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晋初年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位风云人物——温峤。他没有“历相四君”、号称“仲父”的王导那么高的声望，也没有“威静荆塞”、“功宣一匡”的陶侃那样大的威名，可是，他自始至终地拥戴东晋皇室，借以维护江南地区的统一，处处以大局为重，机智勇敢地与分裂势力作坚决的斗争，这些，却是王导与陶侃远远比不上的。

　　温峤画像

　　温峤(288—329年)，字太真，太原祁县人。西晋末年，天下大乱，匈奴族刘聪、羯族石勒等率兵横行中原，北方士族纷纷南迁避难，只有平北大将军刘琨死守并州一隅，与刘聪、石勒苦苦相持。刘琨对温峤十分器重，将他请来并州，任为参军。温峤经常率军为前锋，讨伐刘、石，屡立战功。当时并州土地荒凉，城池残破，外有强敌环伺，内则寇盗蜂起，形势十分险恶。二十几岁的温峤，成了刘琨倚凭的得力助手。

　　公元316年，匈奴兵破长安，掳晋愍帝，西晋灭亡。温峤奉刘琨之命，渡江南下，劝镇守建康(今南京市)的琅琊王司马睿称帝，以系民心。温峤慷慨陈词，深得司马睿与王导、庾亮等朝士的器重。不久，司马睿称帝，是为东晋元帝。

　　温峤完成使命后，多次要求回并州复命，都被东晋君臣留住。不久，即传来了刘琨遇害的噩耗。温峤悲愤异常，上书元帝，要求褒奖刘琨，以慰海内之望。元帝总算答应了他的要求。温峤也就一直留在江南。

　　永昌元年(322年)，拥强兵、居武昌上游的大将军王敦以诛杀奸臣为名，率军直扑建康。此时，战功卓著的大将陶侃被远迁至广州，王敦的族弟、前锋大都督王导首鼠两端，大将周札、刘隗等或开门迎敌，或大败而逃。王敦很快便攻陷了都城建康，晋元帝实际上成了俘虏。

　　城破之前，元帝之子、年方二十三岁的太子司马绍气愤难忍，欲驾车出城，率少数士兵与叛军拼命。这时，身为太子中庶子的温峤急忙死死地拉住马络头，苦苦劝谏道：“殿下国之储副，奈何以身轻天下!”司马绍不听，温峤情急，抽剑砍断马肚子上的皮带，这才劝住了他。

　　王敦攻下建康后，一时尚不敢取代司马氏称帝。司马绍“神武明略，朝野之所钦信”，素来为王敦所忌惮。于是王敦大会百官，欲诬以“不孝”的罪名，将他废了，声色俱厉地问温峤：“皇太子有什么德称，而居此大位?”温峤丝毫不为王敦的淫威所屈，从容答道：“太子既有钩深致远之才，又有事亲尽孝之礼，可谓贤孝双全了。”百官都认为确实如此，王敦的阴谋才没有得逞。

　　王敦在建康纵兵抢劫，诛戮朝臣，“改易百官及军镇，转徙黜免者以百数”，随心所欲，无所不为。不久，退还老巢武昌，但仍然是大权在握，遥制朝政。晋元帝于这一年忧愤而死，司马绍继位，这就是东晋历史上最有作为的晋明帝。明帝拜温峤为中书令，机密大事都与他商决。这又引起了王敦的忌惮，于是表请温峤担任自己的左司马，目的是要把他捏在自己的手心里。明帝无力阻挡，温峤只得离开了建康。

　　温峤一到武昌，就对王敦讲起帝舜服事唐尧、周公辅佐成王的故事，暗中希望他能幡然悔悟，效忠晋室。岂知王敦志在夺取皇位，哪里听得进半句!于是温峤便装出恭敬的样子，勤勤恳恳地为王敦办理公务，并不时出谋划策，投其所好。王敦也逐渐对他有了好感。钱凤是王敦最宠信的心腹谋士，温峤又百般结好钱凤，经常为他吹嘘，说他“满腹韬略”。温峤素有知人的美名，得到他的称赞，钱凤自然十分高兴，也就深深地结好温峤。不久，丹阳(今南京市南)尹空缺，温峤便对王敦说：“丹阳是京师的咽喉，最好由明公选良才担任;如果由朝廷任命，只怕不合明公的心意。”王敦一听有理，就问：“你看谁去合适?”温峤明知王敦离不开钱凤，却故意说：“我认为没有比钱凤更合适的了。”钱凤一听，也赶紧推荐温峤。这一来，正中温峤的下怀——他的目的就是借机离开王敦，好替朝廷效力。表面上却百般推辞，说自己能力差，不足当此重任。王敦哪里肯依，任命温峤为丹阳尹，并要他暗中观察朝廷的虚实，随时向自己报告。

