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

汉朝简介

创建汉朝的刘邦

汉朝（前202年－220年）是中国历史上继秦朝后出现的朝代，在中国历史上极具有代表性，扮演了承先启后的重要关键地位。汉朝分为西汉（前202年－9年）与东汉（25年－220年）两个历史时期，合称两汉，还有蜀汉；亦有以东汉与西汉的首都代指，合称两京。西汉为汉高祖刘邦所建立，建都长安；东汉为汉光武帝刘秀所建立，建都雒阳。其间有王莽短暂自立的新朝（9年－23年）与西汉更始帝时期（23年－25年），蜀汉乃刘备建立,建都成都，历两世，共42年（221-263）。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帝国，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与稍晚兴起于欧洲的罗马帝国东、西遥相并立。后世多将汉朝和约略同时期在欧洲的罗马帝国并列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及文明的强大帝国。汉武帝和汉宣帝期间，汉朝陆续地收复了秦朝时的领土，又开疆拓土，总共在今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甘肃及宁夏建立郡县。西汉后期，汉疆域除了西藏、内蒙古部分、外蒙古及吉林、黑龙江外，基本上包含了现今中国疆域。

汉疆域最鼎盛时期，正北至五原郡、朔方郡（今内蒙古包头及巴彦淖尔一带），南至日南郡（今越南广平省），东至临屯郡（今朝鲜江原道一带），西至葱岭（今帕米尔高原），面积广达600万平方公里。在统治期间，从前58年起的呼韩邪单于至10年的乌珠留若鞮单于，匈奴一度成为汉朝内藩，匈奴人与汉人的民族融合程度逐渐加深。至公元元年，全国人口约6000万，占当时世界人口28%，此时印度次大陆人口为4600万，欧洲人口为3500万，北非人口为1400万。

汉朝进一步奠定了汉民族（华夏族）的民族文化，西汉所尊崇的儒家文化成为当时和日后的中原王朝以及东亚地区的社会主流文化。在后世，汉人成为中国人的自称，而华夏族逐渐被称为汉族，华夏文字亦被定名为汉字。汉朝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之一，其文治武功空前。人们经常把汉朝和之后的唐朝并称汉唐，并以之为中国朝代的代表。

汉朝最早使用年号，建元为首个年号。汉初根据五德终始说，定正朔为水德，汉武帝时，又改正朔为土德，直到王莽篡政建立新朝，方才采用刘向和刘歆父子的说法，认为汉属于火德。汉光武帝光复汉室之后，正式承认这一说法，从此确立东汉正朔为火德，东汉及以后的史书如《汉书》及《三国志》等皆采用这种说法，因此汉代亦被称为“炎汉”。又因汉朝皇帝姓刘而称“刘汉”。

汉朝文化

两汉是中国历史上科技与文化非常辉煌的一个时期。国家也非常重视教育和学识。文翁蜀郡作石室立学堂，为地方学校之始，尔后武帝令地方郡县皆立学校，遂致“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后汉国学犹盛，顺帝以降，中央太学增至三万余生。汉人之学，皆重经验、积往古之学说，因当时之风习，遂有发明制作之专家。

学术思想

汉朝思想家董仲舒

汉朝初建，承袭秦法，当时的学术思想界，却恢复了春秋战国时代，各家并立的状态，因为秦朝灭亡后，学术思想的研究障碍已解除，虽然秦朝的“挟书律”及“妖言令”到惠帝、吕后时才废除，但实际上未废除前，政府对学术思想的研究，是不太过问的。战国时代的儒、法、道、阴阳、纵横五家，在汉朝初期依然活跃，但在中期以后，由于政府的提倡，学术界变成以研究经学为主。

汉代的治国思想。汉代在立国时用法家之法，又用道家黄老思想为主[b]，文景时期，并辅以儒家和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不仅强调无为，还注重礼与德的作用，既承认法律的重要性，又坚持约法省简，务在安民。 而从汉武帝之后，统治者又确立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并辅之以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其中心是“德主刑辅”，即先用德礼教化，教化无效再施之以刑罚。这种刚柔相济的治国之道，成为汉武帝以后汉王朝法制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对后世历代王朝的立法影响很大。汉宣帝曾有名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便是这种思想的精辟阐述。

