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隐公(前七二二年—前七一二年在位)，姬姓，名息。鲁国第十三代国君。鲁惠公之子。

　　鲁国首任国君伯禽是当年定立周朝规章礼仪的周公旦的长子，所以鲁国一向被认为是与周王室最亲且最有地位的诸侯国。是所有诸侯国中保留周礼最完整的”礼仪之邦“，鲁国的国史也是最完备的。正因如此，这片土地终能产生孔子这样的旷世奇才，并根据鲁国国史改编成为流传千古的《春秋》经文。鲁隐公出名的最大原因就是因为：孔子所作之《春秋》起鲁隐公元年(前七二二年)。由于《春秋》以鲁国国史为基础而编，故当时的国际大事都是以鲁国纪年来记录的。鲁隐公也因为其纪年年号常被提及而出名了。

　　虽然《春秋》始于隐公元年，但隐公在位的十一年间，《春秋》里真正记录隐公的事迹却很少，大部份时候，隐公不过是一个编年史的代号而已。

　　鲁隐公，是鲁惠公的庶长子。按周朝的传统礼法，立嫡不立庶，立长不立贤。只因惠公死时太子姬允(即后来的桓公)还太小，于是隐公上台执政，却不是正式继承侯位，而是摄政，意思是等太子成人之后，就要把政权还给太子。

　　关于鲁隐公即位时的年纪以及当时太子姬允的年纪，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根据鲁隐公二年，将长女伯姬嫁给纪国国君来看，即位时的年龄应该在三十五至四十岁左右。而从鲁桓公三年迎娶文姜来看，太子姬允当时的年纪应该在六、七岁的样子。

　　应该说，鲁隐公是个老实厚道的人。他摄政十一年，初时，多次拒绝参与郑、卫、宋、陈等几个诸侯国的恩怨报复。使鲁国在周边的一片混战中保持了难得的和平。而且他也算比较遵从礼法，虽然摄政了十几年，却并没有侵吞太子政权的意思。

　　隐公朝一共十一年。这段时间国际局势的纷争，主要发生在郑国、宋国和大周政府。而鲁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都比较和平。鲁惠公晚年时，鲁曾与宋战。隐公即位后，立刻与宋国和好，恢复了传统的盟好关系。鲁隐公六年，又与新兴的郑国修好。在中原大国宋国和郑国的争斗中，鲁国一直保持中立。直到鲁隐公九年，因为宋国的外交失误，鲁国才开始倾向于郑国。

　　鲁隐公时期，鲁国与周边的小国的关系也是比较和睦的。隐公即位之初，就和邾国签订盟约。隐公二年将女儿嫁给纪国国君。隐公八年，和莒国会盟于浮来。隐公十一年，滕国，薛国国君来朝，还对应该谁先参拜鲁君的问题发生争执，最后靠鲁隐公居中调解才罢。这些都反映了鲁隐公在睦邻友好的对外关系上，他宽厚的人格为鲁国人民赢得了安静与和平。

　　隐公三年，”中央政府“的周平王死了。隐公没有奔丧，虽然可以解释为隐公跟从父辈的决定，不承认这个失德的中央政府的立场。但毕竟平王当政已经五十一年，无论当初甚么手段继位，应该算是一个稳定的中央政府了。隐公不去奔丧，国际舆论自然说他是目中无君。他的国际威望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隐公五年，这一年隐公做了两件让臣子们轻蔑的事儿。一件是这年春天，隐公又不顾大夫臧僖伯苦口婆心的劝阻，大老远的非要跑到边境棠地(近宋鲁边界)去看渔民捕鱼。按当时礼法，打鱼是贱业，身为诸侯王去看这个热闹，实在是大大的掉价儿，”非礼也“。何况还是不远万里跑到边境去看热闹，所以《春秋》曰：”公矢鱼于棠“，有讥讽之意。就是隐公矢志不渝的坚决要到棠地去看老百姓打渔摸虾。大有隐公约等于渔民之意。

　　另一件事儿是这年的秋天，隐公主持了鲁太子生母陵寝的落成典礼，典礼上跳了个六佾之舞(执羽的舞者八人一列为一佾，六佾就是六列)，按礼法，第一，隐公只是摄政，鲁太子亲娘不是他的娘，他不该主持这个典礼。第二，这个舞跳得也不对，天子八佾，三公六佾，诸侯四佾，士大夫二佾，隐公身为诸侯却搞了个六佾，就是谮礼。因此《春秋》里记录”初献六羽，始为六佾“，这个”初“和”始“两个字都是讥讽隐公带头开始不守规矩。从此，鲁国开始礼崩乐坏，到后来连鲁国的大臣都敢在自家院子里跳八佾之舞了。

