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谈判：打累了坐下谈



落个里外不是人

完颜昌力主跟宋朝议和，不但在金国内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就连宋朝的大臣们也纷纷反对。

完颜昌觉得特别冤，自己原本是为了让两国和好，结果两边都不买账。金国大臣反对倒也情有可原，毕竟金国处于强势，可宋朝的大臣们为什么反对呢？

金国除了提出把河南、陕西之地归还给宋朝，还要归还宋徽宗和宁德皇后的棺椁。这对宋朝来讲应该是好事，岳飞不一直想要光复中原吗？现在不动刀兵，金国人直接把这些地方还回来了，宋朝人应该感到高兴才对。

没想到宋朝大臣说：“无功之赏，祸之先也。”意思是金国国势强，我们的国势弱，我们对金国没有什么功，他们为什么平白无故地把这些地方赏给我们呢？这里面肯定有阴谋。这些地方原来是被刘豫的伪齐占领的，伪齐在那儿折腾了八年，搞得民困国穷，史籍上说：“东西四千里，兵火之余，白骨未殓，几无人迹。”虽然有点儿夸张，伪齐统治下也不遍地都是白骨，但是刘豫确实把这些地方糟蹋得够狠，中原大地一片惨象。

大臣们想，这样的地方对我们大宋有什么用？我们收回来后，绝对不可能像伪齐那样不怜惜百姓，横征暴敛，我们一定要爱民，一定要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休养生息，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得投入很多金钱和精力，这样的话，国家的负担太重了。

而且，宋臣心里都明白，现在因为有淮河、长江这两道天险，女真的骑兵才过不来。如果收回这些地方，肯定也要派兵驻扎，中原平坦无险可守，这样江淮之险就不起作用了。所以有人说，金人说是归还河南、陕西，其实他们是包藏祸心，想把我们的主力从江淮一线引诱到中原，好一举歼灭。金国人太坏了，绝对不能听信他们的话。这些地方此时宁可不要，要的话也得是我们自己收回来，绝对不能让他们白给。

宋朝的反应是完颜昌完全没有想到的，按照他的想法，“我以地与宋，宋必德我”，我金国把地盘还给你宋朝，你们应该感恩戴德才对。其实完颜昌提出这个主张，是有他的私心的，他看到以前主张立刘豫的大臣都得到了很大的好处，早就眼红了：最早主张立刘豫的本来是我啊，谁知道他抱上完颜宗翰的粗腿，把我给蹬了，什么好处都没有我的份儿了。现在我干脆主张把中原地盘还给宋朝，让宋朝对我感恩戴德，让赵构做刘豫第二，这样有什么事他都会找我商量，我在朝廷当中的地位就更加稳固了。

但是宋朝不领情，说他有阴谋，金国对他意见更大，说他在卖国，完颜昌是两头没得好。

大臣指着皇帝的鼻子骂

金国的条件就是让宋向金称臣，这一条赵构是打心眼里愿意的。

当年赵构在海上漂泊的时候，曾经给金国元帅写信，说我愿意削去帝号，奉大金的正朔，我不但可以不当皇帝，甚至可以不用我自己的建炎年号，改用大金的年号，这样普天之下都属于大金国，我愿意替大金国看着江南。

这种事情在中国古代可是奇耻大辱，是从三皇五帝，甚至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都没有过的事儿，因此大臣们反对得非常激烈。当时担任宰执之一的枢密副使王庶给赵构上疏，那话真是一针见血，几乎是指着赵构的鼻子在骂，他说：

陛下……何苦不念父母之仇，不思宗庙之耻，不痛宫闱之辱，不恤百姓之冤，逆天违人，以事夷狄乎！

照王庶这么一讲，高宗皇帝对金称臣就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举。“不念父母之仇”，忘记了父母客死北国的深仇大恨；“不思宗庙之耻”，忘记了亡国灭种的丧家之痛；“不思宫闱之辱”，忘记了你的妻子和姐妹们沦为婢妾的奇耻大辱；“不恤百姓之冤”，忘记了铁蹄踏处尸骨堆如山的百姓冤屈。而且，这样等于是“逆天违人”，天意、民心都不答应这么做！堂堂华夏民族，绝不能向夷狄俯首称臣。

