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宋朝统治时代
在1000多年前，宋朝就作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国家出现了。宋初的皇帝在理性、效率、前瞻性和经济活力（简而言之，这些都是开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最为显著的特征）的基础上开始了中国的转型。这些具有革新精神的统治者严重依赖于精英的士大夫阶层，这个阶层通过竞争性的科举制度而形成。因其所受的教育及自身所具有的经验、能力和奉献精神，宋代的士大夫不但与唐代的贵族官僚，而且也与同时代其他国家的精英明显不一样。皇帝的宰相们所拥有的政治权威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宋代中国既不是一个专制的社会，也不是一个极权的社会。这个社会的行政效率和经济效能并不是通过对所有社会活动进行控制和监视，也不是用刑罚威胁或地主的恐吓来实现的，而是通过营造一种充满信赖、负责任，尤其是务实精神的氛围而实现的。有品级的官员人数与所管理的人民的数量的比例一直较低，13世纪初为1∶7500。这确保了宋代官僚体系无比高效，而人民也信任他们。
三教——儒、释、道——以及无数的地方民间宗教活动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佛教得到了朝廷的支持，而宋徽宗对道教的偏爱超过了其他宗教——这种偏爱导致了他对政事的疏忽，这也是北宋灭亡的部分原因。佛教和道教虽然丰富了大众的精神生活，但不管他们的影响和实际状况如何，对宋朝的道德观念起支配作用的还是儒家学说。这个自古流传下来的信仰是构筑教育、科举和公共及私人生活的基石，是在现实中发挥作用的宋代国家意识形态。在促使社会转型、使宋代明显区别于先前的朝代的过程中，儒家的治国之道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宋代皇帝的庙号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儒家学说对朝廷的长久影响：仁宗、孝宗和理宗。"仁"和"孝"是儒家学说的核心词语，而"理"是指由朱熹学派阐发的儒学之理。宋代这些庙号第一次出现在了中国历史上。
宋代治国之道的特征构成了大的儒家伦理制度的一部分，而这个制度渗透到了宋代社会的每个角落，影响了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一生。然而儒家学说在宋代也经历了理性化改造，并逐渐影响到京城的城市规划、商业、时尚、科技、绘画、音乐和文学。这种经过改造的儒家意识形态体现在程氏兄弟、朱熹和其他宋代哲学家的思想中，它的理性化和世俗化渗透进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并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石，其影响直到共产主义革命为止。19和20世纪的改革者严厉地批评新儒学，视之为僵硬刻板的思想体系，认为它阻碍了中国的社会和教育改革以及对先进新科技的吸收。但明清时期思想界的活跃讨论表明，从宋代新儒学传承下来的"传统"价值已经成为新的中国元素；同时它加强了中国人的文化认同感。即便历经600多年的政治动荡也没能动摇这种认同感。尽管时常遭受批评，但"传统中国"的道德伦理体系有助于保卫国家免受思想文化上的分离或政治上的分裂。
从宋代皇帝与其他朝代皇帝的任期比较中，我们就可以清楚看出宋代政府的品质和稳定性。中华帝国2129年的历史上有210位正统皇帝，其中18位宋朝皇帝统治的时间占了整个中华帝国历史的约15%。而所有中国皇帝平均统治时间是8年，宋代统治者平均为18年。只有清代要长些，那也全因康熙和乾隆的在位时间都超过了60年。
在公元后第一个千年的三个主要的早期中国王朝中——汉、唐、宋——是宋朝对威胁自己的邻国实施了和平的双边关系的外交战略。这种针对中国北方边境地区的"蛮夷"游牧民族中和性的新型务实举措为宋朝赢得了长时间的和平，使整个乡村地区和城市的生活水准得到了提升。11世纪的哲学家和数学家邵雍很为他自己所生活的这个无与伦比的时代而自豪，他认为自己生在一个伟大的和平时代。
