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诗词：展示内心变化的艺术
文学是极少数人独占的领域，中国人极为尊崇文学，视之为一门艺术。文化都是以文字为基础的，因此中国人在散文和诗词中思考、辩论的方式及对事实、理论、事件和情感的描述都反映在其行文风格和辞藻的运用上。在中国历史上，从很早开始，诗歌就是教育的组成部分，也是社会各阶层交流沟通的工具。唐宋时期，诗歌在科举考试的“背诵材料”中也占有很大的比重。根据邵雍的阐释：“诗史善记意，诗画善状情。……状情不状物，记意不记事。”因此，诗抓住了史（表意）和画（抒情）的精髓。在宋代，写诗是为了展现内心的变化过程。诗涵盖了认知和存在的各个方面，包括危险的政治领域。具有能创作各种优秀诗词作品的天赋被认为是才智过人的特征。因此对宋代作家来说，内在世界的精要就被汇集在诗词之中，同时对内在世界的探索又与对外在世界或自然界事物的观察及理解有很大的关系。
诗词是连接绘画与世界的天然桥梁，特别是诗词被题写于绘画作品的边角时。在宋代，士大夫在绘画艺术中创造了一个世俗化的世界，这个世界由烘托气氛的风景画、风俗画、人物画、栩栩如生的鸟虫素描画和花果静物画构成。许多绘画作品为沉思和形上探求提供了一个虚拟的遐想空间。借由这种方式，人们得以探求世界背后的那些永恒真理，后者通常超越了日常琐事和世俗忧虑的范畴。其他作品集中于描绘日常生活的真实面貌，记录画家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在对自然和物质世界进行观察和研究的过程中，画家和科学家发现了双方的共同之处——都对世界有着浓厚的求知欲。尽管他们以各自特有的个人技艺探求他们的共同兴趣，但在宋代，对内在和外在世界的探究是同时进行的。
用席文（Nathan Sivin）的话来说，中国科学是指“运用系统化、抽象化和客观化的方式去思考所有与自然相关的事物”。李约瑟（Joseph Needham）从他对中国科技史的大量研究中得出结论：“每当有人根据中国文献对科技史的任一个领域进行研究时，他会发现其聚焦点总会落在宋代。”根据李约瑟的观点，宋代是中国本土科学最为繁盛的时代。西方与中国有关系的三大技术——活字印刷术、火器的制造和指南针的发明——都与宋朝密切相关。
对于宋代社会本身来说，印刷术使得出版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而出版业满足了各种公共的、私人的，特别是教育制度的需求。9世纪火药的发明以及其后火器的发展导致了军事工业的发展，该行业雇用了数万工匠和工人。尽管指南针的发明并没有促使中国社会转型，但它传到欧洲后作为航海仪器使欧洲不少王国成为世界性的海洋国家。1620年，西方科学时代来临的黎明时分，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说，上述三大技术进步“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
宋代的诗词发展出各种形式，包括格律诗，其狭义的形式为五言或七言；还有运用中国语言中各种辞藻资源的“词”。8世纪时的唐代天才诗人李白和杜甫以及其他有影响的诗人为律诗建立起“古典的”标准，这种传统在其后的数个世纪中在格律诗的各种类型中一直被沿用。批评家严羽在1200年前后就注意到：“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
最有名的诗歌类型是西昆体。这种诗体追求用词华丽、用典以及对仗工整，以显示作者的博学。这些诗人由于在诗歌创作中不能将儒家伦理传达到诗中而备受批评。这种诗体虽显得稍微过时，但在日后的诗歌创作中继续表现出色。而在宋代文学中，比这个诗派影响更大的是以苏轼为代表的律诗创作流派。蔡涵墨（Charles Hartman）说：“11世纪宋代的伟大诗人——梅尧臣（1002—1060）、欧阳修（1007—1072）、苏轼（1037—1101）和王安石（1021—1086）——是最后一批掌握了整个中国诗歌传统的诗人。”
上述四人之首的梅尧臣在去世前9年，终于通过了进士考试。和同时代的其他诗人不同，他对日常事务中的那些简单的、微不足道的、不经意的甚至是丑陋的东西具有敏锐的观察力。泥洞中的蚯蚓和蛆虫、虱子以及其他不引人注目的生物，这些在其他人的诗中几乎不出现的东西，成为梅尧臣诗词描写的对象。他早期那些较为平和的作品比较符合绘画中的新写实主义，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诗变得越来越辛辣，越来越针砭时弊，许多诗对社会及社会精英都有所批评。