　　温峤担心自己一走，钱凤就进谗言，致使王敦改变主意，追回自己。于是心生一计，在王敦为他举行的饯别宴会上，温峤起身行酒，到了钱凤面前时，钱凤还没有来得及饮，温峤便装出喝醉的样子，用手板将钱凤的帽子击落于地，严厉地说：“钱凤算什么东西?我温太真敬的酒竟敢不饮么!”弄得钱凤十分狼狈。王敦以为温峤真的醉了，连忙将两人劝开。第二天，温峤临出发前，与王敦话别，又是鼻涕又是眼泪，好不伤心。几次出了阁门又返身回来，显出和王敦难舍难分的样子，最后才上了路。果然，温峤刚走，钱凤就对王敦说：“温峤向来和朝廷关系密切，又与朝臣庾亮等人交往很深，只怕不可轻信。”王敦不满地说：“太真昨天喝醉了酒，稍微得罪了你，你怎能因为这个原因就来说他的坏话!”钱凤无言对答。温峤终于机智而巧妙地脱离了虎口。

　　温峤一到建康，立即把王敦的叛逆活动全部报告了晋明帝，劝晋明帝早作准备，又和庾亮等人共同商量讨伐王敦的计划。王敦知道后，咬牙切齿地说：“我竟然中了温峤这小子的圈套!”并扬言：待活捉温峤后，要亲手将他的舌头拔出来。

　　可是，迟了!晋明帝决意讨伐王敦，部署已定，于太宁二年(324年)下诏历数王敦的罪恶。王敦勃然大怒，再次起兵进攻建康。然而，此时他已重病在身，只得命其兄王含为元帅，与钱凤等率水陆大军五万，直扑建康南门外的秦淮河。叛军在兵力上占优势，又是拼命而来，兵锋颇锐。东晋方面统率秦淮河北岸诸军的，正是大将温峤。温峤见寡不敌众，就下令烧毁河上的浮桥。明帝正想亲自率军进攻叛军，听说浮桥被烧，以为温峤胆怯，大为恼火。温峤解释说：“眼下宿卫部队人少势弱，四方援兵未至。叛军狼奔豕突，万一危及社稷，后果不堪设想。陛下何必爱惜一座桥?”过不多久，王含、钱凤率叛军蜂拥而至，却被阻隔于秦淮河南岸，无法前进，时间一长，士气渐渐衰竭。东晋方面的援军却在苏峻、刘遐等率领下，源源不断地开赴战场。温峤看准时机，与苏峻等一起，夹水猛击叛军，大败王含。王敦接到败报，又急又怒，一命呜呼。叛军土崩瓦解，王含、钱凤都被杀死，延续二年的王敦之乱被迅速平定了。

　　太宁三年(325年)闰八月，晋明帝病逝，五岁的儿子司马衍继位，是为成帝。其母庾太后临朝称制，温峤与王导、庾亮等同为顾命大臣，而实权则掌握在太后之兄庾亮手中。讨平王敦之乱时，大将苏峻立有战功，此时镇守历阳(今安徽和县)，拥有强兵，对庾亮的专权极为不满，“潜有异志”。镇守荆州的陶侃也对庾亮心存芥蒂。庾亮对这两人都很不放心，一面任命温峤为江州刺史，镇守武昌，以防备陶侃;一面又征召苏峻入朝为大司农，实际上是夺去他的兵权。王导等大臣认为这会促成苏峻的反叛，“举朝以为不可”，温峤也多次上疏，劝庾亮不要行此险着。庾亮不听。果然，苏峻害怕入朝被杀，就联合大将祖约，举兵叛乱。

　　当庾亮决意征召苏峻时，温峤就要求立即率兵入卫建康，以备不虞。庾亮却写信给他说：“我忧虑荆州(指陶侃)，甚于忧虑历阳(指苏峻)，足下不要越过雷池(江州境内地名)一步。”由于庾亮西忧陶侃，北忧苏峻，分散了兵力，再加上他在军事上实在是个庸才，与叛军刚一交锋，就连吃败仗。咸和三年(328年)，苏峻攻破建康。庾亮狼狈逃亡到江州依靠温峤，手头已无一兵一卒。温峤并不以其败奔而冷落他，对他仍然十分尊敬，并和他一起谋划讨伐苏峻。但是单靠温峤的部队，力量远远不够。当时，兵力最强、声望最高的是陶侃，因此，能否说服陶侃共同起兵，成了胜败的关键。

