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生活史——宋朝医疗的进步与医药知识的推广



两宋时期，经过政府的努力，以及社会各阶层不懈地向疾病作斗争，医疗水平进一步提高，医药知识得到普遍推广。

一 医疗机构的设置与医药救济措施

宋朝重视医学，政府设有各类医疗机构。宋初设翰林医官院，掌供皇帝医药及承诏视疗众疾。又承唐制设太医局，掌疗官吏军民疾病，以治愈病人多寡为医官之考课。其后成为医学生徒习读之所，有类学校。太宗至道三年（997），复置御药院，掌按验秘方，调制药品供皇帝及宫廷之用。至于诸道州县，亦设医学博士、助教。真宗咸平元年（998）从王禹翶所请，并令诸路置病囚院，以处徒、流以上重罪病囚，罪轻者则允许保外就医。大中祥符二年（1009），遂设养病院。至于药物的管理，宋廷有熟药库、合药所，神宗朝市易务又有卖药所。熙宁九年（1076）将其合并，成立熟药所，掌修合、出售药物以供民间之用。凡药材的收购、检验、管理，药物的配制炮炙研究，成药的创制等，均属其职掌，实际相当于国家药店。熟药所交易频繁，既方便百姓，又为政府赢利。元丰元年（1078）三司言：“太医局熟药所熙宁九年开局，至十年六月，收息钱二万五千余缗，其息计倍。”徽宗朝更扩大规模，将神宗朝熟药所“增为五局，又增和剂二局，第以都城东西南北壁卖药所为名”，“岁得息钱四十万（秝）”。

此外，以“恤贫疗疾”为宗旨的社会救济设施，尚有宋初所设的东、西福田院，用以“养京师老疾穷丐者”。仁宗嘉皊八年（1063），因两福田院“给钱米才二十四人”，于是“别置南、北福田院，并东、西各盖房五十间，所养各以三百人为额，岁出内藏五千贯给之”。其后又增至八千贯。哲宗元符元年（1098），诏鳏寡孤独贫乏不能自存者，官为养之。徽宗崇宁中赐其名曰“居养院”。崇宁元年（1102），并设安济坊以“养民之贫病者”，当时命各州县亦设置，而“诸城、寨、镇、市户及千以上有知监者，依各县增置”。

宋室南渡后，北宋所设医疗机构和作为社会救济的福田、居养、安济等院坊设施，大都相沿并置，只是名称偶有变易而已。据《梦粱录》卷9记载，到南宋末年，“太平惠民局置五局，以藏熟药，价货以惠民也”。其书又记：“民有疾病，州府置施药局于戒子桥西，委官监督，依方修制丸散吮咀，来者疹视，详其病源，给药医治。朝家拨钱一十万贯下局，令帅府多方措置，行以赏罚，课督医员，月以其数上其州家，备申朝省。或民以病状投局，则畀之药，必奏更生之效。”据《癸辛杂识别集》卷上记载，和剂、惠民药局所售药物，其药价比之时值损三分之一。虽然制度规定如此，但在执行过程中，情况又颇有出入。南宋末年俞文豹说：惠民局官“止于受成坐肆而已。惟吏辈寝处其间，出入变化，皆在其手。药材既苦恶，药料又减亏，稍贵细药，则留应权贵之需”。所以当时药局出售者，“惟汛常粗药，缺者多而赎者少”。“故都人谓惠民局为惠官局，和剂局为和吏局。”可见虽有其制度，由于吏缘为奸，到南宋末年，惠民局的情况是“名虽存而实则泯”。

宋朝还建立了将翰林医官院中医官剩员派往地方行政单位服务的“驻泊医官制度”。政和三年（1113）闰四月一日，有司报告说：“契勘翰林院见今医官至祗候七百余员，并无职事。诸路驻泊额止百余员，令立较试之法，随所试中高下分遣。诸路州军有大、小远近之殊，而医有大、小方脉、产、眼、口齿、针、疮、金镞之别。今以州郡分为八等，以医分为八科。”并要求地方医官们“任满比较”。现将翰林医官院剩员派往地方服务，在政和年间已经要求制度化。