所以，举国物议汹汹，反对得非常激烈。

花钱买太平

当时金国提出要南宋岁贡银绢50万两、匹，白银25万两、绸缎25万匹。

其实宋朝给少数民族政权岁币已经由来已久，北宋的时候，宋真宗跟辽国立下“澶渊之盟”，宋每年都要给辽白银10万两、绸缎20万匹。后来跟西夏打仗，又每年要给西夏茶叶3万斤、白银7万两、绸缎15万匹。

当时，北宋每年给辽和西夏的岁币是55万，大概相当于北宋两个县一年的总收入。在宋朝人看来，拿出两个县的财政收入买一年的天下太平，这是很划算的。这个跟后来给西方列强和日本的赔款不是一个概念，那是给外国，而辽、西夏、宋都属于中国，属于中国内部的事儿。你打我不就是为了抢点儿东西吗？现在我给你钱、给你东西了，这样仗自然就打不起来了。

对于北宋给辽岁币，宋朝皇帝很会避重就轻，说是用宋的土特产资助辽国的军费，双方是平等的。宋的土特产是什么呢？是银子、绸缎。宋给西夏的岁币叫“赐”，因为西夏对宋称臣，西夏是小辈，宋每年赐给西夏25万岁币的压岁钱。

当时还在边境上开通贸易，双方互市。辽和西夏能给宋什么？宋朝最想要的是战马，但是辽和西夏两国也不傻，战马属于军用物资，不能资敌，顶多能给点儿土特产。而宋给辽和西夏的东西，按照我们今天的话讲，那都属于工业制成品，附加值明显高于土特产。

最后的结果是，北宋每年通过贸易早把岁币赚回来了。可以说，北宋给的这点儿岁币，换来了跟辽119年的相安无事，跟西夏也好几十年和平共处。

在高宗看来，花50万两、匹买个天下太平，还能收回河南、陕西之地，是个好买卖，有何不可呢？只要苦心经营，十年工夫还挣不回这点儿银绢吗？

但是，现在宋给金的岁币不是“赐”，而是“贡”，是作为番邦给宗主国进贡，是小辈给长辈进贡。宋朝人也并不是在50万两、匹上动心思，而是在“贡”这个字上争论不休。说要是赐给金50万两、匹，这是可以的，但要说是“贡”的话，绝对不可以。按照现在的观念，怎么都是出50万，还在乎一个字吗？如果说“贡”能少给10万也成，可是不管说什么都一分不少，至于这样吗？

但是古人非常在乎，认为这个关乎国体，面子绝对重要，绝对不能用“贡”字。但是，金国同样也不肯让步。

双方僵持不下，宋朝人就开始找理由了：现在民生凋敝，百业困顿，我们不像原来那么富庶了，给辽的白银一年才10万两，现在的国土缩小了一半，你却狮子大开口，一年就要25万两，我们上哪儿找去？没有，不能给，给了后我们国家就完了。至于绸缎，宋朝的大臣们说，南方不产绸缎，产绸的地方都让你们占了，你们不会纺织吗？还向我们要，这个更没法答应。

我们今天都知道，苏杭的丝绸最好，但在宋朝的时候，丝绸的生产中心在北方，可能那时候北方的气候也比较温暖，适宜蚕虫生长，所以南宋说南方不产丝绸是实事求是。“安史之乱”以后，经济重心逐渐南移，但也是直到明清的时候，丝织业重心才转移到了南方。

秦桧坚持议和

宋金议和的前提本应该是平等的，但是金国以归还失地作为交换条件，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南宋要向金称臣，二是南宋每年要贡给金岁币。不仅如此，金国人还提出了更为无礼的要求。

金国的两个使臣奉旨南下，得意扬扬，傲慢无礼，他们觉得自己不是来跟宋朝平等交往的，而是奉了大金皇帝的命令来诏谕江南的。他们还提出，自己是上邦来使，大国之臣当小国之主，宋高宗必须跪接金国的诏书。

这是奇耻大辱，宋朝人绝不可能接受。尤其是那些领兵在外的大将，都跳出来坚决反对。韩世忠、岳飞等大将的军营里搞起了万人大签名，联名上书，反对跟金议和，反对向金称臣。军营递交的上书，一份份地传到了三衙。

三衙是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分为殿前司、马军司、步军司。三衙的官员也都是武将，也不愿意看到皇帝那么屈辱。唐朝的王昌龄曾感叹：“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现在胡马都要渡长江了，武将们的颜面何存？所以他们就去找当时主事的相国秦桧，说军营中士兵们都上了万言书，如果强行把这件事儿压下去，万一士兵哗变了，这责任谁也负不起。

