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生活史——习俗
宋代不少丧葬习俗并不见于礼书，有的甚至遭到礼书谴责、受到法令禁止，可是在民间乃至上层社会都十分流行。下面姑且介绍四种。
一 避回煞
回煞又称丧煞或归煞，按照这一迷信的说法，人死后其魂气将于固定的日子归家，到时有凶煞出现，危及家人，一定要举家躲避。此俗在北朝已有之，宋代遍及各地，经济最发达的江浙地区尤其盛行。《夷坚乙志》卷19《韩氏放鬼》称：“江浙之俗信巫鬼，相传人死则其魄复还，以其日测之，某日当至，则尽室出避于外，名为避煞。命壮仆或僧守其庐，布灰于地，明日视其迹，云受生为人为异物矣。”
回煞纯属迷信，已被事实戳穿。波阳（江西今县）韩氏一妇女死去，回煞之日，举家逃避，请僧人宗达留宿家中。夜半，“房中有声呜呜然，久之渐厉”。宗达不免心中恐惧，只顾念经“至数十过”。天亮，韩氏子弟归来，与宗达一道，执杖而入，但见一物，长约四尺，“首带一瓮，直来触人”。宗达举杖便打，“瓮即破，乃一犬呦然而出”。原来，韩氏子弟离家时，这只狗已潜入房中，见瓮中有糠，“伸首穁之，不能出，故载而号呼耳”。宗达经历此事，才对“疑心生暗鬼”之说有所领悟。绍兴赵希棼以“不避煞”而著称，指斥此俗不近情理。从在世的儿子方面看，“安有执亲之丧，欲全身远害而扃灵柩于空屋之下？”从去世的父亲方面看，“又岂有人父而害其子者？”何况举家避煞之日正是歹徒行窃之时，以致“金银珠宝之类皆为所窃”。他父亲死后，到回煞之日，“乃独卧苫块中”，结果“终夕帖然无事”。俞文豹认为改变回煞陋习，长辈责任重大：“此惟老成经历，平时以此诏其子弟，庶几临时不为俗师所惑。”
二 烧纸钱
纸钱有寓钱、冥钱、冥财、楮钱、纸镪、钱纸等多种名称，指烧给死者或鬼神的钱形纸片，来源于汉代的瘗钱。魏晋以后，纸钱逐渐代替实钱。宋代烧纸钱成风，出现了以“凿纸钱为业”的工商业者。纸钱只是纸明器中的一种，还有纸碗、纸碟、纸瓶、纸盂、纸马之类。赵彦卫说，明器“今之以纸为之，谓之冥器，钱曰冥财”。北宋开封和南宋杭州都有专门出售纸明器的商店，称“纸马铺”。
是否应当烧纸钱，士大夫各说不一。《邵氏闻见录》卷19载，邵雍“春秋祭祀，约古今礼行之，亦焚楮钱”。程颐感到奇怪，邵雍辩解道：“明器之义也。脱有益，非孝子顺孙之心乎？”朱熹支持烧纸钱：“鬼神事繁，无许多钱来埋得！”杜衍则以“不焚纸币”而闻名。钱若水的态度与杜衍相同，吕南公写下《钱邓州不烧楮镪颂》：“古之用币以礼神癨。后之罪士为多则假之以请祷禳祈，假之不已则翻楮代焉而弗支，是故罪者满世而莫救其罪。”司马光认为送钱财比烧纸钱实用，俞文豹对此提出异议：“今贵者官极品，富者财巨万，贫且贱者何敢以货财为礼？”戴埴公开主张烧纸钱：“以纸寓钱，亦明器也。与涂车、刍灵何以异？”涂车即泥车，刍灵即茅草扎成的人马，都是古时送葬用的明器。他认为纸钱代替实钱是个历史进步。由于某些士大夫的支持和参与，烧纸钱之风愈演愈烈。
三 看风水
风水指宅地、墓地的地势、方位及周围环境，看风水始于汉代。相宅相墓者自称堪舆家，以东晋郭璞为鼻祖。从环境美学和建筑规划理论的角度看，堪舆术具有某些合理成分，值得研究乃至继承。但堪舆家认为风水的好坏关系到死者家族、子孙的盛衰祸福，肯定属于迷信。两宋有识之士反对看风水。张载《经学理窟·丧纪》断言：“葬法有风水山岗，此全无义理，不足取。”程颐抨击相墓“专以利后为虑”、“不以奉先为计”，他认为墓地应当选择，目的在于避免“五患”，即“异日不为道路、不为城郭、不为沟池、不为贵室所夺、不为耕犁所及”。