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潜在危机



张九龄碰壁

张九龄是在居丧期间接到任命的。

这是莫大的信任和恩典。因为帝国以孝治天下，除非万不得已，官员在居丧期间都必须守在灵前。然而张九龄请求服丧期满以后再来就职，却被玄宗拒绝。非但如此，皇帝还在张九龄到京五个月后，将他和裴耀卿分别提拔为中书令和门下侍中，建立起两省长官同时在位的宰相班子。

张九龄感恩戴德，决心以忠诚报效陛下。

玄宗皇帝也很满意。没错，创作了“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名句的张九龄是有名的才子，十三岁就写得一手好文章，参加科举考试也一举进士及第，就连文坛领袖张说对他都赞不绝口。他的风度更是堪称玉树临风，以至于玄宗皇帝每次选拔人才都要问上一句：像张九龄吗？

裴耀卿也不简单。长期困扰帝国的粮食问题，就是他担任转运使期间解决的，据说三年之中积粮七百万石，节省运费三十万贯。有人建议他将这一成绩上报朝廷，裴耀卿却回答说：这原本就是公家的钱，怎么能用来沽名钓誉？

很好！张九龄有道德文章，裴耀卿有管理能力，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又没有个人恩怨，岂非最佳搭档？

可惜谁都没有想到，这又是一个短命的班子。开元二十四年（736）十一月，裴耀卿和张九龄被同时罢免，分别改任尚书省副长官左右丞相。这时，他们担任侍中和中书令才两年半，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算起也只有三年。

一般认为，这是因为李林甫使坏。

以“奸相”之名载入史册的李林甫，是在张九龄和裴耀卿被任命为两省长官的同时，担任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论职权，他并不能与那两位当然宰相分庭抗礼。论出身，作为皇室远亲而进入官场的他，也与大多数科举官员不同。但是，李林甫乖巧，懂得在张九龄面前装弱智，唐玄宗面前抖机灵，结果君臣二人都被他蒙蔽，放松了警惕。

其实李林甫并非等闲之辈。正如当年提醒张说防范宇文融的是张九龄，跟宇文融一起联名弹劾张说的监察部副部长也正是李林甫。可以说，李林甫继承了宇文融的衣钵，就像张九龄在某种意义上是张说的传人。

只不过，李林甫更狡猾，张九龄更迂腐。

迂腐表现在张九龄刚刚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就提出放弃国家对货币发行的垄断，允许民间铸造铜钱。这个书生气十足的提案立即遭到裴耀卿等人的强烈反对，结果当然是胎死腹中，反倒将张九龄的不切实际暴露无遗。

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个案子。

案子倒也简单。有两个人谋杀了一位监察官员，原因是他们认为该官员应该对自己父亲的冤死负责。这样的血亲复仇有着悠久的传统，也被民间视为正当。因为杀父之仇和夺妻之恨都是非报不可的，否则就不是男子汉。何况帝国既然以孝治天下，就没有判处孝子死刑的道理。

因此，张九龄主张免于追究。

裴耀卿和李林甫则认为王法无情，玄宗皇帝也认为此例决不可开。他在敕书中说：国家制定法律，原本就是要禁止谋杀。如果每个人都可以私下复仇，请问天底下又有谁不是孝子？如此仇怨相报，恶性循环，又何时是个尽头？于是玄宗皇帝下令将那二人杖杀，结果舆论哗然。民间人士集资安葬了那两位孝子，表示哀悼的诗文也传遍朝野。

很难说此事对张九龄的仕途影响如何，但他与玄宗理念不同应该已是不争的事实。事实上就在一两个月前，张九龄便因为一项任命跟皇帝陛下大起冲突。

事情也很简单。有一位将领打败了契丹，并将契丹王的头颅传送京城，让皇帝郁积多年的闷气一扫而空。因此按照李唐王朝出将入相的惯例，玄宗提出任命此人为宰相。

张九龄却说：宰相职位不是用来做奖品的。

唐玄宗说：给个名义，不管政务，行不？

张九龄说：名义也不能随便乱给。刚刚打败了契丹就要当宰相，将来消灭了突厥又赏他什么？

唐玄宗被呛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过了一年多，张九龄与唐玄宗又起冲突，原因仍然是官员的任命。这次皇帝要奖励的是河西节度使牛仙客，因为他节约开支，勤于政事，让防区之内兵强马壮气象一新。玄宗正需要这样的人才，所以提出给他加封尚书的头衔。

张九龄照例反对。

其实张九龄与牛仙客并无个人恩怨，反对的原因也仅仅由于在他看来，宰相和尚书应该是像他这样的士大夫，而不该是长期在地方上工作的基层干部，更不该是军人。因此他极其傲慢地说：牛仙客当了尚书，朝廷会因之蒙羞。

玄宗只好让步：封个爵位总可以吧？

张九龄说：那也不行。爵位是用来奖励功臣的。牛仙客只是做好了本职工作，哪有功劳可言？陛下如果一定要予以嘉奖，多赏些金银财宝就可以了。

皇帝终于忍无可忍，勃然变色说：天底下，难道什么事情都得由你说了才算吗？

张九龄跪倒在地说：臣愚蠢，不敢不实话实说。

玄宗皇帝一声冷笑：你口口声声讲资格，嫌牛仙客出身卑微上不了台面。那么请问，你自己又是什么门第？

张九龄说：牛仙客生于中原，是华夏正宗，确非臣这岭南边鄙野人可比。但，臣在朝廷毕竟任职多年，牛仙客却是边境小吏，胸无点墨，又岂能担当重任？

玄宗皇帝恨得牙齿发痒。

实际上这次皇帝发怒是有原因的。此前，为了从洛阳还都长安，他就跟张九龄闹得很不愉快。玄宗希望尽快，张九龄却坚持等到入冬，理由是当时正值秋收。这件事最后是靠李林甫解决的。李林甫私下里对皇帝说：长安和洛阳不过是陛下的西宫和东宫，想住就住，挑什么日子？