三衙还顺便把自己的责任择了出来，说，这个万言书不是三衙的意思，是那三个领兵在外的大个子的意思。我们节制不了这三个大个子，您看着办。三个大个子就是指岳飞、韩世忠和张俊。

秦桧拿过上书，第一眼就看见岳飞写的“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臧，恐贻后世讥”。意思是说，我们不能相信金人，也不能因为金人说要和好，就不整军备战了。相国引狼入室，可要当心留下千载骂名。

秦桧一看这个，对岳飞恨得咬牙切齿，因为岳飞说“相臣谋国不臧”，是在指着鼻子骂他。

在宋朝，作为一个武将，岳飞是没有权力干政的，政治家决定打仗他就去打，政治家不让打就不能打。武将是听命的，职责就是领兵打仗。现在岳飞不仅参与联名上书，还点着名骂秦桧。

秦桧当时非常生气，但只是冷冷地跟那些武将说了一句：我为国家长治久安计，不怕天下诽谤，虽然诽谤满身，我也会坚持把和议搞下去。

皇帝绝不能跪

三衙的武将一看，相国这样坚决，知道跟他是说不通了，只好找反对最激烈的枢密副使王庶讨主意，就是他指着鼻子骂高宗对金称臣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从这里也能看出，宋朝对待文臣的态度确实挺好，王庶都骂到这份儿上了也没事儿。

宋高宗也很幽默，金使来了后，他让王庶跟金使谈。因为当时临安城的大街小巷都贴满了大字报，说秦桧是金国间谍，是完颜昌放回来的，要不怎么秦桧一回来，完颜昌就提出跟宋议和呢？而秦桧对金国提出的条件，也全都答应下来了。

高宗皇帝不可能对这事儿完全充耳不闻，他也知道，如果让秦桧去跟金使谈判，他肯定唯唯诺诺，金使提什么都一口答应下来。高宗想得挺好：让王庶去，他连我都敢骂，还能不骂金使吗？即使金使漫天要价，王庶也可以坐地还钱，把条件往下压一压。

赵鼎、秦桧、王庶一行三人去馆驿跟金使谈判。赵鼎是宰相，秦桧是参知政事，相当于副相，王庶是枢密副使，地位最低。俗话说“杀敌秀才纸上兵”，秀才杀敌，纸上谈兵，真是有道理的。

王庶在那种场合，照理说不会胆怯，但此刻他居然一言不发，就听秦桧跟金使一问一答。他可能是在跟皇上赌气，也有可能因为懒得理金使，觉得跟夷狄的使臣对答有失身份：你提的条件我压根儿就不会接受，称臣不干，岁币不给，完全没有交集，不存在什么讨价还价的问题，所以他就由着秦桧去谈判。

最后这事儿就敲定了下来：金归还河南、陕西之地，归还太上皇、宁德太后的梓宫；宋向金称臣，每年给岁币50万两、匹。还有一条，就是宋高宗一定要跪接这个诏书。

事已敲定，连皇帝都已经同意了，没有什么挽回的余地了。如果要挽回，也只能在一件事儿上争面子，就是皇帝绝不能跪接金使的诏书，那太丢人了。跪接诏书，意味着高宗是金的奴才、金的臣子，这将宋朝的臣子置于何地？皇上都跪着，臣子又该如何？这真是太屈辱了。

宋金议和

这次大臣们矛头一致了，既然称臣、纳岁币免不了，那最后就争点儿面子，皇帝绝不能跪！朝臣三番五次地上疏，在午朝门集合、请愿，甚至闯宫，搞得宋高宗不胜其烦。

最后，高宗皇帝冷冷地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士大夫但为身谋，向使在明州时，朕虽百拜，亦不复问矣。”意思是，你们都只是为自己打算罢了，当年在明州的时候，假如我被金国人逮着了，我就是下跪一百次，你们也不会问的。

言下之意是，现在咱们安定下来了，有点儿实力了，你们的腰杆也硬起来了，都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们不让我拜，那你们说这件事儿怎么办？能拿出直捣黄龙的具体措施吗？你们这些读书人，“但为身谋”，空言误国，就会坐在那儿谈些风月，根本就治国无方。