宋朝还经常性地施药济民，尤其是夏季暑期，疾疫流行，更投入较大的人力和物力。如太宗淳化三年（992）五月，汴京疾疫流行，命太医局选良医十人，给钱五十万为市药之资，医官分别“于京城要害处听都人之言病者，给以汤药，扶疾而至者即诊视之”。淳化五年六月，汴京又发生大疫，复“遣医官煮药给病者”。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四月，河北安抚司言：北界人多病腮肿死，边民纷纷向南徙避，于是“诏医官院处方并药赐河北避疫边民”。这种临时性的施药措施，在仁宗以后还形成固定的制度。其初在皇皊元年（1049），从知云安军王端所请，“诏诸州岁市药以疗民疾”。嘉皊二年（1057）又从韩琦之请，命“列郡每夏岁支系省钱二百千，合药散军民”。这项制度一直沿袭到南宋，只是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官吏的敷衍塞责，或“为庸医盗其直，或有药而不及贫下人”，平民百姓往往难获实惠。所以孝宗乾道五年，中书门下省言：“勘会诸路州军亦有岁赐合药钱，许诸军民请服。尚虑州军不切奉行”。于是“诏令户部申严条法，行下诸路州军遵守，务行实惠”。

二 医学的建立及其人才培养

宋朝政府甚为重视对医官的考核和医学人才的培养。太祖乾德元年（963），命太常寺考校翰林医官技艺，黜其不精者22人。太宗雍熙四年（987），又诏诸州送医术人校业太医署，以优者为翰林学生。至道二年（996），礼部侍郎贾黄中中风眩而卒，太宗为此切责诸医，“大搜京城医工，凡通《神农本草》、《难经》、《素问》及善针灸药饵者，校其能否，以补翰林医学及医官院祗候”。庆历三年（1043），仁宗复诏州县选善医者送京城，“校试方术，以补太医”。宋廷频频到地方上搜罗人才，说明医学人才的缺乏已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到庆历四年，遂从参知政事范仲淹之请，正式创建医学，当时招到诸科生80余人。至和二年（1055），又具体规定：“自今校试医官，并问所出病源，令引医经、本草，药之州土、主疗及性味畏恶、修制次第、君臣佐使、轻重奇偶条对之。每试十道，以六通为合格。”嘉皊五年（1060）又命太常寺详定太医局学生人数及有关制度。于是规定：以120人为额，“学生年十五以上方许投名充医生，虽在局听读及一周年，须候额内本科有缺，即选试收补”。学生考试，要求在问《难经》、《素问》、《巢氏病源候论》、《圣惠方》大义十道之外，兼问《本草》大义三两道。又将金镞、书禁、伤折三科合并，共有9科。其各科人数分布为：大方脉40人（现有35人），风科30人（现有66人），小方脉30人（现有38人），产科4人（现有1人），眼科6人（现有5人），疮肿科4人（现有8人），口齿咽喉科4人（现有6人），金镞兼书禁科1人（现有1人），金镞兼伤折科1人（现有3人）。嘉皊六年，又命诸道州府建医学教习生徒，规定大郡以10人为额，小郡7人，“仍与官屋五七间充讲习学，候本州医学博士、助教有缺，即选医业精熟、累有功效者差补。如不经官学试中者，更不得充医学博士、助教”。神宗熙宁九年，太医局分科置教授1人，选翰林医官以下与上等学生及在外良医为之。学生常以春试，取合格者以300人为额，分别入方脉科、针科、疡科学习。三科的教学，“方脉以《素问》、《难经》、《脉经》为大经，以《巢氏病源》、《龙树论》、《千金翼方》为小经；针、疡二科则去《脉经》而增《三部针灸经》”。学生轮流为太学、律学、武学生及诸营将士治疗疾病，“各给印纸，令本学官及本营将校书所诊状，病愈及死，经本局官押；或诊言不可治，即别差人往治，候愈或死，各书其状以为功过”。这实际是既学理论，又参加医疗实践，而岁终则以治疗效果作为考核分等的依据，“上等月给钱十五千，毋过二十人；中等十千，毋过三十人；下等五千，毋过五十人。失多者罚黜之”。徽宗崇宁中，实行三舍法，上舍40人，内舍60人，外舍200人。根据考核成绩，“中格高等，为尚药局医师以下职，余各以等补官，为本学博士、正、录及外州医学教授”。政和五年（1115），仿京师医学法，令诸州县置医学，亦分方脉、针、疡三科教养生徒。宣和二年（1120），罢在京医学。南宋绍兴中复置，孝宗乾道三年（1167）再罢。光宗绍熙后又再恢复，招有斋生250人，共分8斋，置教授4员。据《吹剑录外集》记载，这时斋生中颇多“市井盘药、合药、货生药之徒”，虽是责难之词，但说明民间医生也多有进入太医局学习的情况。

