布鞋，我们兄弟走过了那个艰苦的岁月。

1979年的春天，我们告别了科尔沁草原举家南迁，回到了父亲阔别多年的老家周下庄——苏北水乡一个四面环水的村庄。见到了祖上留下的几间老房子，还有那从没有见过面的奶奶。三个孙子一起来到奶奶的房前，孤身居住的奶奶早已是泪花满面。

喜欢孙子的奶奶和母亲的“矛盾”也就从这一刻开始了。

老屋墙角两笆斗里装着的是碎木材吗？奶奶告诉我们，那是山芋干，家中的主要口粮之一；桌上的炒菜怎么会有虫孔？奶奶说这是南方的荷藕。麦子连皮加工，面粉做成的大饼子叫全白面饼，奶奶常把这种饼子藏起来，说是要留给在田里劳动苦工分的父母亲吃。吃饭时，母亲总是把仅有的几块饼分给了我们兄弟吃。早上山芋粥，晚上南瓜汤，比起草原上，苏北老家的生活更苦。这时候，我们兄弟几个开始怀念草原上的生活了。饭桌上，老二说；“天天山芋干粥难吃死了，北边一个月还供应两回牛羊肉。”老三说：“全白面饼又粗又黑，哪有东北的六零面好吃。”奶奶听了生气了：“好好念书，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母亲做饭时总是多加一把粮食，多加一碗水，害怕孩子吃不饱饿着，吃饭时自己从不上桌一起吃，忙前忙后等一家人吃完了自己才吃，说娘家就有这规矩，媳妇不上桌吃饭的。尽管这样，奶奶还是人前人后说母亲不会过日子：“顿省一口，月省一斗，”奶奶常这样说。

一连几个月没沾腥，父亲从村东头河罾上买回一条6、7斤重的青鱼，母亲做主一顿煮了这条大鱼给我们解馋。奶奶看了又生气了：“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一世穷。”很快，母亲不会过日子的闲话在村里传开了。

端午节时包粽子，奶奶包的粽子小巧玲珑，母亲包的粽子又大又丑，奶奶又唠叨开了：“家庭妇女，粽子都不会包……”厨房飘来粽子的香味是那样的诱人，我拦下了两个朝厨房跑去的弟弟：“今天都不许吃粽子，会包粽子有什么了不起，草原上不包粽子不也过来了吗？”

吃饭时，奶奶端来粽子让我们吃，兄弟三人咽着口水异口同声地说：“不欢吃粽子”。老二还调皮地说，饭锅里放几片芦苇叶，不就一样吃到粽子味道了吗？方便又省事，父亲狠狠瞪了他一眼：“饭堵不住嘴。”

当天，奶奶拎着小包袱，挪着一双小脚去了老姑家。捍卫母亲的尊严，我们胜利了。

八十年代初期流行用钩针织花纹假领子，白色的，缝在中山装领子内，既好看又保洁卫生，我羡慕也希望有一条这样的假领子，无奈母亲不会钩织，我们又没有姐妹。一天，村上有个姑娘给我钩了一条送来，母亲感到吃惊，我怕她多想，就说，我还读书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母亲这才放心。

我工作后第一次带对象回来，母亲高兴地拉着姑娘的手左看右看，问她可会做鞋？可会包粽子？我笑着接过话茬说，现在都买鞋穿了，粽子店里也有得卖的。

1988年春天，我结婚时，新房里贴满了奶奶亲手剪的双喜、龙凤，母亲赞不绝口。奶奶一辈子要强，发脾气也是要有底气的，这底气就是本事，我好像长大了许多。

结婚第二天，老家的三间新瓦房开始动工了，我带着新婚媳妇回家帮忙。在准备开工的酒席时，奶奶和两个姑姑在一起又说道母亲，慢手慢脚、连酒席上的小碟子都不会摆。我一听就不高兴了，结过婚就是成年人了，我要说道几句了，我对奶奶和两个姑姑说，妈妈再不能，她有三个儿子了，这是她骄傲的本钱，奶奶和姑姑到树下歇歇去吧，不用操心了。

我叫过妻子和老二的未婚妻，叫她们摆放酒席。在场帮忙盖房的不是亲戚就是邻居，平时知道奶奶的要强，见我站出来说话，都偷着笑了。奶奶和两个姑姑下不来台，哭着去找父亲。父亲给奶奶陪着笑脸，转过来气势汹汹地骂我，拎起板凳向我砸来。好汉不吃眼前亏，我飞也似的跑开了。中午，两个弟弟给我端来饭菜，他们说，早就看不惯了，再说老妈不好，我们也不让。

维护老妈的尊严，新婚第二天就挨打，我在村上出了名。打这以后，奶奶和两个姑姑再也不说母亲的不是了。后来我还是感到过分了，奶奶和两个姑姑都要强，希望我们家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我40岁生日时，75岁的母亲走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安顿好母亲的后事，父亲拿出一双千层底布鞋，说是母亲留给我的，我的眼泪又一次夺眶而出，直到这时，我才感到，这些年，我回报母亲的太少太少。母亲走后，留下了我们给她买的两箱新衣服和新鞋袜，老人都没舍得穿，后来，父亲将其分几批烧给了她。

跪在母亲的坟前，我還能说什么了，现在您的三个儿子、三个孙子都有了自己的“黄金屋”和自己的“颜如玉”。不用手工做鞋、不用自己包粽子，吃的用的商场、店里都能买到。这下你该放心了吧，亲爱的妈妈，您安息吧！

离开母亲的坟地，我捧着纸钱和祭品向不远处奶奶的坟前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