封赏牛仙客的事也如愿以偿。这同样因为李林甫私下里对皇帝说：只要有才干，何必一定要会写文章？何况用人乃天子之权。天子想用谁就用谁，用谁不是用？

玄宗皇帝很高兴。

老天爷也似乎要帮李林甫的忙。离开洛阳那天，长安发生地震。玄宗趁机免去两京当年的赋税，又提拔奖赏沿途地方官员，赦免罪犯，于是一路听到的都是歌功颂德。

更凑巧的是，回到长安不久，洛阳也地震了。这就让玄宗认为，他和李林甫的决定是正确的。而且，按照“天人合一”的理念，地震意味着宰相不合格，应予罢免。

张九龄却不知道自己危在旦夕，依然我行我素，结果由于为某个涉案官员辩护，而被认为是结党营私。更何况在废立太子的问题上，他也与玄宗意见相左，终于让皇帝下定决心搬走这块挡路的石头，将他和裴耀卿一起罢免。

推波助澜的，当然又是李林甫。

实际上张九龄并无意于争权夺利，他甚至写了一首名为咏燕的诗送给李林甫。在诗中，张九龄以燕子的口气表明了自己的心迹：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

可惜，鹰隼并不会因为燕子与世无争就不下手。李林甫既然要大权独揽，就不会放过张九龄和裴耀卿。于是，并未与张九龄结党的裴耀卿，也只好成为城门失火之时被殃及的池鱼。据说，宣布任免决定时，两位前宰相悲愤难言，李林甫洋洋得意，旁观者则窃窃私语说：一雕挟两兔。

是的，李林甫笑了，笑得又阴又冷。

见两《唐书》之张九龄传。

见两《唐书》之裴耀卿传，《旧唐书·食货志下》，《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开元二十二年七月、八月条。

见《旧唐书》卷一百八十八，《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开元二十三年三月条。

见《新唐书·张九龄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开元二十三年正月条。

以上见《旧唐书·李林甫传》，《新唐书·张九龄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开元二十四年十月条。

以上均见《新唐书·李林甫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开元二十四年十月条。

见《新唐书·玄宗纪》。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条之综述。

见张九龄《归燕诗》。

见《新唐书·李林甫传》，（唐）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

李林甫擅权

李林甫笑眯眯地看着大家，比哭还难看。

这是开元二十四年（736）的年底。十一月，张九龄和裴耀卿同时被免，李林甫接替张九龄任中书令，牛仙客任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裴耀卿留下的侍中职位空缺，宰相班子由三人变成两人，李林甫成为不折不扣的首相。

新首相的第一把火，是召来谏官训话。我们知道，朝廷设立谏官，原本职在提出不同意见。然而首相大人为他们树立的榜样，却是宫廷仪仗队里的立仗马。这些高高大大的骏马养得漂亮之极，任务则只是站在殿前一言不发。于是李林甫说：大家看见那些马了吗？可都是三品待遇。但如果乱叫一声，那就什么都没有了。如今圣上英明盖世，哪里用得着你们多嘴多舌？要不要作仗马之鸣，诸位自己看着办。

据说，朝堂之上便再无反对的声音。

此事真伪难辨，因为李林甫在历史上被妖魔化了。后人甚至说，他的为人是甘言如蜜，腹中铸剑，由此产生了“口蜜腹剑”的成语。可惜李林甫的同僚，包括被他扳倒的张九龄和裴耀卿都没有这样说过，因此同样可疑。

毋庸置疑的是，他担任宰相的时间最长。此前，宰相任职一般三年，最长的一个九年五个月。唯独李林甫，任职十九年，独裁十六年，堪称空前绝后。

这不可能没有原因，也不可能没有道理。

原因一般被认为有两个，一是李林甫狡猾，二是唐玄宗糊涂。可惜这说不通。李林甫是否狡猾另当别论，但可以肯定唐玄宗并不糊涂。安史之乱时，已经成为太上皇并且避难成都的李隆基曾经与身边人评点历任宰相，数到李林甫时说了一句非常精准的话：此人的嫉贤妒能举世无双。

身边人问：既然如此，陛下为什么用他那么久？

李隆基默然。

这一沉默往往被理解为玄宗自知理亏，或者证明他在李林甫时代已经变得昏庸，其实不然。因为这次谈话中，李隆基对宰相们的评论都很精准，甚至对宋璟评价不高。他的原话是：那个人的耿直，不过是沽名钓誉的手段罢了。

请问，头脑如此清楚，能说是昏庸吗？

结论也只有一个，那就是玄宗皇帝明明知道李林甫嫉贤妒能，也要用他，而且重用，正如他十分清楚宋璟未免“卖直以取名”之嫌，也仍然要委以要职一样。

实际上玄宗不愧为明主。他知道金无足赤，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关键在于用得是不是地方，是不是时候。执政之初，要用善于变通的姚崇；拨乱反正，则要用依法治国的宋璟；建设国家，要用重视干部的张嘉贞；打造盛世，又要用文采斐然的张说。他这是因人而异，各取所长。

