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生活史——游艺
游艺活动种类繁多，其中不乏积极健康的内容。但不少游艺活动可赌性强，某些游艺工具本身就是赌具，一旦以钱财论胜负则成为赌博。
一 放风筝
放风筝、踢毽子、荡秋千、戴面具等游艺为人们特别是少年儿童所喜爱。《事物纪原》卷8《纸鸢》称：“俗谓之风筝，古今相传云是韩信所作。”后来成为民间常见的游艺。《剑南诗稿》卷1《观村童戏溪上》诗云：“竹马踉跄冲淖去，纸鸢跋扈挟风鸣。”《中州集》卷8《纸鸢》诗曰，“鸱鸢雕鹗谁雌雄，假手成形本自同。果物戏人人戏物，为风乘我我乘风。扶摇谩拟层屑上，高下都归半纸中。儿辈呶呶方伫目，岂知天外有冥鸿。”可见放风筝是宋朝和金朝少年儿童的共同爱好。
据记载，福州的秋千“设于春台馆之内外”。诗云：“万里秋千习俗同。”确实如此，远在西北的吐蕃也“多并水为秋千戏”。
陈元龙《格致镜原》卷60《毽子》引《事物原始》称：“今时小儿以铅锡为钱，装以鸡羽，呼为毽子，三五成群走踢。”《武林旧事》卷6《小经纪》所载商品中有“毽子”、“风筝”、“选官图”等，并称“每一事率数十人，各专藉以为衣食之地”。由于踢毽子是常见的儿童游艺，以致毽子同风筝一样，成为销路较好的商品。
戴面具，不仅用于除夕驱傩即驱逐所谓疫鬼，而且是少年儿童喜爱的游艺。陈元靓《岁时广记》卷40《为面具》引《岁时杂记》称：“除日作面具，或作鬼神，或作儿女形。或施于门楣，驱傩者以蔽其面，或小儿以为戏。”难怪“廛市有摇小鼓而售戏面具者”，《夷坚志补》卷4《程氏诸孙》载，德兴（今属江西）村民程氏“买六枚以归，分与诸小孙。诸孙喜，正各戴之，群戏堂下”。面具以桂林所造，质量最好。《岭外代答》卷7《桂林傩》称：“桂人善制戏面，佳者一直万钱。”《老学庵笔记》卷1载，桂林所造面具，“以八百枚为一副，老少妍陋，无一相似者”。
今存宋人绘画，如苏汉臣《秋庭戏婴图》、《五瑞图》、《货郎图》、《杂技戏孩》、《长春百子》及李嵩《市担婴戏》、佚名《子孙和合》等，均绘有一些儿童玩具，品种繁多，不胜枚举。《武林旧事》卷6《小经纪》称，临安坊巷中，“儿戏之物名件甚多，尤不可悉数。如相银杏、猜糖、吹叫儿、打娇惜、千千车、轮盘儿，每一事率数十人，各专借以为衣食之地，皆他处之所无也”。而泥玩具则为各地儿童所普遍喜爱。讃州（治今陕西富县）田氏制作的“泥孩儿，名天下，态度无穷，虽京师工效之，莫能及”。这种泥塑小孩，大的一尺多，小的仅二三寸。平江府（治今江苏苏州）的“泥孩儿”也极精巧，南宋时“为天下第一”。临安的风俗，游西湖者“相尚多买平江泥孩儿，仍与邻家，谓之‘土宜像’”。近年江苏镇江市区曾出土五个平江府制造的儿童陶捏像，形态逼真，颇惹人喜爱。还有一种泥塑或木雕、牙雕的小儿像，加饰衣帽，七夕供养，称“摩
罗”。摩罗系梵语音译，原本是佛经中的神名。
二 斗禽虫
当时人们以禽虫相斗为戏取乐，斗禽如斗鸭、斗鸡，斗虫如斗蟋蟀。《中吴纪闻》卷1《斗鸭》载，“陆鲁望有斗鸭一栏，颇极驯良”，并“善人言”。《岭外代答》卷9《斗鸡》称：“番禺人酷好斗鸡，诸番人尤甚。”饲养斗鸡，颇有讲究：“结草为
，使立其上，则足尝定而不倾；置米高于其头，使耸膺高啄，则头常竖而觜利。割截冠，使敌鸡无所施其觜；剪刷尾羽，使临斗易以盘旋。常以翎毛搅入鸡喉，以去其涎。而淘米饲之。”并注意培养其勇猛风格：“至其斗也，必令死斗，胜负一分，死生即异。”因而番禺所产斗鸡“特鸷劲善斗”。斗鸡比赛分为三局：前两局系预赛，斗鸡一旦失利，主人当即“抱鸡少休，去涎饮水，以养其气”；后一局是决战，“两主皆不得预，二鸡胜负生死决矣。鸡始奋击用距，少倦则盘旋相啄，一啄得所，觜牢不舍，副之以拒，能多如是者必胜”。斗鸡往往同赌博相结合，赌注丰厚，看客很多，即所谓“注以黄金，观如堵墙”。
南宋临安居民普遍养蟋蟀即促织。《西湖老人繁胜录》称：“促织盛出，都民好养，或用银丝为笼，或作楼台为笼，或黑退光笼，或瓦盆竹笼，或金漆笼，板笼甚多。”官巷南北既是买卖蟋蟀的市场，又是斗蟋蟀的场所：“每日早晨，多于官巷南北作市，常有三五十火斗者。乡民争捉入城货卖，斗赢三两个，便望卖一两贯钱。苕生得大，更会斗，便有一两银卖。”所谓“苕”，即精囊。乡民在此获利，市民在此游玩。冬季以外，从早到晚，人潮如涌。贾似道有“蟋蟀宰相”之称，他“与群妾踞地斗蟋蟀”，遭到人们讥讽：“此军国重事邪？”贾似道斗蟋蟀误国，但所著《促织经》总结了喂养蟋蟀的经验，是世界上第一部研究蟋蟀的专著。