农业技术和土地所有制所发挥的作用为宋代长达三个世纪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在帝国许多地方，农民的生产率直到20世纪都没有被超越。专家所撰写的手册广为流行，促进了农业和养蚕业的发展；而国家的投资和贷款政策有助于保护农民，使他们免受债务的损害。自耕农成为赋税体系的重要支撑力量，并促进了农业经济的繁荣。数以百万计的自耕农赋税缴纳者把他们最多10%的收获物缴纳给了政府，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并使人口得到繁衍增长。在当时的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地方能达到宋代这样的繁荣。即使到了13世纪，蒙古人的入侵导致了宋代人口的减少，生活在中国的人口几乎仍占人类总数的一半，如此多的人享有了世界上最高的人均国民收入。
在梭轮，络丝机，运用水力进行丝、麻、苎麻捻线的机器，踏板织布机和手工提花织机等各种机器中，我们能够看到中国的技术发明。这个宋代的"工业革命"发生在11和13世纪之间，生产出大量广受欢迎的纺织品，反过来又促进了新市场的开拓，导致了行会的发展。宋代中国在商品化与消费，在财政金融的发展程度，特别是其强大的信用市场和纸币制度的创立，在交通（马车、客船和配备有尾舵和水密舱的驳船）的发达程度，在陶瓷生产、铜铁矿的开采、纸张的生产、高品质的印刷和出版，以及在机械标准化和技术术语（这是进行高效及有利可图的持续大规模生产的先决条件）等方面都走在了中世纪欧洲的前面。水车可以驱动杵锤，可以用来对水田进行灌溉，可以碾磨谷物以及对工业原料进行磨压。通过中亚一直连接到伊斯兰教世界的贸易路线和传播交流网络（在19世纪时被称为"丝绸之路"）使中国的技术传播到了欧洲，而欧洲则在数个世纪后的商业和工业革命期间，对东方的思想进行了仿制、吸收和改进。
宋代社会的货币化，特别是纸币的使用，使投资者从先前对耕地的严重依赖中解脱出来，并促进了城镇商业的快速发展。北宋京城开封——通过汴河与大运河连接起来——成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多功能的都市中心。皇帝仍然在皇宫中统治帝国，但他的京城不再像唐代京城长安那样是帝国意识形态和公共秩序的具体范本。当开封城内的厢坊之间的墙被拆除、宵禁被取消时，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立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开封逐渐变成一座几乎是完全放任自由的消费者天堂。但只有在杭州——位于钱塘江边上的南宋京城，其西边以西湖为界，运河穿越城市——商人们才取代了官员成为财富和时尚生活方式的领跑者。现在的学者盛赞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在商业上的繁忙与喧嚣，并视之为当时的世界中心。
在南方与北方，宋代士大夫为教育制度及延续了1000多年直至1912年帝制结束的科举官僚制度的发展创造了先决条件。有种观点认为，宋代精英在促进社会的世俗化，甚至在遵从和推动儒学发展（在此特别是宋代道学对中国历史的长久影响）上起了重要作用。而士大夫们在科学、技术和艺术方面的活动是对上述观点的强烈支持。这个精英阶层受过新儒学的理性化和道德的熏陶，他们探究自然世界，绘制他们所见到的新现实世界，不再受唐代画坛占主流地位的绘画主题变化无常的画风的影响。对世俗世界的新理解和新阐释使画家们可以把风景、植物、动物、街景和室内景象都转化为适合绘画表现的主题。
这些士大夫作为精英阶层，主导着当时的社会生活，他们被授予大量的特权、福利，政治和思想影响以及家族声望更是空前膨胀，而这些对当时的普通百姓来说，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但由于他们都忠于儒家的价值观，当中国社会需要他们付出代价时，他们会毫不犹豫。他们经受了数十年的教育熏陶和折磨人的科举考试，远离家乡告别家人投身于仕途中，让自己的意志和愿望服从于朝廷和皇帝的利益，有时他们甚至因此而处于绝望之中。对于重视个性、自主和自我实现的21世纪的公民来说，对无私的宋代士大夫的描述可能听起来太理想化或浪漫化，但实际上这个描述与中国人所践行的忠诚、纪律和勇敢之道是非常接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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