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曹操传》记载，初平元年(190年)春，曹操自行代理奋武将军，与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乔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等同时起兵，推举袁绍为盟主，讨伐董卓。

　　到东汉晚年时，由于皇帝需要加强权力，任用宦官打击外戚与豪强，所以宦官势力非常大，并且桓帝与灵帝朝还有党锢之祸，禁止党人参政，其实也就是士族豪强出身的人，所以对于士家大族来说，最恨的就是宦官。而袁绍已然成为东汉末年士族的领袖，世家大族在地方上占据着绝对的主导权，所以袁绍空有一身四世三公，并且出身士家大族的身份，所以很快就凭借名声迅速成为东汉末年崛起的第一大势力，其崛起速度之快，人才聚焦之集中，实属罕见。

　　在曹操迎汉献帝的前一年，袁绍的谋士沮授已经提出过“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主张。但郭图、淳于琼认为，汉朝已经大势已去，若把汉献帝请在身边，大小举动都要向其汇报，将会增加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不利于袁氏业务的开展。

　　袁绍错过这样的良机，主要是因为目光短浅，后人对其好谋而无断的评价确实没有说错。当时袁绍的想法，大概也认为把汉帝这尊神请到身边也很不自在，不能随心所欲。其实汉帝当时流离失所，没有实权但名分未失，拿在手里是个很好的政治筹码，名为迎奉，实为控制，打着皇帝的旗号干什么都可以。只是这话可能沮授不便说得这么明白，反复劝说而袁绍等人就是却领会不到，也是太不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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