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韩愈，几乎无人不知：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可就是这位“文起八代之衰”的文坛领袖，科举却六次落榜，最终也没能考中“博学鸿词科”。“公卷”延誉“通榜”推荐唐贞元二年(公元786年)秋，19岁的韩愈赴长安投奔族兄韩弇。不巧的是，就在韩愈快到长安时，唐德宗命河中节度使浑瑊与吐蕃缔结盟约，韩弇以殿中侍御史为判官前往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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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的科举，能否中第并不完全取决于试卷的水平，名人的“公卷”延誉和“通榜”推荐至关重要。科考之前，考生要把自己平日所作的诗文呈给朝中硕学名儒传阅评判，以提高自己的地位和影响，这就是“公卷”延誉。硕学名儒根据自己对考生诗文的评判，向主考官推荐一个预选榜，这就是“通榜”推荐。科举的试卷并不糊名，由主试者决定取舍。通常，主考官根据“通榜”推荐和考生临场试卷，综合决定名次高下。考生如果没有得力名人的“公卷”“通榜”，仅凭试卷水平是很难中第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人要想成功，不仅自己要行，还得有人说你行，而且说你行的人得行。

　　韩愈要想找到为自己“公卷”延誉的名人，只有通过族兄韩弇这一条路。但当时韩弇重任在身，找关系为韩愈“公卷”延誉只能等到回长安以后。韩愈到长安不久，便传来吐蕃劫盟的消息，除浑瑊一人逃脱外，其余一千多人全部被吐蕃所擒，韩弇更是遇害。

　　韩愈的期待落空了。“长安米贵，居之大不易”，他在长安“穷不自存”，生计成了问题。万般无奈之际，韩愈想到了故人北平王马燧。马燧请韩愈到自己家，给两个儿子当老师，韩愈的生活这才有了着落。四次考进士终进“龙虎榜”稳定下来的韩愈开始准备应考礼部进士试。他先向一些考中进士的人请教应试方法。有的拿出礼部考过的赋、诗、策等考试题，韩愈一看，“以为可无学而能”，觉得自己根本不用学就可以答得挺好。可是，事实远比想象的残酷得多。此后的三次科考，韩愈都是名落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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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韩愈并不气馁。他认为自己的文章合于古人之道，而当下考试刻意追求形式的四六骈文，毫无价值。落榜不是因为自己的文章不好，而是“有司者好恶出于其心”，自己没有遇到真正的伯乐。

　　他在《为人求荐书》中写道：某闻木在山，马在肆，过之而不顾者，虽日累千万人，未为不材与下乘也。及至匠石过之而不睨，伯乐遇之而不顾，然后知其非栋梁之材，超逸之足也。意思是：一株优质的树木长在山上，一匹骐骥骏马呆在卖牲口的集市上，过路的行人看都不看一眼。这样的路人即使每天有成千上万，也不能证明这株树是不成材的树，这匹马是下等的劣马。如果有匠石那样高明的巧匠从这株树旁经过却不看一眼，有伯乐那样高明的相马者从这匹马跟前经过却不回头看，才能说明这株树不是栋梁之材，这匹马不是超逸绝伦的骏马。

　　贞元八年(公元792年)，韩愈第四次应礼部进士试，这次他终于遇到了匠石和伯乐。爱才识才的兵部侍郎陆贽权知贡举，中书省右补阙梁肃、礼部郎中王础通榜，并协助阅卷。梁肃是古文运动的先驱，他通榜的欧阳詹、韩愈、李观、李绛、崔群、王涯、冯宿、庾承宣等八人，全部录取，时称“龙虎榜”。这次共录取进士23名，韩愈名列第十四。一试吏部诠选无故遭淘汰在唐代，考中进士只不过是取得了入仕的资格。要想得到朝廷的正式委任，还须应试吏部诠选。吏部试中最有名的是博学鸿词科，那么博学鸿词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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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礼部进士试相比，吏部的博学鸿词科更加重视人际关系。倘无显贵权要的推荐，要想取得考试成功，简直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因此，韩愈在考前给某显贵写了一封信，希望得到提携。信写得极为巧妙，以物为喻，干仕求禄，只字未提。信中说：在天池、大江之滨，有一种非同一般的水族怪物。如果有足够的水，它能飞到九霄云外;如果没有足够的水，它只能运行个七八尺远。这个怪物所处的地方即将干涸，它自己却没有办法跳到天池、大江之中。这时，有位大力士一旁经过。如果可怜它，动动手往天池、大江中掀它一下，它的命运一下子就改变了;如果懒得动手，它就只能干死了。