三 医书的整理、编辑和刻版

宋人十分重视总结前代的医学经验，政府曾多次下令征集医书、方论，对之进行校订、编辑和刻印出版。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即命知制诰贾黄中等校勘历代医书，当时诏诸州士庶献医著，许以“优赐钱帛，及二百卷已上与出身，已仕者增其秩”的奖励。仁宗朝，又命医官赵拱等校订《黄帝内经》、《素问》、《难经》、《巢氏病源候论》，于天圣四年（1026）奏进于朝，复命集贤校理晁宗悫、王举正等详定，于次年摹印颁行。景皊二年（1035），复命丁度等再校《素问》。到嘉皊二年（1057），枢密使韩琦仍谓医书尚多讹舛，他请“择知医书儒臣与太医参定”，仁宗遂诏于编修院设校正医书局，命掌禹锡、林亿、苏颂、张之洞等为校正医书官，于是复对传世医典《黄帝内经》、《难经》、《脉经》、《针灸甲乙经》、《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巢氏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逐一校订。这些医书在校订后，一般随即刊刻，广泛流传。如治平三年（1066）校毕《千金要方》，题名《新校备急千金要方》镂版；熙宁元年（1068）校订《脉经》镂版，二年刊刻《针灸甲乙经》、《外台秘要》等即是。由于书价昂贵，“医人往往无钱请买”，哲宗绍圣三年（1096）并命国子监将《千金翼方》、《金匮要略方》、《王氏脉经》、《补注本草》、《图经本草》等五部医书“开作小字，重行校对出卖”，以便医者。南宋绍光中复又依式重刊，发往各州学售卖。

宋曹孝忠著《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金代刻本书影

宋朝在校订整理医书的过程中，对《本草》一书尤为重视，太祖、仁宗、哲宗、徽宗、高宗朝曾先后五次加以整理增补。此外，医方的搜集和编辑也受到宋人的重视，其中官方所集影响较大者有太宗朝的《太平圣惠方》、仁宗朝的《简要济众方》、神宗朝的《太医局方》、徽宗朝的《太平惠民和济局方》与《圣济经总录》等；私家所编者有王衮的《博济方》、孙用和的《孙氏传家秘宝方》、张涣的《小儿医方妙选》、王俣的《编类本草单方》、许叔微的《普济本事方》，陈言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严用和的《济生方》，以及陈自明的《妇人良方大全》等。

四 医药知识的普及和推广

医疗机构和医药救济措施的建立，医学人才的培养形成制度，医学书籍的大规模整理、编辑和刊刻出版，标志着宋代医疗事业的进步和发展，同时对于医药知识的传播和普及必然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宋代，先后作为都城的开封和临安，以及一些重要城市，医药的普及程度已经相当高。