那么，唐玄宗看上了李林甫的什么？

懂事，执行力也强。

李林甫确实懂事。他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也知道该怎么说，在什么时候说。这往往被视为奸滑。但如果换个角度，也可以说是懂规矩。规矩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十分重要。懂不懂规矩，甚至也就是有没有政治素质，而李林甫在这方面简直具有天赋，这才大得皇帝欢心。

更重要的是，在历任宰相中，李林甫最能读懂唐玄宗的想法和心思。比方说，他深刻理解陛下关注边境战事，并不仅仅只是好大喜功和穷兵黩武，更是出于对整个国际环境的通盘考虑。他当然也知道强军必先富国。没有足够财政收入作为坚强后盾，是打不赢战争的。因此，他全力支持玄宗的决定并付诸行动，没有一丁点儿书生气。

但，他决不胡来。

这一点，又是李林甫的难得之处——既能体察顺应皇帝的意志，又做得中规中矩，合理合法。正如现代历史学家所指出，李林甫是精明能干的行政官员，也是名副其实的制度专家。他比他的前任更关心国家机器的高效有序运转，并亲任工程师和程序员。由于他的改革，行政手续大为简化，执政成本大为降低，帝国和民众都减轻了负担。

事实上李林甫在执政期间并非只是排除异己，更多的精力恐怕还是用在了制度建设方面。他会同一批法学家，对帝国的法典进行整理和修订。由此产生的《开元新格》和《唐六典》，则充分体现了他对法度的尊崇，对行政程序合理化的决心，以及对有条不紊工作方法的痴迷。在此后一个多世纪中，《唐六典》一直是最方便和最权威的行政法提要。

效果也是显著的。开元二十五年（737），刑部（公安部）按照李林甫修订的新法审理案件，结果当年天下的死刑犯只有五十八人。由于杀气不重，囚犯减少，乌鸦竟在监狱外面筑起了鸟巢，过去人满为患的大理寺（最高法院）变得安静祥和。这当然是仁政的表现，符合儒家的理想，李林甫和牛仙客便因此而被玄宗皇帝册封为国公。

两位宰相也当之无愧。因为他们搭班子的六年，确实是帝国的安定时期。朝廷没有党争，人民安居乐业，市场一片繁荣，国库日益充盈。天宝八载（749）二月，也就是李林甫担任首相十二年多以后，唐玄宗带领文武百官参观金银财宝堆积如山的库房，洋洋得意之情竟是溢于言表。

北图藏唐代《开元新格·卷三·户部》。

太平盛世，也不过如此吧？

这当然并非一日之功，更非一人之功。但，大唐的极盛时期恰恰就在李林甫执政之日，难道仅仅是巧合？一个大权独揽十六年，进行了制度建设和政治改革的人，有可能只是在前人栽种的树下乘凉摘桃子的吗？

看来，唐玄宗并没有用错人。

可惜玄宗也没有替自己辩护的资本，因为李林甫必须为安史之乱的酿成负责。责任有间接的，也有直接的。比如玄宗皇帝晚年的骄奢淫逸、倦于朝政和不听忠言，即便不是李林甫有意怂恿，至少也是他推波助澜。但直接造成严重后果的最大错误，则是“以寒族胡人专大将之任”。

这是重大变革。正如《隋唐定局》一卷所说，大唐本是混血王朝，因此旗下不乏胡人将领，号称番将。但在太宗皇帝的时代，这些番将多半是贵族，比如突厥王子，或者铁勒酋长。他们也不是专任，只在重臣节制下任临时军职。战争结束，士兵留驻战略要地，番将则回京另谋高就。

李林甫当然不怕这个，他怕的是那些有权节制番将又军功显赫的边帅。按照大唐“出将入相”的传统和惯例，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调回京城进入中枢。如果是牛仙客那样的倒也罢了，倘若来一个文武双全的，好日子可就算过完。

于是，李林甫在他担任首相的第十二年向玄宗皇帝提出动议，由寒族胡人担任边疆各大军区常任军事长官。他的理由是：文臣贪生怕死，贵族结党营私，都不能放心。胡人英勇善战，寒族孤立无援，相对安全可靠。当然，还有一句话他没说出来：既然是常任，就不会跟他争夺相位。

唐玄宗没有片刻犹豫就同意了。这时，六十三岁的他已经当了三十多年皇帝，对于政治实在打不起精神。甚至早在六十岁那年，他就提出要将天下之事都交给李林甫，自己去修身养性，却被高力士劝阻。只不过，在打消了皇帝陛下这一念头之后，高力士也不敢再妄议朝政。

结果是李林甫再次得逞。大家都没想到，这个决定会使帝国的边防军变成反政府武装力量——差一点就颠覆了王朝的安禄山也正是寒族胡人。当时，李林甫关心的只是如何巩固权势，唐玄宗则一门心思惦记着跟心爱的女人泡温泉。

没错，这个女人就是贵妃杨玉环。

见《新唐书·李林甫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条。

这个说法最早见于五代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后来被司马光采信，载于《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天宝元年三月条，遂成为定论。但两《唐书》均无此说，十分可疑。

此前主要宰相的任职时间是：姚崇三年三个月，卢怀慎不到三年，宋璟三年一个月，苏颋三年一个月，张嘉贞三年一个月，张九龄和裴耀卿不到三年，张说四年半，源乾曜九年五个月。

见《新唐书·李林甫传》。

请参看《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条。

请参看彭丽华《安史之乱》及其所引（日本）谷川道雄《关于所谓李林甫专政》，袁英光、王界云《略论有关“安史之乱”的几个问题》。

本段及以下论述均请参看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彭丽华《安史之乱》。

见《旧唐书·刑法志》，《新唐书·李林甫传》。但《新唐书》认为这一情况并不属实，是大理寺长官“妄言”，却不知证据何在。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天宝八载二月条。

