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著名的文明古国，有人类文明就有狩猎、战争、搏击、表演，这些都与武术有密切关系，中国武术肯定源远流长。中国先秦是一个“侠以武犯禁”的时代，从韩非子《五蠹》中可见一斑。迄至汉代，社会上仍有一个身份明显的“游侠”群体存在，《史记》中有《游侠列传》记之。作为“五蠹”之一的“侠”实际上是列国诸侯、贵族所养的门客，是效力于个人的武士集团。而司马迁笔下的汉代“游侠”则本是些布衣之徒，他们以个人之力，除暴安良，主持正义。可以说，由于存在“侠”这样一个以武装保卫、复仇、刺杀、私斗等为职业，崇尚个人勇力的社会阶层，在先秦乃至汉代，中国武术的实战技击水平应不低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

　　游侠群体销声匿迹

　　从世界历史上来看，武士阶层一般都是在封建贵族体制下，政治权力分散化的产物。如西方骑士阶层兴于欧洲中世纪“国王”与各“领主”共治的政治社会架构下，日本的武士阶层兴于10-19世纪“幕府”与各“大名”共治的政治格局中。政治权力分散，国家的武装力量也趋于分散，以小规模的武士集团为主。这样的体制之下，诸侯武力争斗频繁，但战斗规模也较小，武士个人的武勇非常重要。

　　而在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体制下，国家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皇权自上到下，一以贯之。民间的武装力量必须被铲除，才不会对独尊的皇权形成威胁。武装力量集中为只听命于最高统治者的大规模军队，同时，国家推行重文抑武的基本社会政策。由于整个国家只有一个独大的皇家武装集团，所以一般不会发生战争。一旦爆发战争，基本上都是针对外敌入侵或改朝换代的大规模战争。中国从秦、汉开始，封建贵族体制退出历史舞台，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体制被建立并逐渐成熟起来。到汉以后，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武士集团、游侠群体就被完全剪除，销声匿迹了。

　　在中世纪的欧洲与日本，武士阶层是封建贵族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武士之间的比武格斗、甚至决斗得到官方支持，成为一种制度，这自然是他们达到高水平的武术技击能力的保证。欧洲骑士制度一直到近代才终结，西方人的尚武、决斗之风也一直延续了下来。比如著名的法国数学家伽罗瓦就死于决斗，普希金也死于决斗，著名的联邦党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则死于同其政敌、美国副总统阿龙伯尔的决斗。日本的武士制度也一直持续到明治维新才终结，日本成为东方世界最尚武的民族，发展出所谓“武士道”。当今世界最顶尖的两大综合搏击赛会UFC和K-1分别在美国和日本也并不是偶然的。而在中国近两千年的历史上，重文抑武是基本国策，现实生活中缺乏一个实实在在的武士阶层，缺乏制度性的格斗赛会的历练、经验，中国的武术实战能力可想而知。

　　战争与武术距离遥远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武士制度，但战争之频繁、规模之宏大、程度之惨烈却是无与伦比的。战争与武术自然关系紧密，战争能否为中国古代造就大批武林高手呢?

　　实际上，大队人马的阵地战与武士对打是有很大区别的，明代著名的军事家戚继光对这一点有非常经典的看法。大队人马作战强调的是各种兵器、各兵种的专业分工，整体配合，而不是单兵的个人武勇。在《纪效新书》中戚继光讲得很透彻：“开大阵，对大敌”不同于“场中较艺，擒捕小贼”，“堂堂之阵，千百人列队而前，勇者不得先，怯者不得后;丛枪戳来，丛枪戳去，乱刀砍来，乱杀还他，只是一齐拥进，转手皆难，焉能容得左右动跳?一人回头，大众同疑;一人转移寸步，大众亦要夺心，焉能容得或进或退?”

　　平定倭寇中，戚继光发明了著名的“鸳鸯阵”。鸳鸯阵是一个由12人的步兵班组成的战斗整体。除队长一名、伙夫一名外，其余士兵如下安排：最前面两人持两种不同功能的藤牌主要担任护卫工作，其后两名战士手持一丈三尺的“狼筅”扫击敌人，狼筅手后面是四名长枪手担任主要的刺杀工作，最后面是两个手持“镗钯”的士兵担任警戒、支援等工作。各种兵器分工明确，每人只要精熟自己那一种的操作，有效杀敌关键在于整体配合，令行禁止。倭寇是个人武艺大大高于中国士兵的武士，但“戚家军”却在多年的抗倭战争中，几乎战无不胜，甚至还创造了歼倭上千名、“戚家军”无一伤亡的战例。平定倭寇后，戚继光调任蓟北防守蒙古军队，他又因地制宜，创造出以车兵、骑兵、步兵、铳手、炮手等多兵种协同作战的新的阵法。总之，大队人马作战分工合作的性质与武林高手的培养是有很大距离的。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汉以后，中国的武士、游侠阶层在现实中消失了，但在文艺作品中却获得了新生，并日益“壮大”起来。而且，离开了现实的校验、提醒，侠客们的武功也日渐高强，以至于“出神入化”。