宋高宗这话说得够狠了，他心里的隐痛又被勾了起来：你们都没拿我当正统，还是认为正统是我爸我哥，是在北国坐井观天的那爷儿俩。我要是真被逮着了，你们会在乎吗？现在我为了把这个位子坐稳，要向金拜一拜你们就不干了，我爸和我哥在北国有一天不下跪的吗？恐怕他们从来都没站起来过。我苦心经营半壁河山，为了国家的利益下个跪，意思一下，糊弄走金人不就完了吗？金使一走，咱关上门照样称孤道寡，难道连这样都不可以？高宗皇帝非常生气，以后大臣再提这件事儿，他就直接回绝：没空。

大臣一看，皇上急了，怎么办呢？后来又有一个大臣出主意，说这样得了，金人不是要把太上皇和宁德太后的梓宫送回来了吗？原来太上皇、皇太后在北国，也不知道他们是死是活，现在既然知道他们已经驾崩了，那皇上就是热孝在身了。官员死了父母都得回家守孝三年，皇上就更得放下朝政给先皇服孝了。如此一来，皇上重孝在身就不用见金使了，不就不用跪了吗？那谁去跪呢？既然秦桧不要脸，那就让他去好了。

这馊主意就是秦桧给出的，论级别他是宰相，也可以代替皇帝去跪。这主意一说出来，几方皆大欢喜，皇上也愿意，秦桧也愿意。秦桧想：给谁跪不是跪？这么重要的外交使命也就是得我去，一拜就可以推金山、倒玉柱，国家就此就安定了。

“双输”的协议

在宴请金使的晚宴上，金使要求面南而坐。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南面为君，北面称臣”，金国使臣自认为是上邦来使、大国之臣，所以要求坐在正中间，还让宋朝的大臣们全都在底下，北向冲着他。

这样一来，宋朝大臣又不干了：你又不是皇上，凭什么面南而坐？这事儿眼看着要谈崩了，又有人出来跟宋高宗说，金国这个使臣太不像话了，他并非女真人，不是降金的汉人，便是降金的辽人，对中原的典章礼仪非常清楚。他提这些要求都是故意的，还得请您出来以天子之尊跟他交涉一番。

最后双方商定东西方向面对而坐，南北有高下，东西无贵贱，这样双方就平等了。这样，议和基本上就已经定下来了。

这一年是宋朝的绍兴八年，宋朝的史书上把这次议和称为“绍兴第一次和议”。绍兴十一年，宋金又议和了一次，就叫“绍兴第二次和议”。这两次和议经常被人搞混，按照金国的年号，这年是金熙宗天眷年间，所以又叫“天眷议和”。

双方定下来：金归还地盘，送还徽宗、宁德皇后的棺椁；宋向金称臣，纳岁贡。内容确定以后，金使就回去复命了。可是，金使这一回去，就发现问题了。

金国使臣在回国的路上，发现宋朝竟然在刚刚退还的土地上挖战壕，修堡垒，布置守戍。金使一下就急了：宋朝这么做是何居心？当即就责问：“天子裂壤地益南国，南国当思图报大恩。今辄置守戍，自取嫌疑，若兴师问罪，将何以为辞？江左且不可保，况齐乎？”就是说，我们天子把地盘还给你们南宋，你们应该感谢才对。现在你们不但不感谢，反倒蹬鼻子上脸了，前脚把土地给了你，你后脚竟然在这儿驻扎军队，布置守戍，又想与我大金为敌了。你们也不想想，一旦我们大金发兵，你们连长江、淮河都保不住，这新占的地儿能保得住吗？

这事儿很快被汇报给了宋高宗。宋高宗一听，觉得有道理，好不容易忍辱负重地换来安定，不能自取嫌疑，只要把这个地儿收回来，故都也就回来了，祖宗的陵寝虽然已经被刘豫刨了，但好歹也可以告慰祖宗在天之灵了。

于是高宗下令，军队不要布置了，挖了的战壕填上，修好的碉堡拆掉。他认为撤了守戍，这事儿就可以完结了，但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这次宋金之间可以说是搞了一个“双输”的协议，金也不高兴，宋也不痛快。这件事儿在金激怒了完颜兀术，在宋激怒了岳飞，这两个人都是当时两国最坚定的主战派，而且是天字第一号的人物。这两个人一被激怒，宋金的和议也就瓦解冰消，一场大战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