早在秦始皇焚书坑儒所毁坏的很多文献，通过汉代学者的记录得以重现，包括五经当中的古文尚书，也是这时候发掘整理出来的。汉初的经书，全由私人传授，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经学成为学术主流，经学家也愈分愈多。由于不同学者对经书的理解与记忆有所不同，经学也被分为不同流派。宣帝时期，在太学中立学官的，《易》有三家，《书》有三家，《诗》有三家，《礼》有一家，《春秋》有两家，共十二博士。东汉初年，增加到十四博士。学者都尊崇其师以及学说，世代不替，因此学派的区分，日益严格。

两汉的儒家，虽然尊崇孔子，不过也受到阴阳学家的影响，因此他们的学说，开始出现宗教的迷信色彩。例如京房易专重卜筮，大小夏侯尚书喜论五行之说。武帝时，董仲舒治公羊，著春秋繁露一书，其中也有不少离奇的话，此外他也提出“天人感应”，敦促君主施行仁政。成帝时的刘向，治穀梁，也多次以祸福附会其说。总之，这些学者认为天降的祥瑞或灾祸，全是受到人事的影响，尤其是君王的贤愚勤怠，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由于武帝以来，君王的权力已经大为提高，唯一还有所顾忌的便是天灾异变，当时学者常使用这种论调来批评当时朝政。

西汉末年，儒学附会阴阳学说后，天象人事的比附，演变为“谶纬之学”的出现，内容更为奇特。谶纬大都出于当时人之手，而伪托为古人的著作。这种神话思想的风行，使得儒学的人文精神和实践精神遭到败坏，也造成王莽篡位的理论基础，光武帝同样因为图谶，最终建立东汉王朝[c]，统一天下后，由于他特别笃信谶纬，在处理政务遇到纷争，犹疑不定时，常常借重谶纬来帮助决策。又在建武中元元年（56年），又曾经正式“宣布图谶于天下”，进一步确定图谶作为法定经的地位。谶纬神学的尊严得到政治权力的庇护。造成当时“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妖言”。因此谶纬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超过了经书。后来曹魏代汉，也造作谶言“代赤者，魏公子”，“鬼在山，禾女连，王天下”。利用民间谶纬迷信，以实现政权的更替。

西汉晚期，刘歆发起研讨古本经籍的运动，他根据汉代陆续发现的古文经书，如春秋左氏传、古文尚书、逸礼等，另立解说，此外他也将毛诗也列为古文，与今文家相抗衡，引起“今古文之争”，他不但提倡研究古文经书，更主张设置上述四经博士，不过为当时今文家所反对，立学官的事，终告失败。不过民间研究古文之风大盛，学者辈，明帝时的贾逵，桓帝时的马融，都以治古文名家，到东汉晚期，古文经学走向发达，今文经学日益衰微。古文学最大的贡献，是把经学从今文家的荒诞迷信的经说，引导考据训诂之途。

文学与史学

赋是汉朝流行的主要文学体裁，由《楚辞》发展而来，贾谊是为赋的开创者，他的作品《吊屈原赋》、《鹏鸟赋》等作，借物抒怀，意境深沉，同时在抒发情感之外，兼言哲理，这是文学由通俗体走向文人体的表现。贾谊的赋作气力雄劲，但文采不艳，在他之后的赋家，则完全着重于辞藻的铺陈，作品更趋文人化。武帝时代的枚乘、枚皋、东方朔，更趋向于这个方向，到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这些赋作气势恢宏，代表时代精神的豪迈勇进、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丰富多彩。西汉后期，最有名的赋作家是扬雄。东汉时期，则以班固、张衡的作品地位最高。东汉后期，长篇赋逐渐变少，各种抒情写物的短篇赋开始流行，与先前的长篇赋文辞藻华丽的风格逐渐渐行渐远，意境较为清新。