见两《唐书》之《李林甫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天宝六载十二月条。

见《新唐书·高力士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天宝三载初条。

杨玉环专宠

杨玉环成为唐玄宗的女人，是在骊山温泉宫。

六十六年后，诗人白居易根据民间传说和艺术想象追述了当时场景：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呵呵，天生丽质的小女人被精力充沛的老皇帝折腾得站都站不起来。

这是开元二十八年（740）十月的故事，因此赐浴之日并非乍暖还寒时节。选在君王之侧的杨玉环也非“养在深闺人未识”，而是玄宗之子寿王李瑁（读如冒）的王妃。说得难听一点，就是李隆基霸占了自己的儿媳妇。

如果较真，这是乱伦。

华清宫为唐代帝王游幸的别宫，位于今陕西西安临潼区。

对于有着胡人血统的李唐皇族而言，乱伦并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太宗皇帝就占有了弟媳妇，高宗皇帝则收编了父皇的女人武媚娘。不过，这两人纳娶的是寡妇，二十二岁的杨玉环却是现任王妃，这让寿王情何以堪。

然而寿王也只能忍气吞声，甚至暗自庆幸。实际上李瑁的处境一直很尴尬。他是玄宗和武惠妃的儿子，也是宁王李宪的养子。当年，由于武惠妃所生子女接二连三夭折，李瑁便被送到了宁王府中，由宁王的元妃抚养成人。

宁王和惠妃都非比寻常。前者是李隆基的大哥，玄宗的太子之位就是他让出来的，所以死后谥为“让皇帝”。后者是武则天的侄孙女，也是玄宗皇帝的宠妃。因此，李林甫等人便曾经一度极力主张立李瑁为皇太子。

可惜李林甫押错了宝，寿王的特殊身世反倒使他与储君之位无缘——不少人视武氏家族为李唐仇敌，唐玄宗也不愿意宁王系统过于得势。最后，根据高力士的建议，被立为太子的是当时的忠王、后来的肃宗李亨。

对此，原本无意于东宫的寿王似乎并不在意。他没想到的是，父皇不但夺他之位，还要夺他之妻，而且原因居然还是怀念他的母亲。据正史记载，寿王之母武惠妃在开元二十五年（737）十二月去世后，玄宗皇帝就闷闷不乐。尤其是冬天驾临骊山时，睹物伤情，更是郁郁寡欢。环顾左右，三千佳丽竟是粉色如土。直到高力士揣摩上意，将杨玉环从寿王府邸接到温泉宫，陛下的脸上才绽放出久违的笑容。

怀念一个女人，就让她的儿媳来顶替，真不知道这是什么逻辑。同样，一个皇帝，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要什么有什么，却偏要跟儿子抢女人，也不知是何道理！

大约只能说，有权就是任性。

不过，任性的皇帝也不得不遮人耳目。他在骊山偷情的两个月后，也就是开元二十九年（741）正月初二，下敕昭告天下，宣称为了成全杨玉环对已故太后的孝心，批准她自愿度为女道士。而且，一本正经地，道号太真。

敦煌莫高窟第445窟《弥勒经度》中剃度图局部。

放完这个烟幕弹，两人就兴高采烈泡温泉去了，时间竟是在当月。当年十月，第三次幽会骊山之后，女道士杨玉环干脆大模大样住进了兴庆宫，饮食起居仪同皇后。宫中则按照民间对家庭主妇的称谓，管她叫“娘子”。

想当时两人一定情投意合如胶似漆。因为就在第二年正月初一，唐玄宗宣布改元天宝。与皇祖母武则天相反，玄宗并不喜欢改元。他在位四十四年，改元只有三次。第一次是公元712年登基，改元先天。第二次是713年亲政，改元开元。这个年号沿用了近三十年，为什么要改呢？

因为开元就是开创新纪元，而玄宗皇帝自认为这一伟业已经大功告成。太平盛世就该普天同庆，伟大的君王也该安享晚年。因此，不但要在骊山修建长生殿，也要尽情享受杨玉环的温柔性感，那可真是上天赐给他的宝贝啊！

没错。云想衣裳花想容，岂非倾国倾城？

众所周知，这是李白专门为杨玉环写的诗，共三首，总题《清平调》，由著名音乐家李龟年谱曲演奏传唱，时间在杨玉环被度为女道士的三年后。而且也就在这一年，唐玄宗再次花样翻新，改年为载，是为天宝三载。此事虽然并不可能是杨玉环的主张，陛下的好心情却无疑是她带来的。

更何况，当时年景也好。

好年景和好心情让玄宗皇帝极为放松，更觉得自己跟女道士杨玉环的关系真是神仙眷侣。他们俩去骊山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即便在长安也其实是公开同居。这才有了李白那三首流传千古的诗，以及各种未必靠谱的故事传说。

事已至此，就没有必要遮遮掩掩了。天宝四载（745）八月初六，刚刚过完六十一岁生日的唐玄宗，正式册封二十七岁的杨玉环为贵妃。当时宫中并无皇后，贵妃实际上是六宫之主。四年多的陈仓暗度，终于修成正果。

寿王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十天前，玄宗已经为他另选王妃，不用再担心与武惠妃、宁王和杨玉环的瓜葛，只需要一心一意做皇帝陛下的孝顺儿子就行了。