　　中国武侠文艺第一个高峰出现在唐代。唐诗中就多有以“侠”、“剑”入诗之作。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李白《侠客行》：“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区区20个字，传达出来的“武侠”意象却已十分高明：武功精湛，深不可测;行踪飘忽，凡眼难睹…… 这种意象与中国文化艺术“写意不写形”的特点恰相符合。

　　不过，唐朝真正的武侠文艺出现在唐传奇中。唐传奇是中国小说发展的重要阶段，从唐传奇中国小说开始摆脱史家的“实录”传统，进行艺术虚构，小说真正成为作家的自觉创作。唐传奇中的名篇《虬髯客传》、《聂隐娘》、《红线》、《昆仑奴》等豪侠故事开中国武侠文艺之先河。金庸先生就十分推崇《虬髯客传》，认为此文“或者可以说是我国武侠小说的鼻祖”。唐传奇中的武功已是十分高强，如《聂隐娘》中的刺客“空空儿”的武功：“人莫能窥其用，鬼莫得蹑其踪”，他出手只是一招，一击不中，即飘然远去，绝不出第二招，而且“才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可见轻功十分了得。这已远不是先秦刺客所能比。如《史记刺客列传》所记专诸、豫让、荆轲等人，只是处心积虑偷袭刺杀对象，一击之后，不论中或不中，几乎只能束手待毙了。他们若有空空儿百分之一的本领，历史就要改写了。赖文学虚构之赐，中国侠客们的武术水平大大提升了。

　　到晚清，出现了一部真正典型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即《三侠五义》。据台湾学者何洪生先生的研究，《七侠五义》及其续书所创造或大加发挥的元素如点穴、暗器、剑诀、轻功、闷香、夜行衣、各种机关埋伏等等，对后来的武侠小说之内容素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此书可以说是中国武侠小说史上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里程碑。

　　一入民国，随着报刊杂志、出版业的兴起，武侠小说也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涌现出像平江不肖生、赵焕亭、王度庐、还珠楼主等一大批武侠小说名家，武侠小说几乎占了民国小说出版数量的大部分。“还珠楼主”李寿民的《蜀山剑侠传》竟然长达五百万言。这一时期，大批的武术绝技、功法被创造出来。如赵焕亭在其《奇侠精忠传》中首创服食千年灵芝以使功力大增的方法，这一元素在后来的武侠小说中比比皆是。武侠小说逐渐文人化，其受众不再局限于一般市民，欣赏层次较高的知识分子也开始趋之若鹜。这正是近些年来金庸被抬上庙堂的主要原因。

　　表演与格斗并行不悖

　　秦、汉以后，虽然没有武士阶层、缺乏体制性的格斗比赛的支持，但在现实生活中，中国武术仍在发展—日益向套路表演的方向发展，既有单人套路，又有对练套路。套路表演不以实战为目的，而以健身、娱乐为目的，逐渐与舞蹈、戏剧融合。“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故事，这里的舞剑就是套路表演。唐时武术套路表演已相当成熟。杜甫的名诗《剑器行》描写的就是唐朝著名艺人公孙大娘舞剑的景象：“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这就是把剑术与舞蹈相融合的一种表演。李白自称“十五好剑术”，他的剑术也主要是用来表演的。

　　中国武术长期专于套路表演，缺乏实战性，对这一点，自古以来就多有批评者。比如，戚继光就极为反对军中流行的那些受民间武术影响的花拳绣腿。他说，“凡比较武艺，务要俱照示学习实敌本事，真可对搏打者。不许仍学习花枪等法，徒支虚架，以图人前美观”。《纪效新书》中也载有一套拳法，即“三十二势长拳”，但是用来做体操锻炼的，戚继光说得很清楚：“拳法似无预於大战之技，然活动手足，惯勤肢体，此为初学入艺之门也。”

　　民国以来，武术被尊为“国术”，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中国武术天下无敌。但中国武术的实战能力究竟如何，我们却很难拿出可靠的证据。有关中国武术天下无敌的说法，其证据主要是近代以来关于霍元甲、陈真、黄飞鸿、叶问、李小龙等等的小说与影视作品。

　　实际上，真正的武林高手，都是在职业化的背景下，用科学、系统的训练方法，通过大量的实战搏击而练就的，胜负凭的是力量、速度、技术、经验等因素的综合。靠口授心传，苦读某本“秘笈”，或在深山老林中观摩某种动物的动作，一朝顿悟而成绝世高手，纯属小说家言。

　　我们也不必妄自菲薄，实际上只要我们抛开那些迷信、玄想，引入科学的训练方法，获得有力的制度支持，中国武术的实战能力也是完全可以达到极高的水平的。第二届中国武术职业联赛(WMA)于2010年底开锣，本届联赛进行了许多向UFC、K-1等国际赛会看齐的改革，取消了上届“攻击技法必须是太极30招”等荒唐规定，相信必能大大促进中国拳手的综合搏击水平。一些专家也预言，在75-85公斤这个级别，中国拳手将来会在国际赛会上大有作为。

　　富有观赏性的套路表演我们毋须丢弃。实际上，套路表演与实战格斗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乃至相得益彰地发展下去。病树前头万木春，我们期待“国术”重焕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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