汉武帝时设立乐府，搜集民间诗歌，并令词臣制作诗歌，协以音律，即为乐府诗，乐府的句府虽然参差，但以五言最为突出，它促进五言诗的产生。乐府歌辞本来配题、配乐，各有其特定用途，其后，袭旧题旧乐而改歌辞；或仅借旧题，乐辞均改；乃至题、乐、辞均改之例日益孳多，辞与乐的关系乃渐渐疏离，最后完全无关，成为徒诗—仅供阅读的作品。其特色是诗人以极昏混乱的景、极沉重的口吻描写战争之频繁、惨烈、以及阵亡者的忠勇与悲哀，完全呈现现实世界的不堪，给人极为强烈的震撼。乐府诗为中国古典诗注入写实的精神，建构写实传统坚实的基础。代表作品为《陌上桑》与《孔雀东南飞》。

古诗与乐府诗同起源于汉代，主流形式是五言，五言之外，也有七言的形式。大抵由乐府诗演变而成。两汉时代处于发展阶段，到东汉末年才趋于极盛。其特色为：章法上，句数不定，可自由伸缩，不受限制，但通常为双数句；韵法上，以连句韵及隔句韵为常见，可自由换韵，用韵较宽。代表作品为：东汉班固的《咏史诗》，象征五言诗的正式成立、《古诗十九首》，朴实自然，感伤抒情，为五言诗最早成熟的作品，后来在魏晋南北朝更为篷勃发展，曹魏曹丕的《燕歌行》，象征七言诗的正式成立，南朝宋鲍照以后才逐渐发展。

汉代的散文，继承先秦诸子系统的论说理文，作品特色是大段铺排，气势雄浑。句式厚重朴实又不失变化，最具代表作者仍是贾谊。他的《治安策》，对文帝、景帝、武帝三朝政治情况的发展有着深厚的影响，仅以文章而论，其辞理的畅达，剖析的深刻，以及气势的高昂，为散文开创独树一格的境界。他的另一本著作《过秦论》，体裁与赋接近，这篇论成为魏晋六朝人著论的典范。其他有名的书策作者有晁错、董仲舒、司马迁等。晁、董的作品，皆流畅适切；司马迁的文章，与当时辞藻华丽的风格与众不同，以“辨而不华，质而不俚”的手法建立自家的风格[d]，他的最具代表作品为《报任少卿书》，字句间充满情感，也是汉代的散文名作之一。

在史学方面，汉朝史官司马谈之子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二十四史中的第一部，为以后两千年正史的编纂提供规范。全书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卅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卅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班固所编写的《汉书》分为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全书体例仿效《史记》，惟改“书”为“表”，废“世家”入“列传”，还开创刑法、五行、地理、天文、艺文四志和《百官公卿表》。《汉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完整的断代史。更是成为以后历代王朝撰写本朝历史的范本。而两汉时期其他的史书还有《东观汉记》、《汉纪》和《吴越春秋》等。很多西方学者认为，汉代的作家所开创的史学标准，直到18世纪都一直领先于世界。

宗教

道教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中国人固有的多神教信仰传统、巫术信仰以及神仙说的崇拜。在这三者各自发挥的影响下，另外儒家学说又与黄老思想合流，加上灾异、谶纬之说，濔漫两汉社会，为道教信仰奠定群众基础，最后促使宗教性质的道教产生，是黄老思想和神仙家紧密结合的成果，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黄老思想便开始消沉，此后便被神仙家方士运用，朝向宗教方面发展。方士们将其思想拿来与他们鼓吹的神仙方术互相结合，于是老子日趋神化，时间久了便成了道教的始祖。到了东汉，黄老已经成为宗教的名称。叫做“黄老道”，不过此时还是道教的前身，直到张陵出世后，编纂经典，传道收徒，建立固定的宗教仪式和宗教组织后，道教的雏形便宣告完成。东汉末年，道教分为两大流派，一支为太平道；另外一支为天师道，亦称为五斗米道。而五斗米道内部还有一个大支派，以于吉为教主，在长江下游地区传播。

