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龙性



多数明代学者认为确定龙的本质是一个分类的问题。他们追问最多的是龙可以被归入的属类，而非龙究竟是什么。龙在空中飞行，会喷火，会发光，因此是对阴阳二元谱系（黑暗/光明，女性/男性）中“阳”的最强有力的表现。阴阳是长久以来中国人对物理世界之想象的基本结构。事实上，龙潜伏在水井或其他阴暗潮湿的地方，一摆尾就能招来降雨和洪水，似乎又表明它与“阴”的亲缘性。中国人宇宙观的核心原则——物极必反——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龙显然同时包含了这两个极端。

较真儿的学者便被难住了。陆容（1436—1494）的《菽园杂记》是明中期一本以搜奇志异为主的笔记，本书将会多次引述到其中的见解。陆容在说到龙的时候，一反常态地不置可否：据说“神龙或飞或潜，能大能小”。但因为没有判断这些说法的根据，他只能下结论说，“其变化不测。信矣哉！”半个世纪后，郎瑛（1487——约1566）作《七修类稿》，这是一部更偏重考史的笔记。他在其中试图以明代士人最擅长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阴阳难题，即逐一筛查文献，找出最早的记载。这也是爱德华·托普赛尔的方法，他曾经兴致勃勃地写道：“（龙）在历史上提供并制造了如此丰富的题材，足以让我们从中发现它的本质。”如果考虑到生育必将解开龙的真实本质的秘密，郎瑛应该会赞同关注龙诞的问题。不过，事实上，人们在这一点上有重大分歧。一些人认为龙是胎生，另一些则支持卵生说。接受卵生说的人更多，如陈耀文《天中记》即采此说。郎瑛问道，如果是这样，那么一个从卵里孵出的东西——上至飞鸟，下至爬虫——是如何获得属于龙的魔力的？他语焉不详，认为“愚意龙为神物，变化不测”，这说明他不会像陆容那样相信有关龙的奇谈。不过，最终郎瑛还是认输了。在引述了有关龙的诸家论说（属阳还是属阴？胎生还是卵生？温血还是冷血？）后，他诚惶诚恐地总结道，真相究竟如何，只能“录俟博物君子”给出一个较为肯定的说法。

龙见通常发生在风雨如晦的时候，因此目击者总是力图从这一论据出发。可是，一旦人们开始发问，这些关于暴雨的报告就变得可疑起来。郎瑛提到暴雨使人视线不清的说法就很有道理。他指出，“世人见龙，或挂或斗，或经过，或取水，则必风雨交至，雷电晦暝”，因此要辨认清楚是很困难的。同时，龙也总是刻意远离人群，“甚之败屋拔木，不过闪闪于云烟中，见其盘旋之势耳，欲睹全体不得也”。结果，人们往往靠发挥自己的想象来填补经验的空白。为了强调自己的观点，郎瑛仔细分析了正德年间（16世纪10年代早期）一次可疑的龙见，并指出，目击者只是瞥到一眼便武断地认定是龙了。

接着，郎瑛又说起广东的一次龙见。当时他正客居于彼，但并未言明他是否亲眼所见。他写道：“一日早潮方平，一龙自空坠于沙场。”人们的第一反应是抵御动物对人类领地的侵犯，因此“渔人各以所担之木棰之至死，官民群往观之”。郎瑛描写道：该生物“其高可人，其长数十丈，头足鳞角宛然如画”——生活模仿艺术——“但腹惟多红色”。郎瑛对这次龙见十分满意，于是他最后写道：“此可谓见之明也。”这条龙并没有帮助他解决如何分析龙的问题，但至少证明了龙的存在。当然，从逻辑上讲，在一个生物身上发现中国画家赋予的龙的特征，并不能证明那个生物就是龙，遑论证明龙的存在，但这并不是郎瑛的思路。对于他来说，龙是否存在从来就不构成一个问题，他的问题是何为龙的特征。他必须剔除可疑的龙见案例，以防止错误的信息干扰了他对龙进行的动物学分类的分析。