如此结局，似乎倒也皆大欢喜。

出人意料的是，杨玉环成为贵妃以后，反倒跟李隆基闹起别扭来，以至于两次被逐出皇宫，一次在天宝五载（746）七月，还有一次在天宝九载（750）二月。两次出宫，虽然都以戏剧性的转折收场，传递出的信息却耐人寻味。

杨玉环不是武则天，闹别扭肯定与政治无关，原因多半应该是争风吃醋。当然，也有人说是她移情别恋，对象则是宁王李宪。唐人张祜的诗就说：日映宫城雾半开，太真帘下畏人猜。黄翻绰指向西树，不信宁哥回马来。

这恐怕是艺术想象。因为宁王早在开元二十九年（741）十一月就已去世，岂能在四年半以后闹出风波？至于说玄宗与宁王在天宝九载（750）二月开音乐会，贵妃趁机偷吹宁王玉笛，惹得玄宗大怒，当然也更不靠谱。

此图旧传为唐代画家周昉所绘，绢本设色，重彩。用笔朴实，气韵古雅，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画中描绘了几位衣着艳丽的贵族妇女，在春夏之交赏花游园的情景，展示了仕女们在庭园中的闲适生活。

比较靠谱的是玄宗风流成性，在天宝五载（746）派出所谓“花鸟使”到民间搜访美女；后来又拈花惹草，在天宝九载（750）与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不清不楚。杨玉环无法接受，与唐玄宗发生冲突，而且出言不逊，于是被遣送到哥哥府中。

结果是两个人都受不了。第一次，杨贵妃刚出宫，唐玄宗就茶饭不思，乱发脾气，直到善于揣摩上意的高力士将贵妃接回宫中才恢复正常。第二次则是杨玉环痛不欲生。她割下一缕青丝对使者说：臣妾的荣华都是圣上所赐，唯有身体受之父母。永别之日，愿以此酬谢陛下恩宠。

唐玄宗看见杨贵妃的头发，大惊失色，急忙派高力士将她召回。如此这般过家家似的闹过两回以后，皇帝似乎不再花心，贵妃也似乎不再任性。他们甚至在天宝十载（751）七夕节立下海誓山盟。正所谓：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结果是什么呢？

从此君王不早朝。

这里说的，当然不是元旦和冬至的大朝会，也不是每月初一十五的朔望朝，而是每天或隔日一次的御前会议，也就是常朝。这其实是件苦差事，因为天不亮就要起床，而且弄不好一开就是好几个小时，皇帝和官员都很辛苦。

所以，玄宗不再早朝，倒是让不少人松一口气。李林甫更是暗自庆幸，他正希望陛下泡在温柔乡里，专注于修身养性和卿卿我我，陶醉于《霓裳羽衣曲》呢！要知道，那乐曲是玄宗糅合印度和中原音乐创作，又由杨贵妃改编为舞蹈，并由陛下本人亲任鼓手，堪称帝国“第一乐舞”的。

可惜，李隆基这位音乐家皇帝并不知道，当他心爱的女人梳着玉环髻，穿着尖头小皮靴翩然起舞时，金玉其外的帝国已是岌岌可危。他当然也不会想到，后来害得杨玉环死于非命的，正是贵妃娘娘的干儿子安禄山。

关于李隆基与杨玉环第一次幽会的时间，请参看许道勋、赵克尧《唐玄宗传》的考证。

见两《唐书》之《杨贵妃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天宝三载十二月条。

唐玄宗的《度寿王妃为女道士敕》见《唐大诏令集》卷四十，《全唐文》卷三十五。

见《新唐书·玄宗贵妃杨氏传》，并请参看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

见李白《清平调》。关于这三首诗的故事，见乐史《杨太真外传》，王仲镛《唐诗纪事校笺》、《太平广记》等。李白写作此诗的时间，见许道勋、赵克尧《唐玄宗传》的考证。

见《全唐诗》卷五百一十一张祜《宁哥来》。

此说见乐史《杨太真外传》。

此处据许道勋、赵克尧《唐玄宗传》的考证。

关于杨贵妃的两次出宫，见两《唐书》之杨贵妃传及《资治通鉴》有关条目。海誓山盟之事与时，见白居易《长恨歌》及陈鸿《长恨歌传》。

见杜佑《通典》，王溥《唐会要》。

关于《霓裳羽衣曲》和《霓裳羽衣舞》，详见许道勋、赵克尧《唐玄宗传》的研究。

安禄山进京

第一次见到皇帝时，安禄山气都透不过来。

后来改写了大唐历史，也改变了唐玄宗和杨贵妃命运的安禄山，原本是个卑微的胡人，而且是混血儿——生父康某是粟特人，母亲阿史德则是突厥巫婆。她这个儿子由于是向战神轧荦山（荦读如落）祈祷所得，所以叫禄山（轧荦山的汉译）。又由于母亲改嫁突厥将军安延偃，所以姓安。

混血的安禄山长得雄伟而白皙，年轻时很可能相当帅气和漂亮。他的邻居小伙伴史思明（本名阿史那崒干，崒读如卒）虽然也是突厥混血儿，却其貌不扬。不过，两个小伙子都非常聪明，通晓多种民族语言，曾经在大唐与突厥的边境贸易活动中充当掮客。当然，如果有机会，他们也不在乎干些偷鸡摸狗和顺手牵羊的勾当，直到因盗窃而被捕。

决定他们生死的，是幽州节度使张守珪（读如归）。

节度使是唐代的地方军政长官，相当于军区司令。受命之时，朝廷要赐以双旌双节，表示有权节制调度。安禄山和史思明落到节度使手里，几乎只有死路一条。依法，像他们这样在作案现场被捉拿的盗匪应该用乱棍打死。