在《耕牛》中，梅尧臣指出了地主和贫民之间、乏味的劳作和闲散无所事事之间的差异，这首诗中，牛象征了农夫。而在《聚蚊》中蚊子代表了剥削穷人、保护富人的腐败官吏。太阳一旦落山，蚊子就从墙缝中的藏身处飞出来，漫天飞舞，就像弥漫于空中的薄雾。富人可以用上好的丝网把床包绕起来，使自己免受蚊虫叮咬，但穷人和受饿者就成了这些吸血虫饱食的牺牲品了。梅尧臣的同代人王令，是一位得到过王安石帮助的青年才俊，他也写了些揭露社会丑恶的诗。其中一首《梦蝗》，所描写的噩梦般的虫子告诉他，人才是人性的害虫。
苏轼属于反对王安石改革的政治派别，但两人都具有幽默感、同情心，并相互敬重。这点我们在苏轼1084年所写的《次荆公韵》中可以看出：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苏轼所建立的有影响的文学团体“苏门四学士”，由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组成。他们的政治命运和诗人的职业生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苏轼的政治命运和他作为一位反改革者在政坛上的沉浮。
词是为乐曲的演唱而创作的，早在唐代就已经出现，在9、10世纪时很受欢迎。词、曲都是由文人所作，由歌女演唱。在宋代，词是最流行、最有表现力的诗歌类型。用萨进德（Stuart H. Sargent）的话来说：“词恰在其形式上表达了情感的体验……（其）特有的韵律形式让我们想起各类型乐曲的起源，也让我们想到这样的事实：词曾经是一种很优秀的演唱文学。”
创作出来的词要适应固有的曲调。为了使文本和曲调能相互作用，能完美地演唱出来，要用严格的声调、格律和押韵格式确定词的类别。词的曲调总数超过2300种，这些曲调现在都已失传，但其曲调名暗示了这些曲调所涵盖的最初创作者的兴趣范围，从对自然的观察，如“西江月”和“风入松”，到歌舞之曲，如“破阵子”和“菩萨蛮”，到歌唱情爱的歌曲，如“诉衷情”“采桑子”“永遇乐”。词吸收了口语语言，并以演唱的形式表现出来。从很早开始，这些白话口语就被记录下来，后来还印刷出版，扩大了词的流传范围。
有两种词是可以明显区分开来的：一种是较短的小令，最初意思是“命令”，被用于宴饮的游戏中；较长的是慢词，意思是“加长的”或“慢节奏”。短的那种通常每阕（共两阕）有三到六行；长的那种大概有短的两倍长，其诗行的长度变化达到了词的极限（从两个字到十个字），同时在格律上允许有更多的不规则。把词从中文翻译为西方语言（西方语言没法表现中文的押韵格式）是没法把其声韵传递过来的，但许多翻译作品已经能成功地把诗词的情感表达出来，把诗词的氛围烘托出来，尽可能地让读者感受到作品之美。
与律诗相反，词是由每行字数长短不一的若干行构成。它可以用来描写心理状态、当时都市生活的节奏和人们的争斗、伤心孤独之情、对爱情的渴望、性爱的感受、对浪漫的向往、自然美景的图像、离别之情等。词也可以表达私人的、隐藏着的、模棱两可的、暗含的信息，并把这些传达给大众。词中复杂的比喻和象征变化多端，这依赖于诗人遣词造句的天赋。
官员兼诗人欧阳炯（940年在四川编撰了《花间集》，并写了绪）写到，词表达了对美和精致的审美沉思，表达了情感的愉悦和丧失。词并不强调儒家道德理想，词也不能被解读为政治寓言。“飞卿”温庭筠，虽在科举中没有考中进士，但在诗词创作中不墨守成规，成就非常突出。他在《花间集》里具有重要的地位。有一段时间他与著名的诗人、妓女和道姑鱼玄机（844—868）私通。直到她被指控杀害了自己的婢女而在京都长安被公开处死后，温庭筠似乎才不再迷恋她。
评论家们不认同温庭筠的诗词成就和其富于想象的创造力，也特别反对他对床笫之事的描写，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对当时的诗人和后来的词人如柳永具有持久的影响力。诗人李清照并不掩饰她对柳永的钦佩之情，但她的评价也有所保留：“变旧声作新声……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