《书仪·丧仪》采用归谬法，反驳“殡葬实能致人祸福”这一邪说：“彼阴阳家，谓人所生年、月、日、时，足以定终身禄命。信如此所言，则人之禄命固已定于初生矣。岂因殡葬而可改邪？是二说者，自相矛盾，而世俗两信之，其愚惑可谓甚矣。”司马光以他家的两个实例作为反证：安葬父亲司马池，并未听信阴阳家之言，一切由兄长司马旦作主，40年后兄弟福寿康宁，全家仕途显达；安葬夫人张氏，“棺成而敛，装办而行，圹成而葬，未尝以一言询阴阳家”，两年来“无他故”。他告诫人们：“欲知葬书之不足信，视吾家。”孔平仲列举三个东汉时期的事例加以反驳：“吴雄不问葬地，而三世廷尉；赵兴不恤忌讳，而三叶司隶；陈伯敬动则忌禁，而终于被杀。”杨万里以郭璞为例证明风水之说不可信：“郭璞精于风水”，但“身不免于刑戮”，则“其说已不验于其身矣”。罗大经以宰相京镗为例：京丞相“崛起寒微，祖、父皆火化无坟墓，每寒食则野祭而已，是岂因风水而贵哉”！
然而民间依旧“愚惑”，以致宋代堪舆家为数甚多。《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堪舆部》中被列入堪舆名流列传者，历代共115人，两宋多达43人，占总数的37.4％。有关记载制造出不少神话，如苏洵、苏轼、苏辙成为文豪，是由于其祖坟在“彭山县象耳山，此地当出文章之士”。刘延庆官至节度使，儿子刘光世又官至少师，是因为其祖坟“卜宅兆，山甚美”，当“世世富贵”。范同任参知政事，是由于他按照阴阳家的建议安葬父亲。皇帝陵墓无不经过堪舆名流精心选择。据说孝宗登上皇帝宝座，是因为当初阴阳家苗昌裔为太祖确定陵地，预言：“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北宋之所以灭亡，是由于宰相丁谓当年不听堪舆家徐仁旺之言，将真宗安葬于牛头山后地。徐仁旺曾上表陈述“山后之害”：“坤水长流，灾在丙午年内；丁风直射，祸当丁未年终，莫不州州火起，郡郡盗兴。”结果，金军攻打开封果然在丙午即靖康元年（1126），而丁未即建炎元年（1127）则“诸郡焚如之祸，相仍不断”。这类神话无疑出自穿凿附会。
在这类记载中，堪舆家闹的笑话也不少。如翰林学士宋白的祖坟“在五行书极佳”，但宋氏“自是宦绪不进，亦不复有人登科”。成都一豪门的墓地经精心选择，堪舆家冯怀古称奇叫绝：“陵回阜转，山高陇长，水出分明，甚奇绝也。”可是“自葬之后，家财耗散，人口沦亡”。冯怀古狡辩道：“此山是葬公侯之地，岂常人可处？”蔡京的父亲蔡准葬于临平山，“其墓以钱塘江为水，越之秦望山为案，可谓雄矣”。可是蔡京“一理丧败，几于覆族”。陆游以此事为例，指出：“俗师之不可信如此！”
看风水危害社会，罗大经认为，其主要表现有四：一、久殡不葬：“有贪求吉地，未能惬意，至数十年不葬其亲者。”二、多次改葬：“有既葬以为不吉，一掘未已，至掘三掘四者。”三、抢购吉地：“有因买地致讼而棺未入土，家已萧索者。”《名公书判清明集》卷9《户婚门·坟墓》所载大多是些抢购吉地的案件。四、争夺风水：“有兄弟数人惑于各房风水之说，至骨肉化为仇雠。”骨肉尚且如此，社会上更是常常因此发生公开冲突。《夷坚三志》辛卷3《王枢密招魂》载，王伦、王渊均官至签书枢密院事，两家后代因争风水而“两下争斗，几于兵刃相格”，“官司莫能决”。足见争风水是当时影响社会安定的消极因素之一。
四 做道场