张守珪却把安禄山和史思明放了。因为他发现这伙毛贼虽然为非作歹，却也身强力壮，聪慧矫健，说不定是他镇守边疆克敌制胜的可用之才。于是，三十岁的安禄山和史思明成为张守珪帐下的“捉生将”（敢死队员），靠着对地形地貌的熟悉和心狠手辣胆大妄为，为张守珪屡建战功。

安禄山，也被张守珪收为养子。

可惜那时的他还是年轻气盛，结果在一场战争中由于轻敌而导致全军覆没，张守珪也只好将其押解到京。玄宗皇帝却一看就明白了。将在外，不由帅。原本有着节制调度之权的张守珪，之所以没把这个败军之将就地正法，其实是舍不得，也是要把这个人情留给自己做。因此，尽管当时的中书令张九龄力主将其斩首示众，玄宗却决定法外施恩。

捡回一条性命的安禄山长了记性，他的人生也从此芝麻开花。后来，张守珪获罪贬官，安禄山却步步高升，并于天宝二年（743）正月第一次见到了皇帝陛下。

这时，他的官职已是平卢节度使。

在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长大的安禄山，万万没有想到帝国的首都是如此气势恢宏一片繁荣。他当然也没有想到，至尊天子是那样令人敬畏。因此，当他气喘吁吁走完殿前的台阶，并一头跪倒在地时，脑子里竟是一片空白。

不过，安禄山很快就进入了角色。他对皇帝说：去年我们营州闹蝗灾，臣焚香祈祷禀告上天：如果臣心术不正，就让蝗虫把臣的心吃了；如果体谅臣一片忠心，就让蝗虫离开营州。结果，北方飞来一群鸟，把蝗虫吃得精光。

这当然是胡编乱造，玄宗听了却很受用。这就让安禄山摸准了帝国的脉。同时他也清楚，无论自己官位多高，在大唐那些王公贵族眼里仍然是土包子，是尚未开化的戎狄和粗俗不堪的武夫。但，唯其如此，皇帝才会放心地把权力交给自己，就连嫉贤妒能的宰相李林甫也不设防。

安禄山决定将装傻卖萌进行到底。

天宝六载（747）正月，安禄山又一次觐见皇帝。这年他四十五岁，身体早已发福，据说光是肚子就重三百斤，然而跳起胡旋舞来却转动如陀螺。唐玄宗忍俊不禁，不由得半开玩笑地问：你这杂胡，肚子这么大，里面都装些什么？

安禄山一本正经地回答：全是赤胆忠心。

玄宗很高兴，让他见过太子。

安禄山却问：太子是什么官？

玄宗说：太子就是储君，朕百年之后的天下之主。

安禄山犹豫片刻，然后一脸真诚和无辜地跪下来说：我们胡人愚蠢，不懂中华礼仪。因此，长期以来，臣只知道有陛下，不知道有太子，真是该死，罪该万死！

毫无疑问，这是装疯卖傻。要知道，这时的安禄山已经兼任御史大夫，怎么可能连太子都不知道？恰恰相反，他太知道皇帝和宰相对太子李亨的态度，也很清楚玄宗最怕的是朝臣和边将与太子结党。因此，这不过是他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台戏，要说的台词也只有一句：臣只知有陛下。

结果，太子很尴尬，皇帝很放心。

安禄山却得寸进尺，提出要认杨贵妃为干妈。这当然马上就得到了批准。以后每次进宫，他都是先拜贵妃，然后才拜皇帝。玄宗问：你这家伙如此这般，是何道理？

安禄山答：胡人都是先敬母亲，后敬父亲。

说这话时，也照样憨态可掬。

尽管谁都看得出，安禄山这是政治投机，杨玉环却不但欣然接受，还把事情越闹越大。天宝十载（751）正月，安禄山四十九岁生日第三天，三十三岁的贵妃娘娘亲自主持了洗儿礼。宫女们把安禄山像婴儿一样扔进华清池洗刷，然后用巨大的襁褓包起来，用彩车抬着招摇过市，大肆张扬。

从此，安禄山被宫中呼为“禄儿”。

◎安禄山与杨玉环年表

公元	年号	月份	事件
740	开元二十八年	不详	安禄山任平卢兵马使
		十月	杨玉环与唐玄宗第一次幽会
741	开元二十九年	正月	杨玉环被度为女道士
		八月	安禄山任营州都督
742	天宝元年	正月	安禄山任平卢节度使
743	天宝二年	正月	安禄山第一次到长安面圣
744	天宝三载	三月	安禄山兼范阳节度使
745	天宝四载	八月	杨玉环被册封为贵妃
746	天宝五载	七月	第一次出宫事件
747	天宝六载	正月	安禄山兼御史大夫
			杨玉环收安禄山为养子
748	天宝七载	六月	赐安禄山丹书铁券
750	天宝九载	二月	第二次出宫事件
		五月	册封安禄山为东平郡王
751	天宝十载	正月	杨玉环为安禄山行洗儿礼
		二月	安禄山兼河东节度使
		七月	唐玄宗与杨玉环海誓山盟
755	天宝十四载	十一月	安禄山反
756	天宝十五载	六月	杨玉环死

很难猜出杨玉环当时的心情和想法，然而上一页的年表却表明，她和安禄山之间似乎有着某种命定前缘。他们几乎在同一年登上历史舞台，又几乎同步地得到玄宗的宠爱，尽管最后要分道扬镳。那么，当安禄山提出认这个比自己小了十六岁的女人为干妈时，她会不会心中一动呢？