南唐以诗词和绘画而出名，最有名的诗词大家是最后一位皇帝李煜，他降于宋朝，978年死于宋朝的软禁中。他扩展了词的表现范围，将其从爱情延伸到了政治和哲学的思考，并很好地利用了白话语言。在其所写的《破阵子》里，他在第一阕里描述了曾经的辉煌，在第二阕中描写了如今的压抑，并将二者做了对比：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惶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他的另一首词中的一句“一江春水向东流”——表达了他对失去故国的怀旧之情——引起了宋朝皇帝的猜疑，最后导致了他被幽禁而死的命运。
政敌们千方百计地依据诗词作者的观点来辨析词的弦外之音，特别是在11世纪，这时词已经成为浪漫与爱情的专有领地。由于欧阳修以坚持原则和善写诗词而闻名，于是他的反对者们可能就以他的名义伪造了一些词，词中的男主人公沉迷女色。欧阳修被控与自己的外甥女张氏有不正当关系，当时张氏与欧阳修一家住在一起，有一首柳永写欧阳修的词被当作这桩个人中伤的例证。受害者根本没有机会来澄清自己的清白。
《小镇西》（仙吕调）
意中有个人，芳颜二八。天然俏、自来奸黠。最奇绝。是笑时、媚靥深深，百态千娇，再三偎著，再三香滑。
久离缺。夜来魂梦里，尤花殢雪。分明似旧家时节。正欢悦。被邻鸡唤起，一场寂寥，无眠向晓，空有半窗残月。
欧阳修抱怨这首在京城流传的匿名词对他是一种中伤，甚至会毁掉他的仕宦前程。尽管描写浪漫爱情、暗含色欲和迷恋少女（通常是一位职业歌舞艺人或妓女）的诗歌受到严厉的批评，甚至遭到禁止，文人们还是无法摆脱对少女美色的迷恋，禁不住撰写了许多充满床笫之欢的挑逗性诗词。带有情欲主题和隐喻的诗词在职业歌女中广为流传。
大多数词不涉及攻击性的主题，伴随着长长的篇幅，它们以舒缓的曲调试图捕捉精美的风景和气氛。李清照是宋代可能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女诗人，她出身于一个思想开明的非传统的士大夫家庭，少女时代就以才智过人而出名。几十年后的1133年，我们从两首诗中了解到，她曾经显赫的家族已经衰落，她的家人四处离散，沦落于社会底层。当女真人入侵山东时，她和丈夫收藏的10间仓房的古玩和藏书都毁于兵燹。她的丈夫在战乱中失散，在遭受流离之苦后于1129年去世。
虽然满怀失望之情，但是李清照还是坚信她的诗词会流传后世。为了在诗词中倾吐自己的苦楚，她利用了隐喻和字词的重叠，在中国古典诗词语言中插入了拟声词和口语化表述，这使她的词具有强烈而直率的特点。她也知道要遵守诗词格律，她的诗词“产生一种令人期待的境界，这种境界不仅由其诗词流派所决定，也是由其性别所决定的”。
《声声慢》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南宋最杰出的词人们因爱国、英勇、忠于国家和中国文化而闻名。 1161年，时年仅20岁的辛弃疾统领着一支2000多人、远离了金国领土的农民起义军，其后他被任命为飞虎军的指挥官，1181年被迫退入南宋。在整个宋代，辛弃疾算是一位多产的词人，其同时代人很赞赏他诗词中体现出来的无拘无束的活力和敏锐。作为一位军人，在因宋朝北方领土丢失而对女真人进行的抗争中，他历尽艰辛。在诗词中，他反问道：“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西北望长安”，如何“了却君王天下事”。
他的朋友，哲学家陈亮抱怨女真军队蹂躏北方，他问道：“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辛弃疾的另一位朋友刘过（1154—1206）也在词中疾呼，何时恢复中原故土？他号召大家团结起来马上开始行动。随着北宋安逸生活的终结，恢复北方失地的重任就落到爱国的官员和军官的肩上。
但对故土的忠诚与热爱并不限于宋代的诗人和官员。元好问和其他金朝知识分子一样，非常清楚在他们身处的中国分裂时代，金朝存在的政治合法性问题。他流传下来的一部诗集包含了故土的沧桑感及对故土深深的热爱。他的诗词表达了孔子的中庸之道：“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金朝最后一位君主自杀、金朝灭亡5年后，元好问写了一首五言律诗《己亥元日》：
五十未全老，衰容新又新。
渐稀头上发，别换镜中人。
野史才张本，山堂未买邻。
不成骑瘦马，还更入红尘。
当时，他正辗转流离于各地，开始着手修撰《金史》。他的这部历史著作最终在100多年后由官方正式修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