　　这封“笔臻浑化”“泯尽铺张排比之迹”的信，很可能打动了那位显贵。这次，韩愈应吏部试入选了。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博学鸿词科的试题为《太清宫观紫极舞赋》和《颜子不贰过论》。韩愈写的赋已经散佚，论存于文集中。

　　在《颜子不贰过论》中，韩愈首先破题，阐释论题的含义，然后予以设问：登孔氏之门者众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非由圣人之道，为君子之儒者乎?其于过行过言，亦云鲜矣，而夫子举不贰过，惟颜氏之子，其何故哉?意思是：孔子三千弟子中，“过行过言”者很少，尤其是四科十哲，个个都是君子之儒，孔子为什么只标举颜回的“不贰过”呢　韩愈认为，颜回的思想活动难免有过，但他能够“止之于始萌，绝之于未形，不贰之于言行也”。这就把孔子的“不贰过”提到了形而上的高度，超出了众人的认知水平。这次主吏部试的考功崔元翰，崇尚古文，“时年七十余，好学不倦”。他对韩愈的文章大为称赏，于是将韩愈等人的名字报给中书。可最终不知为什么，其他人都被选中了，唯独韩愈遭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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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应吏部试写就“载道”文

　　贞元十年(公元794年)，韩愈第二次应吏部试，试题为《朱丝绳赋》《冬日可爱诗》和《学生代斋郎议》。今本韩集只有《学生代斋郎议》，题目的意思是可否以学生来代替斋郎之职。斋郎，是在祭祀时“执豆笾，骏奔走，以役于其官之长”的劳力者;学生就是国子监的太学生。

　　韩愈认为，“执豆笾，骏奔走”虽然是“奉宗庙社稷之小事”，但“不可以不敬”“不可以不专”。学生没有受过专门训练，其周旋必不合度，其进退必不得宜，其思虑必不固，其容貌必不庄。而祭祀的关键是礼，礼的关键是敬。随便用未经训练的太学生代替斋郎，失礼失敬。太学生的本业是学习儒业，以学生代斋郎，耽误学习，荒废学业，得不偿失。以学生代斋郎，名义上没了斋郎，缩了编制，减了开支;实际上斋郎仍存，成本更高，损失更大。文章理据充分、论证透辟，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政论文。可韩愈还是落选了。

　　韩愈落选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不善夤缘，“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贵人之门，人之所趋，仆之所傲。与己合者，则从之游;不合者，虽造吾庐，未尝与之坐”。二是他的古文与科举文两者价值观的不同。韩愈提倡“古文”，就是西汉以前那种以散行为主的文章;而科举文是句式整齐、讲究对偶的骈文。韩愈古文主张“文以载道”，载天地人文之道，载周公之道，载孔孟之道;科举文注重形式精美，骈偶巧丽，两者背道而驰。尽管韩愈的应试文写的也是骈体，但他的古文主张让众多迷恋骈俪者心中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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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看俳优辞数月心不宁

　　这次落选，令韩愈觉得参加这样的科考是对自己的侮辱。他回过头来看看自己写的这种类于俳优者之辞，“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好几个月都羞愧不安，决定不能再考了。好友崔立之写信劝勉韩愈，一定要考中博学鸿词才好做官。他把韩愈比作献璞的卞和，只有等识玉者剖璞见玉，然后天下人才会知道这是价值连城的至宝，即使像卞和那样两次被砍了脚也不算耻辱。

　　韩愈这下可找到了出气筒，几乎把所有的郁闷和怒火都发泄到《答崔立之书》中：夫所谓博学者，岂今之所谓者乎?夫所谓宏词者，岂今之所谓者乎?诚使古之豪杰之士，若屈原、孟轲、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进于是选，必知其怀惭乃不自进而已耳!所谓的博学鸿词，如果真是现在科考文这个样子的话，那古代的屈原、孟轲、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等，一定会感到惭愧而绝不应考了。

　　不过，韩愈最终还是参加了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博学鸿词科的考试，结果仍然是名落孙山。

　　从贞元二年到贞元十一年，前后近十年，韩愈七次科考、六次落榜。照今天看，韩愈是一个典型的落榜生，而且是无数次落榜。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人生的失意者，却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轰轰烈烈的古文运动，成为重振文风的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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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百多年后，苏东坡接受潮州知州王涤的请求，为潮州重新修建的韩愈庙撰写庙碑文。面对这位文坛巨擘，曾经自诩“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也”的苏轼，却感到无从下笔。“一日思得颇久”，竟然“不能得一起头，起行百十遭”。仅仅一个开头，就写了百十次，却没有一个满意的。正在苦思冥想之际，忽见一纸从眼前飘过。可当他定睛再看时，那纸却不见了踪影，但上面的字早已印在他的脑海中了。于是，苏轼大笔一挥，把已经写出来的各种开头统统勾掉，然后写道：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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