　　虽然六佾之舞违反礼法，但总体上说，隐公还是非常尊从传统礼法的，尤其是在鲁国这样一个非常重视传统的国家。比如，隐公三年，其生母声子死了，隐公虽然已经是国君，但仍然以庶母之礼葬之，远比不上惠公的嫡妻仲子去世时的排场。

　　隐公因为做了这两件让臣民瞧不起的事，再加上自身的懦弱，声望如江河日下，对国家的约束力就越来越不行了。

　　隐公虽然摄政了十一年，却并没有侵吞太子政权的意思，而隐公之死也正坏在这个无心侵权上。

　　十一年冬，鲁大夫羽父(即公子姬挥)自作聪明地跟隐公商量：”太子已经长大啦，我帮你把太子干掉，事成之后，你提升我为首相怎么样?“隐公一听这个犯上做乱的点子，吓了一跳，马上说：”我在乡下早已盖好养老的宅子了，现在太子长大了，我也老了，正准备告老还乡呢。“

　　隐公此答到底是真的无心犯上，还是担心羽父是太子的间谍，我们不得而知。反正羽父本来是一脑门子热情地来献殷勤的，听隐公这么一答，吓得屁滚尿流。心里说：”好家伙，这姬息老头子要是真让位给太子，太子知道我曾出过这么一个馊主意，还不要了我的狗命?先下手为强吧。“

　　羽父调头跑到太子那儿说：”太子啊，你哥哥当皇上十几年啦，已经当上瘾了，不但不想交权，还打算害死你呢。“太子一听，也吓得不轻。羽父于是又自告奋勇：”只要你答应上台之后许我个首相，我就替你把你哥哥除掉。“

　　太子一听何乐而不为?可巧隐公没当政时，曾被郑国俘虏，贿赂了郑国大夫尹氏才得以脱身，所以隐公把尹氏的家神供一座园子里，时不常地去祭拜一下，祭拜完就住在附近大臣蒍氏家里。羽父就趁隐公去祭拜时把隐公给杀了，并嫁祸给蒍氏，继而灭蒍氏家族以灭口。

　　隐公的死，在《春秋》里只有平淡的一句”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没有人能看出他其实是被弑。

　　而在《史记》中：”挥使人弑隐公于蒍氏，而立子允为君，是为桓公。“鲁隐公确实是被人谋杀了。俗话说：”历史是惊人的相似。“十八年后，桓公也和他的哥哥隐公一样，被人夺妻弑命，死的和隐公一样凄惨。

　　按照古代《谥法》：”不屍其位曰隐“。基本反映了后世对鲁隐公的评价：执政平庸，但没有野心。

　　鲁隐公的一生，虽没能够使鲁国强大起来，但他能够从国泰民安，养民生息的战略思想出发，不劳民不扩张，几十年举国无战事。在列国争雄战火连绵的漩涡之中，鲁隐公能率领臣民，游离事外，独善其国，确实是位难能可贵、仁义恤民的君王。

　　不过鲁隐公没有大过失却不得善终，后世评价除了苛责桓公，笔伐羽父外，基本都认为他是咎由自取。清?高士奇的批评尤其锋利中肯(见《左传纪事本末》卷五)。他认为：鲁隐公之失，不在于让位，而在于让位之道考虑不周。惠公去世时，太子姬允已经六、七岁了。隐公此时之上策应该是学其祖宗周公辅佐成王之故事，”抱负以临群臣，听国政“。这样，自己代理国相，行摄政之事就名正言顺了，以后想归政于太子也比较容易。即使有奸人想从中挑拨，也难以找到藉口。而现在，隐公成了事实上的国君，不管国人、大臣还是国际舆论，都得承认这个事实，并且不知道他对太子的真实打算。虽然他有退隐的准备，但仍不足以安抚太子的不安，也不足以杜绝羽父之流的野心家的阴谋。所以，隐公有心让位，或有其事。但贪恋权位，犹豫不决，则是祸根。加上自己驾驭政治的能力本身就不足，不但不知如何约束下属，更不知如何保护自己，处于政治漩涡中心的他最终沉没也就理所当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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