不知。也许，这不过是游戏。

玄宗皇帝的恩宠却有着政治考量。由于继承北周宇文泰的关中本位政策，唐帝国的军事重心一直偏于西北。吐蕃的崛起和大食（阿拉伯帝国）的东进，更是使他们无暇顾及华北和东北，尽管契丹和奚人也在骚扰帝国边境。这时，最好的选择便是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代理人，帮皇帝陛下和中央政府看守好被称为“河朔”的黄河以北地区。

安禄山，就是这样一条看门狗。

表面上看，这个人选是合适的。我们知道，魏晋南北朝以来，河朔就一直是胡汉杂居之地，不但民风彪悍，而且情况复杂。朝廷派去的使臣，常常被当地人欺负或驱逐，就连张守珪这样的大将也感到头疼。安禄山却不同。他比胡人还要胡人，比土匪还要土匪，还怕摆不平那些混混？

何况安禄山又是忠诚的，至少曾经忠诚。玄宗皇帝甚至想不出他不忠诚的可能性和理由——安禄山没有强大的部落势力作为资本，自己反倒是他的再生父母和救命恩人。

安禄山也没有让皇帝失望。他总是不断送来对契丹和奚人作战的捷报，尽管这些战争其实也有一些是他为了军功而挑起的。但不管怎么说，这个番将每次进京都会献上大量的战利品，这就等于实实在在地证明了河朔地区的安宁。

于是，安禄山的地位越来越高，权力也越来越大。也就在被杨玉环扔进华清池洗过以后一个月，他成为平卢、范阳以及河东三镇的节度使。平卢节度区治所营州，在今辽宁省朝阳市；范阳节度区治所幽州，在今北京市；河东节度区治所太原府，在今山西省太原市。这真是好大的地盘。

至于三镇的兵力，加起来近二十万，占全国边防军的百分之四十，是中央军的两倍有余。

呵呵，谁还能说安禄山没有谋反的资本？

就算过去没有，现在也有了。

但，有资本谋反，并不等于一定要反。因此，也有人说是被逼出来的。而且这个逼反安禄山的人，竟然就是他名义上的干舅舅、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

本节述安禄山事迹如无另注者，均见两《唐书》之安禄山传，同时请参看许道勋、赵克尧《唐玄宗传》。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天宝二年正月条。

以上均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天宝六载正月条。

见（唐）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上。

如《旧唐书·杨国忠传》即称，杨国忠屡于玄宗前言安禄山必反，“由是禄山惶惧，遂举兵以诛国忠为名”。

杨国忠惹事

杨国忠这个名字，是唐玄宗赐给他的。他是杨玉环的远房堂兄（共曾祖父），本名杨钊。父亲是个小官，母亲是武则天男宠张易之的妹妹，自己则是酒鬼、赌棍和色狼，据说跟杨玉环的姐姐（后来的虢国夫人）关系暧昧。这个家伙出身既卑微，品行又不佳，临近不惑之年也没能混出名堂，只好娶了个从良的妓女，凑凑合合在成都过日子。

谁都没想到，此人也会时来运转。

不过，杨国忠的咸鱼翻身和飞黄腾达，倒不完全是沾了杨家姐妹的光。他最早引起玄宗注意，其实是靠了自己的拿手好戏——赌博。当时，宫中流行一种名叫樗蒲（读如初葡）的游戏。玄宗自认为天下无敌，国忠更是精于此道，结果两人棋逢对手，让皇帝陛下龙颜大悦。

当然，杨国忠能够进宫，是靠了杨家姐妹的推荐。

玄宗皇帝却看出杨国忠是理财的好手，便任命他担任了户部（财政部）的官员。以后，此人虽然一路攀升，兼职也非常之多，为帝国理财却始终是他的主要任务。

事实证明，杨国忠比他的前任宇文融、裴耀卿等人更加能干也更有办法。他甚至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中央库藏不足的问题，让好大喜功和挥霍无度的皇帝可以大手大脚。满心欢喜之余，唐玄宗应其请求赐名国忠，意思是国之忠臣。

这时，就连李林甫也奈何不得了。

李林甫与杨国忠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狼狈为奸到反目为仇的过程，变化的原因当然是杨国忠的权力和野心都越来越大，势必与李林甫一决雌雄。天宝九载（750）四月，杨国忠折其左膀，御史大夫宋浑被判流放。两年之后，杨国忠又断其右臂，户部侍郎王鉷（读如洪）被赐自尽。最后，当李林甫抓住机会绝地反击时，老天爷叫走了他。

据说，李林甫临终前，杨国忠曾前往相府探望，诚惶诚恐拜于床下。一生嫉贤妒能排斥异己的李林甫，则泪流满面地托以后事。但这些都是不管用的。这位盘踞相位十九年的老政客尸骨未寒，就被杨国忠诬以谋反。玄宗皇帝也翻脸不认人，下令打开棺材，夺走了所有的陪葬品。

当然，杨国忠也如愿以偿，成为首相。

安禄山却不干了。

节度三镇爵封郡王的安禄山，一生只怕一个人，那就是李林甫。而且，他对李林甫是由衷地畏惧和敬佩，心悦诚服地自认为不是对手，以至于每次线人从长安归来，他问的第一句话都是：十郎（李林甫）怎么说我？

所以，李林甫在位时，安禄山是不敢妄自尊大，更不敢轻举妄动的。在他眼里，李林甫才是帝国的顶梁柱，唐玄宗则不过是坐在屋顶看风景的老头子。尽管那风景确实“这边独好”，但没了李林甫，就会“落叶满长安”。