佛教在汉朝由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国。根据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出使大月氏，其王使人口授《浮屠经》。东汉永平十年（67年），汉明帝梦见金人，于是派人去西域，迎来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两位高僧，并且带来许多佛像和佛经，用白马驼回首都雒阳，皇帝命人修建房屋供其居住，翻译《四十二章经》。也就是现在的白马寺。因此，在中国佛教史上，多以汉明帝永平十年作为佛教传入之年。白马寺成为中国第一座佛寺。《四十二章经》，也成为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马伯乐认为这些记载纯属捏造，汤用彤则认为可能有部分属实。147年安息人安世高到汉朝传教译经，167年月氏人支娄迦谶到汉朝传教译经。

巫觋活动，术数之学，这些民间礼俗迷信在汉朝社会相当普遍。比如传统禁忌形式，曾经十分严格。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中，就有关于行归宜忌的规定。《日书》是选择时日吉凶的术数书。在总计四百二十五支简中，简文直接涉及行归宜忌的多达一百五十一支。汉武帝同样“尤敬鬼神之祀”，曾经“作画气车，及各以胜日驾车辟恶鬼”。又在皇室活动中始用“越祠鸡卜”之术。甚至在军事行动中应用巫术，“丁夫人，雒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民间礼俗迷信对正统社会机制有修补与维护的作用。中国古代“符瑞”迷信曾经成为政治文化的特殊内容之一。西汉时，汉文帝时见黄龙，汉武帝时获白麟、宝鼎、赤雁，汉昭帝时凤凰集、神爵集，汉成帝时甘露降，都被看作体现统治成功的“嘉瑞”。

艺术

铜奔马

汉代的艺术活动，继承和发扬先秦多种形式艺术与技术的基础，造形意识从萌芽逐渐趋于成熟；西域与佛教外来艺术的传入，更丰富汉代绘画与雕刻的题材与技法，表现出极高的原创性。无论陶兵马俑、歌舞俑还是画像石、画像砖，工匠懂得雕刻这些作品的人、神、兽。工匠除了用特殊的艺术手法塑造和描画古代著名人物、神仙妖魔和珍禽异兽，也能以写实的手法描绘当时生活中的达官贵人、文臣武将乃至工匠农夫。

汉代陶俑的最高水平表现在歌舞俑上。西安出土的舞女俑，扭动腰肢，挥舞双臂，挪动舞步，正在轻歌曼舞。舞女身穿舞裙，纤细的腰上束著宽腰带，两条宽大的舞袖随风摆动，像长而轻的红绸。这座塑像体态轻盈，动作优美富于动感；舞衣和长袖柔软而飘，显得非常生动。从歌舞俑的造型来看，汉代工匠已经确实掌握人像塑造的技巧，尤其是人物在运动时，肩、胸、腰、腿的变化关系，给人像注满活跃的生机。汉代最具代表性的石雕为霍去病陵墓石雕。内部有马踏匈奴、卧马、跃马、卧虎、卧象、卧牛、石蛙、石鱼、野人、野猪、石蟾、母牛与小牛，人与熊等造型。。麻浩崖墓的石雕佛像是中国最早的佛教造像之一。由于近代以来，汉代青铜器大量出土。这些青铜器有两个特点：一、青铜器出土的地域非常广大，除了文化发达的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外，偏远的云南、贵州、广东等地，也发现精美的青铜器。二、青铜器的种类比较齐全，既有皇亲国戚墓葬里的豪华器具，也有一般墓葬里的各式生活用品，还有云南、贵州等地各民族的具有充满地方特色的青铜器。

绘画

绘画品类繁多，帛画、壁画、画像石、画像砖，异彩纷呈。汉朝帛画作品极多，然而至今已几乎无存，唐朝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就指出汉朝帛画数量繁多，然而经天灾人祸后毁坏极为严重。现在能见到的汉代帛画作品是出自汉墓的“非衣”、“铭旌”（旌幡）等随葬品。这是时下所见最早的记录现实生活的大型绘画作品。惜剥损较重，只能观其大略。最完整的为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描绘墓主人的地上和地下生活。而长沙楚墓出土的帛画《龙凤仕女图》，是中国最早绘画作品之一。西汉壁画的幻想气氛相当浓厚，从已发现的雒阳墓室壁画来看，题材多集中于青龙、白虎、朱维等方位神，荷花，灵芝等仙草，还有日月星象、后龙升天、乘风成仙等神话内容，其风格与战国帛画有承袭关系。东汉墓室壁画虽然以仍然以升天、避邪、鬿福为主要内容，但是加强绘画的人文因素，表现生活的场景明显增多。画像石在汉代陵墓地面建筑的石阙、石亭祠的壁面上，地下建筑墓室的石构件上，往往雕刻出各种人物故事、生活过程和动植物形象，人们一向称之为“画像石”。汉代画像砖的数量上虽然没有比画像石多，但仍有其历史意义与艺术价值。汉代画像砖是由战国和秦代的瓦当、空心砖上的画像演变而来的。