陆容比郎瑛早生一代，他对于海龙的证据还有些将信将疑。他复述了景泰年间（15世纪50年代早期）在温州湾被海浪推到岸边的某海洋生物的故事。一个世纪以前，这里曾出现过二龙相斗的场景（元代第二次官方记载的龙见）。人民争相围观，还欲割取其肉。但该生物忽然转动，把伏在身上的百余个业余屠夫卷入海中。当时的目击者无法确定这种今天会被认作鲸的生物是不是龙，但他们判断它应该属于龙之类。陆容对这次龙见有所保留，但并未质疑将龙单列一类的做法。

16世纪后半期的文人似乎失去了探讨龙的本质的兴趣。他们仍然转述龙见的故事，特别是那些可作政治解释的故事，但他们对15世纪作者所求索的问题已提不起兴致。我在晚明笔记中发现的唯一关于龙的详细研究是谢肇淛的《五杂俎》。这是一部汇集自然世界知识的百科全书，物部占了五分之一的篇幅，而其中前13条是关于龙的。第一条将最具灵性的龙与最凶猛的虎对比，认为龙可被人豢养，虎只能关在笼中。在第二条中，他批评相士所谓样貌像龙者必定具备龙的威力的说法。尽管谢肇淛反对相士人以似物为贵的说法，却并未进一步怀疑关于龙的其他学说。在第三条中，他解释说龙是最淫荡的生物。龙与其他生物交配，生下具有双方特征的杂种，在此后的六条笔记中，他不断重复这一观点，他认为“盖龙性淫，无所不交，故种独多耳”。龙甚至与人交媾。谢肇淛转述说，岭南有善致雨者正是利用了龙的这种性情。他们把少女架在空中作饵，当龙围着少女徊翔欲与之媾和时，他们设法阻止，龙因不得近身而洒下雨露。

尽管如此，谢肇淛也和陆容一样抱有怀疑，龙见对他来说是有问题的。龙现身时，总是在云雨的裹挟之中，得见龙的全形几乎是不可能的，最多能看清它的部分而已。他也提到人火和龙火的区别，不过又评论说：“此亦不知其信否也。”他对所谓凤凰喜食龙脑的古话也半信半疑。“夫凤非竹实不食，而亦嗜龙脑耶？”然而，对任何一种关于龙的传说的怀疑，都未一举粉碎对其真实性的确信。龙自古就位居万物之首，元明时期亦复如是。即便如此，我觉得，正如在欧洲受过教育的人不再相信托普赛尔的说法，晚明士人也不能全然接受时人所谓的龙的知识。

《五杂俎》中关于龙真实存在的最确凿证据，是在北京以西黄土高原的河滩上发现的龙骨。崇祯九年（1636），山西省东南的曲底村发生山崩，露出了一具完整的龙骨。龙牙宽3厘米多，龙头有五斗大，脚爪长1.2米。这是一条可以触摸的龙。不过它在被发现后被迅速肢解了。曲底人不是猎奇者，亦非业余古生物学家。和我们不同，他们对利用化石建构地球的历史没有丝毫兴趣。他们考虑的东西要实际得多，且与同时代的欧洲人相同，那就是以龙入药。根据欧洲药学知识，龙身上具有药用价值的部分存在于它的软组织中（托普赛尔曾提到过龙的脂肪、眼睛、舌头和胆囊），尤其是龙血。然而，根据中医的理论，龙的精力集中在龙骨内。这就是民间争相发掘龙骨的原因。3年前，山西大旱，而在此后的10年中饥荒愈演愈烈。饥荒引发了严重的疾疫，当时的情景用该省一位史学家的话说就是“饿殍载道”。当龙骨露出地表之时，恰逢曲底村村民四处搜罗药材救命的紧急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