　　温峤约陶侃共举义旗，讨伐苏峻。陶侃一恨明帝临终时，未任自己为顾命大臣;二恨庾亮修筑石头城，任命温峤镇守江州，都是为了防备自己。于是借口“我是疆场外将，不敢越局过问内事”，拒绝出兵。温峤“固请之”，并且推他为盟主，陶侃这才勉强同意了。温峤立即率领水师，沿长江顺流而下;又陈列苏峻罪状，移告四方诸镇，连兵大举。哪知行到中途，陶侃又动摇起来，打算撤兵回去。温峤再一次致书陶侃，动以利害，并以苏峻杀死其子陶瞻一事来激励他。陶侃这才重又“率所统与峤、亮同赴京师”。这一来，义军兵势大振，“旌旗七百余里，钲鼓之声震于百里”。然而，当义军乏粮、战事受到挫折时，陶侃又打起了退堂鼓。温峤苦口婆心地劝道：“当年昆阳大捷与官渡之战，刘秀与曹操能够以寡胜众，靠的就是内部团结啊。明公为什么舍弃即将胜利的大功，而作撤军西归的打算呢?国难当头，正是我们臣子效命之日。眼下的情势，犹如骑在老虎背上，怎能中途停下来呢?明公一旦单独西归，军心必然受沮，大事必然败坏，那么，义旗就会反转过来，指向明公了。”陶侃无言以对，终于留了下来。

　　陶侃东下之时，人们纷纷传说他要乘机杀掉庾亮，以谢天下。庾亮十分害怕。温峤深知：大敌当前，将相不和，必败无疑。于是力劝庾亮去向陶侃道歉。庾亮无奈，只得硬着头皮来到陶侃军中，向陶侃拜谢，并引咎自责。陶侃深受感动，终于尽释前嫌。三人团结一致，共赴国难。在温峤的直接指挥下，晋军终于收复建康，迅速平定了苏峻、祖约之乱。

　　王敦、苏峻两大叛乱集团的覆灭，为东晋王朝内部创造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这在客观上也有利于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而温峤则是平定这两次叛乱的核心人物，连叛军头脑苏峻、祖约等也十分佩服他的才能。难怪《晋书》要称他为“中兴名士”、清人王夫之要在《读通鉴论》中称他“人杰”了。

　　温峤处处以国事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当初庾亮败投他时，带来太后诏书，说是拜温峤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温峤答道：“当今之急，应当以消灭敌寇为先。功勋未立，怎能先受封赏?”固辞不受。苏峻叛乱平定后，由于温峤“忠诚著于盛世，勋义感于人神”，举朝欲留他于都城建康辅政。温峤考虑到王导资格较老，坚决将这位置让给了他。又因“京邑荒残，资用不给”，留下了大批军中物资后，自己仍然还镇于武昌。

　　温峤敢于指出别人的过失，也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司马绍为太子时，曾于东宫建造阁楼，颇为劳费。温峤便上书劝谏说：朝廷草创，大敌未灭，应以兵农为先，不宜大兴土木。司马绍接受了温峤的意见，当即下令停工。在追剿王敦叛军的战斗中，大将刘遐“放兵掳掠”，温峤劝道：“天道助顺，因此叛军败亡，怎能因乱为乱呢?”刘遐深受感动，连忙谢罪。苏峻叛乱时，温峤屡说陶侃，陶侃不肯发兵，温峤只得顺着陶侃，派人送信给他说：“明公姑且坚守荆州，我先率军东下。”使者已出发了两天，参军毛宝知道后，立即对温峤说：“凡举大事，靠的就是内部团结一致。赶快派人追回原信，改成‘一定要并力西征’。原信若追不回，也得再重写一封。”温峤一听有理，火速命人日夜兼程，追回了原信。陶侃也终于答应共同西征。战斗打响后，温峤考虑到叛军多骑兵，便于陆战;义军多舟师，利于水战。欲以己之长制敌之短，宣令三军：“将士有敢擅自离船上岸者，斩无赦!”适逢苏峻派人运米万斛接济祖约，被先锋毛宝撞见。毛宝道：“将在外，军令有所不从。哪有敌人可打而不打的道理!”毅然率军弃舟上岸，袭击敌军，夺得了全部米粮，消灭了万余敌军。温峤知道后，不但不怪罪，反而重赏毛宝，称赞他能相机行事。

　　经过了王敦、苏峻两场叛乱，晋室元气大伤，都城建康“民物凋残”，“宗庙宫室并为灰烬”。这时，温峤等大臣都主张迁都于南方的豫章、会稽等地。这实在是一个大失策。处于中原纷扰、北敌外逼之时，如再将都城南迁，示弱于人，外敌乘机入侵，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幸亏王导力排众议，迁都之事始息。

　　晋明帝曾因“天下凋弊，国用不足，诏公卿以下诣都坐论时政之所先”。温峤于是上疏，大致内容是：劝课农桑，发展生产;除前线临敌之军外，其余部队都应“且田且守”，以减轻国家与人民的负担;精简机构，选拔清廉之士为官;废除牵连制度，取消灭三族之刑。这些建议大部分为明帝所采纳。温峤自己在地方官任上，也能勤政爱民，深得百姓爱戴。晋成帝咸和四年(329年)四月，温峤病终于江州任上。“江州士庶闻之，莫不相顾而泣。”当时，他才4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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