道场在这里是水陆道场的省称，指设斋供奉，超度所谓水陆众鬼的法会。此俗相传始于梁武帝时，宋代很流行。《书仪·丧仪》称：世俗“于始死及七七日、百日、期年、再期、除丧，饭僧，设道场，或作水陆大会，写经造像，修建塔庙”。七七指人死后49天，百日即卒哭，期年即小祥，再期即大祥。外地与京城做道场，又有区别。俞文豹说：“外方道场，惟启散时用铙钹，终夕讽呗讲说，犹有恳切忏悔之意。”而京城“惟只从事鼓钹，震动惊撼，生人尚为头疼脑裂，况亡灵乎”？反对丧葬用乐的士大夫对此十分反感，程颐认为：“道场锣鼓，胡人乐也。”“今用于丧家，可乎？”朱熹强调；“丧最要不失大本，如不用浮屠、送葬不用乐。”向伯元“戒其子孙，勿为世俗所谓道场”。朝廷明文规定：“丧葬不得用乐。”然而社会上依旧是“丧家率用乐，人皆以为当然”。
出殡图（摹本）河南滎阳朱三翁墓出土石棺画像
做道场依据的是天堂地狱这一邪说：“做道场功德，则灭罪升天，否则入地狱，受锉烧舂磨之苦。”《夷坚丙志》卷3《常罗汉》载，嘉州（治今四川乐山）杨氏妪特别喜欢吃鸡，“平生所杀，不知几千百数”。死后，僧人常罗汉为她“作六七斋”。据说如果不如此，她下世将变鸡。《后山谈丛》卷4载，一王姓官员生前妒贤嫉能，死后其外姻晁端彦设道场，为他“忏罪”，僧众齐声大唱：“妒贤嫉能罪消灭！”如此即可洗罪，实属海外奇谈，“闻者莫不笑”。《夷坚志》中有不少篇章记述某人曾“误入阴府”，到过“阎罗城”，见过“阴司判官”以至“阎罗王”，后来死而复生，讲到阴间的情形。其实，什么“阴朝地府”不过“阳界官府”的翻版。
有识之士将批判矛头直指天堂地狱之说，《书仪·丧仪》最具代表性，其主要观点有三：1.天堂、地狱根本不存在。张唐卿《唐史发潜》称：“苍天之上，何人见其有堂？黄泉之下，何人见其有狱？”司马光进一步指出：“彼天堂、地狱，若果有之，当与天地俱生。”接着又说：“自佛法未入中国之前，人死而复生者，亦有之矣。”所谓“死而复生”，指休克后恢复健康。他最后反问：“何故无一人误入地狱，见阎罗等十王者耶？”2.退一万步说，即使有天堂、地狱，做道场仍然很荒唐。唐人李丹《与妹书》称：“天堂无则已，有则君子登。地狱无则已，有则小人入。”司马光指责做道场者：“是不以其亲为君子，而为积恶有罪之小人也。”并发问：“就使其亲实积恶有罪，岂赂浮屠所能免乎？”他感慨：“此则中智所共知，而举世滔滔而信奉之，何其易惑难晓也。”3.天堂、地狱之说据说旨在劝善惩恶，其实岂能惩恶。司马光说：“死者形神相离，形则入于黄壤，腐朽消灭，与木石等；神则飘若风火，不知何之。假使锉烧舂磨，岂复知之？”俞成认为“为善即天堂，为恶即地狱，天堂地狱不在乎他”，完全用不着做道场。
有识之士反对做道场，态度并不十分坚决。《吹剑录全编·四录》载，司马光号称“至不信佛”，但对家人强调：“十月斋僧，诵经追荐，祖考之训。”黄堮为父亲办丧事，“欲不用僧道，亲族内外群起而排之”，只得“从半今半古之说”。俞文豹拟不设道场，但顾虑重重：“施之妻子，可也。施之父母，人不谓我以礼送终，而谓我薄于其亲也。”朝廷为皇帝、皇后料理丧事，几乎无不做道场。如真宗死后，仁宗“诏每七日于观音启圣院、开宝寺塔设斋会，中书、枢密院分往行香”。英宗高皇后死后，宫中“作小祥道场”，隆报长老作法，哲宗“设御幄于旁以听”。高宗得知徽宗及郑皇后死于金朝，先“诏诸路州县寺观各建道场七昼夜”，又诏平江（今江苏苏州）诸佛寺“选僧道三十五人醮祭作佛事”。
做道场，规模大，花销自然也大。贾似道为其母亲做道场，动用僧道千人。民间做道场，规模也不小。话本《快嘴李翠莲记》说：“和尚、道士一百个，七日、七夜做道场。”吴县（今属江苏）宰陈祖安感叹：“此费侈，吾贫不能办。”假如随俗，只能破产。无怪乎当时有“伤生以送死”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