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妈结婚时两家都很困难，婚宴只有一桌，嫁妆就一对耳环，我妈喝多还弄丢了一只。婚后两年，家里仍然没钱。有一天，我爸发现墙上的老苏联挂钟上有层质地极好的包银，便突发奇想，撬下来熔成块，再亲手敲打成一对耳环。

他是一个没情趣的人。改革开放下海赚到钱的那几年，他都是将钱直接给我妈，就是没亲自给我妈买过东西。他说自己没审美眼光，不懂什么叫好看。他打的那对耳环，就是两个大圆圈，像西游记里女儿国国王戴的。我妈也没换过，戴了整整20年。20年里，他让全家从平房搬上老楼房，几年后又搬进新一点、大一点的三居室。

那是个老楼的套间，37平方米。我住了7年，童年快乐的时光都安放在那里了。套间在6楼，夏天的晚上我往往玩得很晚，回家已经天黑。我特别怕黑，当年老楼还没装声控灯，上楼之前，我会先朝6楼的窗户大喊两声“妈”，见我妈探出头来摆手，我才冲进黑漆漆的楼道，一进去就能听到邈远的回音：

“到几楼啦？”

“2楼！”

“现在到几楼啦？”

“4楼！”

4楼上5楼的转弯处，台阶上已可见光。

那几年的晚上，我爸常在外应酬，半夜才回来，关门声很轻。又过了几年，我们搬进了大一点的房子，他的关门声彻底没了，人去了南方闯荡，后又出国，再回到家已是两年后。

他回家那天，除了我妈，没人知道他被朋友骗光了钱。我只记得出租车停到家门口，我跟我妈下楼迎接，我爸一把抱住了我妈。多年后，目睹过这一幕的我才幡然醒悟，那绝非那个男人的常态，他本是跟浪漫绝缘的人。

我妈只说了一句：“还能找到家就好。”

他成长的环境是：自幼混社会，狐朋狗友，烟酒不离身，光身上的疤就上百处。后来他跟俗世的很多男人一样，犯了世俗的错误。但这个家并未因此崩溃，我妈将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我身上，一切平静地过渡了。只是房子没有再变得更大，我妈的耳环也一直没换过。

大学离家远，我爸一次给我整年的生活费让我自由支配，我便买得起施华洛世奇。

转眼大三，奥运会结束后的那年冬天，他被查出癌症晚期，只剩两个月。

我办了休学，回家专心地陪他走完最后的日子。

头一个月，我们昼夜不停地说话，多过之前20年的总和。最后1个月，他没有气力说话了，时睡时醒，身体再也无法自由行动。最后半个月，他对我说：“我要回家。这里的墙太白了，我不喜欢。”

他在家过了最后一个年。那年春晚小沈阳首秀，说“这个真没有”那句时，他卧在床上笑了3声。大年初三，他陷入昏迷，经常无意识地呼喊，都是阴一半阳一半的话。他嚷得频率最高的一句是：“放我回家。”大年初五，他安静了半日，到晚上平静地走了。我一直在他身边。

送葬在外地，一处佛教信众的私人道场。3天里过程很曲折，万事由我妈20年的老友、一位虔诚的居士妥当安排，我跟我妈都信任她。除我们3人外，其他在场者是素昧平生的300位居士，他们齐声诵经，场面壮观祥和。

火化前，我问：“为什么他总嚷着要回家？”

居士：“想家。”

我：“他以后还能回家吗？”

居士：“只要他想。”

我：“以后再搬家，他不会迷路吗？”

居士：“留一件熟悉的东西给他，他就能找到。”

我妈从始至终静静的。她摘下耳朵上的那对大圆圈，交到我手上。

我把两只耳环放进他的两只手掌，攥紧。一个人推他进了火化间，谁都没看到我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