据《东京梦华录》卷3记载，北宋开封“马行北去，乃小货行时楼，大骨传药铺，直抵正系旧封丘门，两行金紫医官药铺。如杜金钩家、曹家独胜元（丸），山水李家口齿咽喉药，石鱼儿、班防御、银孩儿、柏郎中家医小儿，大鞋任家产科”。可以看出，整个马行街的北半部，药铺林立，最为集中，既有综合性的，又分骨科、口齿咽喉科、儿科、产科等专科。此外，该书还提到的有张戴花洗面药，国太丞、张老儿、金龟儿、丑婆婆药铺，于道士卖齿药，以及荆筐儿药铺、盖防御药铺、孙殿丞药铺等。《能改斋漫录》卷11亦记，蜀僧海渊，工针砭，天禧中寓相国寺，“中书令张士逊疾，国医拱手。渊一针而愈，由是知名”。此外，相国寺东宋药家，与名画家李成相善，成嗜香药名酒，每至宋家药铺，“醉必累日，不特纸素挥洒盈满箱箧，即铺门、两壁亦为淋漓泼染”，实际起到为宋家药铺打广告扬名的作用。又有“医师能太丞，居京师高头街”。士人潘阆，于讲堂巷开药肆，其药童“唐巾韦带，气貌爽秀”，风格颇异。坐铺而外，在闹市摆摊卖药，或走街串巷行医者亦复不少。如宋初名医陈昭遇自云：“我初来都下，持药囊，抵军垒中，日阅数百人。”为了招引顾客，“京师货药者，多假弄狮子、猢孙为戏，聚集市人”。甚至有“锁活虎于肆”，以求售药者。画家高益，自涿郡归宋，在京城卖药，将所绘画随药送人，遂名传四方。

南宋临安，亦是药铺林立，仅据《梦粱录》卷13“铺席”条所记，“自淳皊年（1241-1252）有名相传者”就有：猫儿桥潘节干熟药铺，市西坊张家生药铺、讷庵丹砂熟药铺，中瓦子前陈直翁药铺、梁道宝药铺，金子巷口杨将领药铺，官巷前仁爱堂药铺，修义坊三不欺药铺，官巷北金药臼楼太丞药铺，太平坊李官人双行解毒丸，外沙皮巷口双葫芦眼药铺，大庙前陈妈妈风药铺，大佛寺疳药铺、保和大师乌梅药铺，三桥街毛家生药铺，石榴园张省干金马杓小儿药铺，水巷桥沿桥下郭医产药铺。这些药铺都是经营多年的老字号。而从其铺名标示“仁爱堂”、“三不欺”的招牌来看，当时已经颇为注意信誉的宣传。

图左的御医赵太丞家右边招牌写“治酒所伤真方集香丸” 图右为：东京沿街的公共水井左边招牌写“太医出丸医肠胃药”北宋张择端绘《清明上河图》（局部）

这些药铺同时还诊治疾病，如孝宗曾患痢疾，众医治疗无效，“德寿忧之，过宫偶见小药局，遣内使询之曰：‘当能治痢否？’对曰：‘专科。’遂宣至。语以食湖蟹多，故至斯疾。医曰：‘此泠痢也，其法用新采藕节，细研，以热酒调服。’如其法而愈。德寿乃大喜，以金杵臼赐之，乃命以官。至今呼为金杵臼严防御家”。可以看出，这些药铺往往拥有医治某种疾病的专长，其高明者，甚至为国医所不及。