实际上，由于多次进京，安禄山早已将帝国的底细打探得一清二楚。那可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皇帝懒惰，官员欺瞒，中央军久违沙场，当权派纸醉金迷。本应用于通报政务军情的特快专递，送来的竟是贵妃娘娘的荔枝。就连杨国忠这种靠裙带关系上位的小混混，也居然成为首相。如此腐朽不堪的政权，还有存在的合理性吗？

安禄山嗤之以鼻。

杨国忠也咬牙切齿。因为那个每次见到李林甫，即便在寒冬腊月也会汗流浃背的安禄山，居然根本就不把自己放在眼里。于是，杨国忠一有机会就说安禄山要谋反。他甚至对唐玄宗说，请陛下召安禄山进京，他肯定不敢来。

结果，安禄山一叫就来。

天宝十三载（754）正月初四，安禄山在华清宫最后一次见到了玄宗。他泣不成声地说：臣本胡人，不认识字，赖陛下恩宠才有今天，现在可是要死在杨国忠手上了。

玄宗的反应跟那些心肠柔软的慈祥老人没有两样。他看着安禄山好不容易才跪倒在地的肥胖身体，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可怜模样，不禁有些心酸，便赏赐了一大笔钱，还准备给他增加特任宰相的头衔，只不过又被杨国忠阻止。

陛下觉得很抱歉。

唐代陶质彩绘猎骑胡俑，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安禄山所辖三镇有近二十万兵力，其中不少是胡人骑兵。

安禄山却心中窃喜。远在范阳的他，对于“列席国务会议”之类的虚衔没有兴趣，皇帝的歉意却能换来实惠。这些实惠包括兼领闲厩、群牧和牧总监的职务，以及一大把空白委任状。靠着前者，他暗中挑选了数千匹好马藏起来；靠着后者，他收买了成百上千的边防军将士。

赚得满盆满罐的安禄山深知长安不可久留，便在三月一日向玄宗辞行。尽管临行前皇帝将御衣披在他身上，也尽管高力士奉命将他送出京城，安禄山仍然有如惊弓之鸟，丝毫不敢掉以轻心。他乘坐的船只十五里一换，昼夜兼程，日行数百里，差不多是一口气就赶回了范阳。

这时，几乎谁都知道安禄山要反了。

只有唐玄宗执迷不悟。他把所有的迹象都归结为杨国忠与安禄山的矛盾，并认为这总比结党为好，却没想到这不和的两人，一个集中了行政、人事和财政的权力，另一个则是最有力量的边将，他们的对抗必将导致帝国的分裂。

杨国忠也不放弃努力。第二年二月，安禄山派他的副将进京，提出要把节度区的汉族将领换成胡人。杨国忠和他的副手一致认为这是安禄山意在谋反的铁证，皇帝却再一次满足了那家伙的要求。两位宰相只好提出，召安禄山入朝担任国务委员，同时将范阳、平卢、河东三镇的节度使换为忠诚可靠的汉人，这样就既保全了安禄山，也保全了帝国。

应该说，杨国忠的这个主意并不错。唐玄宗却在同意之后又反悔，派了一个宦官去范阳送礼。安禄山当然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便率领部下表演了一出出大表忠心的好戏。更重要的是，他让皇帝的这个家奴不虚此行，满载而归。

吃饱喝足钱包鼓鼓的宦官就像得了糖果的灶王爷，当真上天言好事。玄宗皇帝则对两位宰相说：安禄山的一片忠心毋庸置疑，朕还要靠他抵御外敌保卫北疆。现在，朕亲自为他作保，任何人都不得再以此类的妄言来烦朕。

杨国忠只好自己去收集证据。他瞒着皇帝，秘密逮捕并杀害了安禄山的线人。安禄山当然马上就知道了。因为他留在长安的长子安庆宗，既是人质也是卧底。这时，满腔愤怒又惶恐不安的他，除了加快谋反步伐也别无选择。

所谓“杨国忠逼反安禄山”，这是证据之一。

现在已经无法准确判断，安禄山究竟是被逼反，还是被“催反”。但，此人与朝廷离心离德已毋庸置疑。他甚至在天宝十四载（755）七月提出一项奇怪的动议，要派二十二个番将率领六千射手入京，理由是献马三千匹。

这一次就连玄宗皇帝也感到蹊跷，他又派了一个宦官去范阳，邀请安禄山来华清池泡温泉。安禄山大大咧咧地坐在胡床上接见了来人。他说：圣上可好？马不献也罢。请你回去告诉陛下，我准定在十月份前往京师。

然后，就再也不予理睬。

使者夹着尾巴回到了长安，连装模作样谢恩的表章都没能带回一封。看来，这个宦官在范阳受尽委屈，以至于见到玄宗时竟心有余悸地说：奴才差一点就见不着大家。

大家，是唐代宦官对皇帝的称呼。

安禄山也没有再去长安朝拜玄宗，而是在这年的十一月挥师南下，向当时世界上的三大帝国之一发起挑战。公开亮出的口号，则是诛杀祸国殃民的奸相杨国忠。

安史之乱终于爆发。

本节所述杨国忠事迹，如无另注，均见两《唐书》之杨国忠传。

见两《唐书》之李林甫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天宝十一载十月条、十二载正月条。

见《新唐书·安禄山传》。

以上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天宝十二载五月条，卷二百一十七天宝十三载正月条、三月条。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天宝十四载二月条。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天宝十四载四月条。

司马光等人认为，安禄山原本打算在唐玄宗驾崩之后谋反的，但被杨国忠的步步紧逼提前了行动。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天宝十四载十月条。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天宝十四载七月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