三 博戏
博戏种类繁多，如叶子格即后世的纸牌。《归田录》卷2称：“唐世士人宴集，盛行叶子格，五代、国初犹然，后渐废不传。”宋真宗时，钱惟演家中“有叶子揭格之戏”，辽穆宗曾“与群臣为叶子格戏”。又如牙牌即骨牌，相传始于宋代。《格致镜原》卷60《牙牌》引《诸事音考》载，宣和二年（1120），大臣建议，“设牙牌三十二扇，共计二百二十七点，以按星辰布列之位。譬天牌二扇二十四点，象天之二十四气；地牌二扇四点，象地之东西南北；人牌二扇十六点，象人之仁义礼智，发而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和牌二扇八点，象太和元气流行于八节之间。其他牌名，类皆合伦理庶务器用”。高宗“诏如式颁行天下”。然而当时最流行的博戏，辽、金为双陆，两宋则是钱币与骰子之戏。
双陆玩者分为黑、白两方，相向而坐，局如棋盘，左、右各六路，因此叫“双陆”。每方各有棋子15枚，棋子为马头形，因而玩双陆又称“打马”。比赛时，掷骰子，以点数行马。白马自右向左，黑马自左向右，马先出完者胜，用筹码计胜负，赏罚事先约定。洪遵《谱双》、李清照《打马图》对这一游艺介绍颇详尽。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4称：“此戏今人不复为。”双陆在南宋几乎绝迹，但在辽、金很流行。《辽史》卷12《圣宗本纪三》载，萧绰“幸韩德让帐”，“命从臣分朋双陆以尽欢”。《松漠纪闻》卷上载，阿骨打“与辽贵人双陆”。《契丹国志》卷19《大实传》载，耶律大实“与大酋粘罕为双陆戏”。在民间，“燕京茶肆，设双陆局，或五或六，多至十，博者蹴局，如南人茶肆中置棋具也”。
钱币之戏通常有两种：一为摊钱，又称意钱，办法是随手取钱币若干，放入器皿之中摇动，开时数钱币，以四为盈数，其余数为零、一、二、三，压得者获胜。《容斋五笔》卷1《俗语有出》说：“今人意钱赌博，皆以四数之，谓之摊。”另一为捻钱，又称掷钱。孙宗鉴《西畲琐录》称：“今人掷钱为博者，戏以钱文面背分胜负，曰字，曰幕。”字、幕即正面、反面。《铁围山丛谈》卷1载，宋仁宗曹皇后“在父母家时，与群女共为捻钱之戏”。这一游艺一般用于赌博，往往采用关扑即扑卖的形式。《东京梦华录》卷7《池苑内纵人关扑游戏》称：“有以一笏扑三十笏者，以致车马、地宅、歌姬、舞女，皆约以价而扑之。”所谓扑，即是赌。同书卷6《正月》称：“正月一日年节，开封府放关扑三日。士庶自早，互相庆贺。坊巷以食物、动使、果实、柴炭之类，歌叫关扑。”其实在北宋时关扑并不限于年节，还包括冬至和寒食。赵彦卫《云麓漫钞》卷5称：“
扑食物法有禁，惟元正、冬至、寒食三节，开封府出榜放三日。或以数十笏银，或以乐艺女为一掷，其他百物无不然。非如今常得扑也。”照此说来，南宋随时均可关扑。
骰子用兽骨或玉石或象牙制作，成正方体形，六面分刻一点至六点之数，点着色，投掷于盒中，以点数及色彩决胜负。因点着色，亦称色子。因要投掷，又叫投子。因有用玉石制成的，还叫明琼。骰子之戏常常同其他游艺相结合，如彩选格，亦称选官图。其办法是列大小官位于纸上，掷骰子，比色彩，计点数，以定升降。《覆瓿集》卷2《沁园春·归田作》词云：“看做官来，只似儿时，掷选官图。”蔡京做太师时，得意地称自己的升迁为“骰子选”：“今位极人臣，则亦可人，所谓骰子选尔。”这只是比喻，而辽朝果真有“骰子选”，《辽史》卷98《耶律俨传》载，兴宗“晚年倦勤，用人不能自择，令各掷骰子，以采胜者官之”。耶律俨因“得胜采”而升任知枢密院事。如果纸上所列不是官位，而是仙位，便叫“选仙图”。《王华阳集》卷6《宫词》云：“尽日闲窗赌选仙，小娃争觅倒盆钱。上筹得占蓬莱岛，一掷乘鸾出洞天。”骰子之戏同钱币之戏一样，往往用于赌博。居住在四川南部的泸夷也有这一游艺。陆游《老学庵笔记》卷3称，他在叙州（治今四川宜宾）无等佛殿西庑，亲眼见到“群蛮聚博其上。骰子亦以骨为之，长寸余而匾，状若牌子，折竹为筹，以记胜负”。