书法

汉代的主要书写文字为隶书，从秦代隶书发展而来。“隶书”又称“佐书”[e]、“古隶”[f]、“今隶”[g]、“八分书”[h]。隶书具有以下特色：一、隶书的最大特点是由直线构成，它不像小篆由相互连接的圆转，有时又有逆向书写的线条组成，而是由散开而平直方折的笔画构成，凡逆笔都变为顺笔，书写起来不仅顺手，而且快速。二、笔画难以呈现具体的形象，古文字象形的特质从此消失，而且形体多已不合六书原则。三、汉字发展至隶书已经彻底“符号化”。隶书对大、小篆加以省略、简化，结构单纯许多，就是做为日常生活书写工页，不啻为一大进步。另外篆隶形成中国书法艺术主流，汉代时期，隶书渐渐取代小篆成为主要书写字体，隶书的出现奠定现代汉字字形结构的基础，成为古今文字的分水岭书法。隶书经过两汉的发展后，又发展出另一种字体“楷书”，最后成熟于唐代。

音乐

汉服

西汉初年，先秦雅乐已多数失传，但民间音乐在上层社会上中颇为盛行。他们尤其喜爱楚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i]，楚汉战争末期，西楚霸王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对着虞姬唱出《垓下歌》。张骞通西域后，把西域的摩诃兜勒曲和蒙古的北狄乐带回中国，当时乐官李延年据以制成“新声二十八解”，听到的人都大受感动。从此，中国的音乐在民间音乐和外族音乐的互相交融下更加蓬勃发展。从这个时侯开始，中国音乐有古乐和胡乐之分。古乐是指上古以来的传统的本土音乐，胡乐则指从外族胡人吸收的音乐。另外汉武帝时设乐府，采集许多民间歌谣与外来歌曲后，在东汉末年，出现琴曲《垓下歌》，表现出中国古代音乐的阳刚之美。

舞蹈

 汉代舞蹈是以楚舞与中原舞蹈、中原与西域舞蹈的结合为特色。它改变先秦以来纵向承袭为主的格局，开辟纵横吸收、交流、结合发展的新局面。由于西域和西南越等少数民族乐舞、杂技、幻术的传入，表演性质舞蹈技艺的大幅提高，著名舞蹈作品和舞人的出现，乐府对民间乐舞的广泛采集，舞蹈表演活动普遍兴盛起来，出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舞蹈艺术发展的高潮。

戏剧

中国戏剧在汉代处于发展阶段，汉代民间的各种演出总称为“百戏”，包括歌舞、杂技、武术等各类伎艺形式。秦二世就有“角抵”戏，到了汉朝蔚为风行。张衡《西京赋》描绘，就有角抵戏，提到“东海黄公”，“戏”里一个演员扮黄公，以红绸束发，佩赤金刀；一个演员扮成猛虎。博斗的结果，黄公被虎咬死。表演为代表体，显示出简单的戏剧性，可以视为中国戏剧的胚胎。

建筑

汉代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是承先起后的时代。汉代建筑有以下特色：一、布局和结构均匀、对称。二、门窗变化自由，有多种样式出现。三、顶部舒展而优美，基部气派而稳固。四、常分利用其他造型艺术，使绘画、雕塑等各方面艺术装饰于建筑。五、木料的框架总是显露出，建筑物的基本轮廓。六、城市规划严谨方整。七、园林布置灵巧别致。

汉代闻名于世的建筑，如：两都长安、雒阳和成都的建设，大量宫室、离宫、苑囿的兴建，长城防御体系的延伸与修缮，大规模营造陵墓、坛庙等等。其面积广大、数量亦多，达到前世前所未有的地步，形成中国建筑发展史上的高峰。汉代生产技术的发展和铁工具的大量使用，对建筑上的材料与应用，甚有帮助。