在外州县亦多有药铺名医，尤为著称者，要数北宋的郓州。《避暑录话》卷上记载：“本朝公卿能医者，高文庄一人而已。尤长于伤寒，其所从得者不可知矣。而孙兆、杜壬之徒始闻其绪余，尤足名一世。文庄郓州人，至今郓多医，尤工伤寒，皆本高氏。”《宋史·高若讷传》亦记：“高若讷，字敏之，并州榆次人，徙家卫州。……因母病，遂兼通医书，虽国医皆屈伏。张仲景《伤寒论诀》、《孙思邈方》、《外台秘要》久不传，悉考校论谬，行之，世始知有是书。名医多出卫州，皆本高氏学焉。”《邵氏闻见录》卷17载：“康节先公昔居卫之共城，有赵及谏议者，自三司副使以疾乞知卫州，多名医故也。”

药铺如此之多，药材贸易必然频繁，北宋的汴京自然是一个药材交易中心，而川蜀地区也形成诸多药市。据说唐代梓州人王昌遇得道，号易玄子，以大中十三年九月九日上升。“自是以来，天下货药辈，皆于九月初集梓州城，八日夜于州院街易玄龙冲地货其所赍药，川俗因谓之药市，迟明而散。”仁宗天圣中，燕肃知州事，“又展为三日，至十一日而罢”。实际到宋代，药市并非仅限于梓州，据《长编》卷73记载：“大中祥符三年三月，比部郎中蔡汶使西川还，言川峡每春，州县聚游人货药，谓之药市。”每到药市之期，“四远皆集，其药物多，品甚众，凡三日而罢，好事者多市取之”。而成都药市在宋代尤为有名，城中且不止一处，“以玉局化为最盛”。南宋临安亦有药市在炭桥，并出现专门经营地方药材的“川广生药市”。

经营药材药物，获利颇丰，如北宋末年熟药局岁获利钱40万缗，当时社会上并出现出售假伪劣质药材药物的情况。《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4即有李百五所卖药材荜澄茄“陈腐细碎，而草梗复居其三之一”，被州官胡石壁“责杖六十，枷项本铺前，示众三日”的记载。又《涧泉日记》记载：“李生者居余于门外，善货殖，日卖养脾丸于市，尝揭巨榜于前日：‘不使丁香、木香合，则天诛地灭。”而丁香、木香实为其合药使婢之名，并非其所卖养脾丸中真正使用了这两味药，此事在李生遭水溺而死之后，方始真相大白。

以上说明宋代的一些大中城市，医药的普及程度已较高，但仍有相当多的地区，特别是在北宋前期，由于惑巫信鬼的习俗使然，人们对于医药尚缺乏认识，抑或根本就不信服。宋朝政府和士大夫在这些地区移风易俗、推广医药知识，作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史料记载以下地区的情况是：

广南之地，“风土不佳，人多死于瘴疠。其俗又好巫尚鬼，疾病不进药饵，惟与巫祝从事，至死而后已，方书药材未始见也”。这种情况在北宋前期尤为突出。据《宋史》卷249记载，宋初范竁知邕州，邕“俗好淫祀，轻医药，重鬼神，竁下令禁之，且割己俸市药以给病者，愈者千计”。又以方书刻石置于官廨厅壁，民俗丕变。太祖开宝八年（975），琼州言其地俗无医，民疾病但求巫祝。诏以方书、本草给之。真宗景德中，邵晔帅广南西路，遂请于朝，“愿赐《圣惠方》与药材之费，以幸一路”。朝廷从其请，“岁给钱五百缗”。于是“每岁夏至前，漕臣制药以赐一路之官吏”，形成制度。稍后陈尧叟为广南西路转运使，“岭南风俗”仍是“病者祷神不服药”。他辑成《集验方》，“刻石桂林驿”。天禧二年（1018），真宗并为郑景岫《四时摄生论》、陈尧叟《集验方》作序，命刊版摹印，“赐授任广南臣僚，仍分给诸道州军”。

福建之地，“其俗信鬼尚祀，重浮屠之教”。蔡襄知福州，遂托当地人何希鼓从《太平圣惠方》中节录6000余方，集成《太平圣惠方选》60卷，以推广医药知识。又因这一地区行蛊毒害人之风尤盛，仁宗以当地医工林士元“能以药下之”，遂诏录其方，又命太医集诸方之善治蛊者为一编，题名《庆历善救方》，于庆历八年（1048）颁行之。