四 禁赌
当时赌博之风很盛，社会上有人以赌博谋生，也有人开赌场赢利。《老学庵笔记》卷5说：“市人有以博戏取人财者，每博必大胜，号‘松子量’。”《麈史》卷下《博弈》称：“世之纠帅蒲博者，谓之‘公子家’，又谓之‘囊家’。”《武林旧事》卷6《游手》云：“柜坊赌局，以博戏关扑，结党手法骗钱。”岂止“少年无赖辈相聚蒲博”，赴京应试的举子也聚众赌博。如天圣年间，举子郑戬“与同辈赌彩选，一坐尽负”，他一人独“赢数百缗”。官场中同样赌博成风，如章得象与杨亿、李宗谔等不时相聚赌博，“一夕负钱三十万”。数量之大，令人吃惊。皇帝也赌劲十足，如宋神宗与其弟吴王、嘉王“击球，戏赌玉带”。嘉王说：“若臣胜，不用玉带，只乞罢青苗。市易。”这不是赌经济而是赌政治，神宗“不悦”。辽兴宗与其弟耶律重元“因双陆，注以居民城邑”。兴宗“屡不竞，前后已偿数城”。伶官罗衣轻劝告道：“双陆休痴，和你都输去也！”
赌博给社会带来严重后果，并危及统治秩序。《燕翼诒谋录》卷2称：“其输钱无以偿，则为穿窬。若党类颇多，则为劫盗纵火，行奸杀人。”方岳认为：“始而赌博，终而盗贼，始而嬉戏，终而斗殴，始而和同，终而必争，败事丧家，皆由此始。”赌博造成不少人命案，如《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4《惩恶门·赌博》载，支乙“于衢州南市，楼上开置柜坊，楼下开置茶肆，以妻为饵”。名为柜枋、茶肆，其实妓院、赌场。支乙与余济等同伙“知陆震龙有钱可骗，诱之使赌，又作套坐掷，使之尽输”。陆一夜之间输掉461贯，将全部穿着典当以后，还资不抵债。他“深夜欲归，无衣可着”。支“既以无钱还时，我定到你家取讨，又恐以若取无时，只得经官论取”。因“取之既急，恐之又甚”，陆“在家自缢而死”。问题严重到如此地步，上自朝廷，下至官府，岂有不禁赌之理。知平江府（治今江苏苏州）胡颖宣布：“本府严赌博之禁，与禁盗贼同，盖以赌博不已，必至为盗故也。”
北宋初年沿用唐律：“诸博戏赌财物者，各杖一百。赃重者，各依已分准盗论。其停止主人及出玖若合者，各如之。赌饮食者不坐。”鉴于赌风太甚，太宗于淳化二年（991）闰二月下诏：“京城蒲博者，开封府捕之，犯者斩。”“匿不以闻及居人邸店僦与恶少为柜坊者，同罪。”赌博者即处死，惩罚如此之重，实际上行不通。如萧琉赌博，只不过“抵杖刑”。他后来易名立之，应试中进士，被发现后，真宗仅“命夺其敕，赎铜四十斤”。南宋法令规定：“诸开柜坊，停止博戏，赌财物者，邻州编管。于出军营内停止者，配本城。并许人告。”对告发人有奖赏：“诸告获开柜坊，或出军营内停止博戏，赌财物者，在席及停止、出九、和合人所得之物，悉给之。”然而并无多少实效。何以如此，《燕翼诒谋录》卷2指出，一是“刑名浸轻”，以致“法不足以惩奸，犯之者众”；二是官吏不力，“知而不问者十尝七八”。其实大臣、皇帝参与其中，赌博之风怎能制止？
金朝在大定八年（1168）颁布《品官犯赌博法》，“赃不满五十贯者，其法杖，听赎。再犯者，杖之”。世宗说：“杖者，所以罚小人也。既为职官，当先廉耻，既无廉耻，故以小人之罚罚之。”但章宗便带头违反法令，命卢玑“与大臣握槊”，并赐以名马，作为“博直”。所谓握槊，即是双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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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与卫生保健，同人们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在宋辽西夏金时代，医学已经相当发达，许多卫生保健知识为人们所认识，尤其在养生方面总结探索出不少有益的经验。但是各民族和地区之间的发展很不平衡，差异甚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它们各自所处的社会生活状况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