汉朝科技

农学

汉代出现不少农学著作，其中以《氾胜之书》与《四民月令》最为著名。 《氾胜之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农学著作。该书讲及当时的耕作的基本原则、播种日期、种子处理、个别作物的栽培、收获、留种和贮藏技术、区种法等。氾氏的农学成就在汉代产生深远的影响。东汉末年郑玄注《周礼》和《礼记》，都曾经引用“氾胜之术”和《氾胜之书》。唐朝人贾公彦《周礼疏》：“汉时农书有数家，《氾胜》为上。”，成书于二世纪中期，叙述田庄从正月直到十二月中的农业活动，对古时谷类、瓜菜的种植时令和栽种方法有所详述，亦有篇章介绍当时的纺绩、织染和酿造、制药等手工业。

天文与数学

候风地动仪复原模型

在科技方面，东汉张衡制成世界上第一台能够感知地震的地动仪，另外撰有《灵宪》一书，解释天体演运。前104年，司马迁、唐都、落下闳等人制定的《太初历》第一次将二十四节气订入历法。85年，又改用《四分历》。公元前一世纪的《周髀算经》及东汉初年的《九章算术》则是数学领域的杰作。其中，《九章算术》是战国、秦、汉古代社会创立并巩固时期数学发展的总结，列有分数四则运算、今有术（西方称三率法）、开平方与开立方（包括二次方程数值解法）、盈不足术（西方称双设法）、各种面积和体积公式、线性方程组解法、正负数运算的加减法则、勾股形解法（特别是勾股定理和求勾股数的方法）等筹算方法，形成一个以筹算为中心、与古希腊数学完全不同的独立体系。1983年至1984年，《算数书》在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中出土，《算数书》的发现，对《九章算术》的完成，有着直接的影响，也改写中国古代数学史，将中国古代数学的历史推前三百年。

工艺技术

汉代也是中国最早发明瓷器烧造的时代。这个时期还发明蒸馏法、水力磨坊、现代马轭和肚带的原型、漆器、用于冶金的往复式活塞风箱、出现于汉末的独轮车、水车和吊桥。造船已经采用船尾柱舵。两汉时期，中国的冶炼技术也有长足的发展和进步，铸钱技术成熟，如三铢钱、五铢钱等。彩绘工艺独特，如马王堆所出土的帛书彩绘，各种生活用品齐全，如有“汉代魔镜”之称的铜镜，煮盐技术也不断提高，两汉出现蒸馏酒，酿酒水平臻于完美。农业技术大幅度提高，东汉早期出现水排等新式灌溉工具。

纸的发明与传播

西汉中后期，宫廷内已出现一种丝质的纸，叫做赫蹄。在东汉，汉和帝时（105年），宫内宦官蔡伦改进造纸术，大大降低造纸成本，取代简帛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造纸术在公元三世纪后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在751年发生的怛罗斯之战后又传入中亚，之后通过阿拉伯诸国进入北非与欧洲，改变世界文明史。

医学

两汉出现许多名医。西汉的淳于意、东汉的张仲景、华佗等等。西汉淳于意，留下25例病历纪录，对治愈和不治都有客观的分析，在中国古代医学史上，具有创始的意义。张仲景因《伤寒杂病论》而被尊为“医圣”。而史书记载华佗更是世界上最早采用全身麻醉的医师（华佗是否真有其人仍受到史学家陈寅恪等人的质疑）。俞跗运用人体解剖术治病。

《神农本草经》是这一时期著名的药典，共收录药物365种，分上、中、下三品，上品叙述滋补药物，中品叙述滋补和治病两种性能的药物，下品是专门治病的药物，这为中国后世的药物分类法提供一定的参考。针灸也得到突破性发展，东汉前期的《黄帝明堂经》，初步建构传统的腧穴学，用来服务于针灸临床。与《黄帝明堂经》同时问世的《难经》，提出“命名”的新说，进一步确立阴阳五行学说对传统医学理论的指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