江西之俗，亦“尚鬼信巫，每有疾病，未尝亲药饵”。仁宗天圣元年（1023），夏竦帅江西，时逢豫章大疫，因命医者制药给居民。同时严禁师巫，将其1900余户收审，勒令“改业归农及改习针灸方脉”。宋人称“江西自此淫巫遂息”。实际所谓“遂息”只是在部分地区，因为到神宗熙宁中刘彝知虔州，其地仍是“俗尚巫鬼，不事医药”。他召集医者编辑方书，以训民俗，称为《正俗方》。又“尽藉管下巫师，得三千七百余人勒之，各授方一本，以医为业”，其俗遂变。

巴楚之地，“俗信巫鬼，实自古而然”。宋初李惟清为涪陵尉，“民尚淫祀，疾病不疗治，听命于巫”。惟清擒大巫笞之，然后教以医药，“稍变其风俗”。又有周湛通判戎州，其地“俗不知医，病者以祈禳巫祝为事，湛取古方书刻石教之，禁为巫者，自是人始为医药”。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以戎、泸二州及“富顺监多瘴毒，各赐《太平圣惠方》一部”。赵尚宽知忠州，其“俗畜蛊杀人，尚宽揭方书市中，教人服药，募索为蛊者穷治，置于理，大化其俗”。

扬、楚之区，“有窄家神庙，民有疾不饵药，但竭臻祀以徼福”。太宗至道中，王嗣宗为淮南转运使、江浙发运使，遂撤其庙，选名医方刻于石州门，“自是民风稍变”。神宗朝又有罗适为桐城尉，以“民俗惑巫不信药，因以药施人多愈，遂以方书召医者参校刻石”，此即世传之《伤寒救俗方》。又有蒋静为安仁令，其地“俗好巫，疫疠流行，病者宁死不服药，静悉论巫罪，聚其所事淫像，得三百躯，毁而投诸江”。

同时，还有一批士大夫在地方上施药济民。如元皊四年（1089），苏轼知杭州，当时“饥疫并作”，他“遣吏挟医分方治病”。又谓“杭州水陆之会，因疫病死者比他处常多，乃裒集羡缗得二千，复发私橐得金五十两，以作病坊”，名曰“安乐坊”。以僧人主持其事，三年医愈千人，则与紫衣及礼部牒各一道。叶梦得为官许昌，“岁适多疾”，“遂并出千缗市药京师”，“亲督众医分治，率幕官轮日给散”。

惑巫信鬼是推广医药知识的极大阻碍，宋朝士大夫为官地方，往往痛加禁止。这类例子，还有宋初任中师知广州，一改长吏到任，“当谒诸祠庙”的陋习，并命撤毁官廨中的淫祠。真宗朝王嗣宗先后知并州、邠州，所至禁毁淫祠。胡颖提举湖南常平，“所至毁淫祠数千区”。而宋朝政府亦屡禁其风，如雍熙二年（985），禁邕管杀人祭鬼。淳化元年（990），禁川峡、岭南、湖南杀人祀鬼，州县察捕，募告者赏之。政和元年，毁在京淫祠1038区。绍兴十六年（1146），诏毁诸路淫祠。十九年，禁湖北溪洞用人祭鬼者。二十三年，将作临主簿孙寿祖称：“湖、广、夔、峡多杀人而祭鬼，近又浸行于他路，浙路有杀人而祭海神，川路有杀人而祭盐井者，望饬监司、州县严行禁止，犯者乡、保连坐，仍毁巫鬼淫祠，以绝永害。”宋廷允准其议。

经过政府和士大夫的努力，两宋时期医药知识得到较为普遍的推广，医疗水平比诸前代也有很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