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禁佛



唐朝每隔30年就有成千上万的人聚集起来奉迎佛骨舍利，舍利会被隆重地转移到京城的佛寺供奉，并在佛寺中展示。818年唐宪宗在塔上看到了这个盛大的场景，于是下令宦官把佛骨舍利拿到宫中以便亲自验看。朝官韩愈可能是出于关注民生福祉之意并受到个人政治目的的驱使，在听到这个消息时反应强烈，对这则有关夷狄的消息甚至有些恐惧。819年韩愈在《论佛骨表》中把佛陀描述为“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他认为佛教缩短了先前皇帝们的寿命，质疑皇帝卷入佛教事务。韩愈的奏折表达了一种排外意识，这种意识在宋代新儒学复兴之时再度盛行。他的奏折也成为代表儒家知识分子和“外来”佛教关系的里程碑事件。

但是在9世纪40年代，对佛教的系统性迫害突然加强。根本原因不仅在于排外意识，也和宗教间的争论有关。在过去几个世纪里，由于赋税制度对贵族、大地主和佛寺的优待，寺院积累了大量的寺产，危机终于发生了。唐宪宗在位期间，为了稳定国家经济和国库收入，朝廷官员们对赋税改革的急切需要进行了讨论，但所有的建议都遭到了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的坚决反对。宪宗死后，赋税收入日益减少，贫困和饥荒使整个国家陷于绝望之中，从今河南省一直到淮河一带，乡村匪徒对百姓的残忍攻击，迫使大量的农民和佃户带着自己的财物往更加安全的地方迁移。为了应对危机，政府需要开辟新的财政来源。

在中国历史上，攫取佛寺和尚们的财产似乎是个解决政府财政收入不足的简单且为人所接受的办法。这种措施曾经在446年、486年、574年和577年都成功施行过。 842年，武宗展开了一场运动，没收了4600多座寺院、庙宇和相关地产，把大量的金、银、铜铸的佛像推倒，熔铸为铜钱和贵重的金银锭，迫使佛教徒还俗。在这个过程中，唐武宗强迫26.5万名和尚、尼姑还俗，成为普通的纳税民众。除了取消佛寺里僧侣的免税特权外，武宗还使15万名在寺院中服务的奴仆登记为纳税民众。

世俗化政策的施行者破坏了4万多座各种类型的宗教建筑、无数的经卷和其他珍贵的宗教物品。武宗在他的反佛诏书里使用严厉的措辞，把反佛运动描述为清除佛教害虫、铲除邪魔的努力。他自豪地宣称他对佛教的迫害取得了政治上的成功。日本和尚圆仁目睹了这场运动，他认为这些行为对中国佛教是一场灾难。

847年唐宣宗终止了这场灭佛运动，允许佛寺重新开放，恢复宗教活动。其继任者懿宗成为佛教热情的倡导者。但是，到了955年，后周世宗皇帝再一次为了解决政府财政紧张问题而把目光投向了佛寺。他宣称国家现在处于非常糟糕的情况中，民心士气低下，为此他要解散大多数寺院，没收他们的金银财宝和其他有价值的物品。960年，当宋朝建立时，原先30336座寺院只有2694座经历了灭佛运动而幸存下来。

后周世宗走得更远。他发布敕令，禁止那些已经由佛教实行了数个世纪的自残行为和其他的宗教献身行为。在迷乱和癫狂的状态下，一些宗教狂热分子会将一部分肉体作为祭品而自残肢体，甚至自我献祭。世宗的敕令试图终止这种癫狂的“佛教狂热”以及由此狂热产生的宗教魅力。

唐武宗灭佛运动开始的350年后，一位诗人表达了公众对于反宗教运动的意见，反问道：“杰屋大像无时止，安得疲民免饥死？”在宋朝的精英分子和国家官员中，这仍然是一种有说服力的观点，虽然大多数中国人民并不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