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走向沉沦



宦官乱政

沉沦从宦官监军那天起就开始了。

广义地说，宦官就是宫中的男性工作人员，由于星空中帝座之西有宦星而得名。早期的宦官，包括士人（生理正常的良家子弟）和阉人（割去阴茎的男子），东汉开始才全部使用阉人。明代以宦官充任十二监主管，结果所有宦官都被尊称为“太监”。就像侵华日军，官兵都叫“太君”。

以阉人为宦官，当然是为了保证后宫嫔妃的贞节和皇家血统的纯正，防止出现让帝王丢失脸面的丑闻。因此，古代君主制国家，包括埃及、波斯、印度、罗马、阿拉伯、俄罗斯、朝鲜、越南，都有阉人充当宦官，英文名叫eunuch，希腊语的本义是“守护床的人”。

唯一的例外，据说是日本。

宦官制度扎根最深、影响最大是在中国，闹得最凶是在汉、唐、明，而唐代第一个炙手可热的宦官是高力士：太子称他为兄，王公称他为翁，驸马只能管他叫爷。就连一人之下如李林甫，万人之上如安禄山，都得让他三分。

其他官员当然更是极尽逢迎之能事。据说，高力士曾经在长安修建了一座宝寿寺。寺钟铸成之日，满朝来贺，敲钟一下捐资十万，居然没有一个不敲十次以上的。

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这就比太子还风光。

幸运的是，高力士是个聪明人。他得宠却不骄横，得势却不专断，顺从却不阿谀，直言却不触犯。为人处世，可谓有原则，有底线，有技巧。再加上识大体，顾大局，并不以权谋私，结果皇帝始终信任，朝臣也不反感。

玄宗朝的大臣们甚至应该庆幸有这样一位宦官。皇帝龙颜大怒，他是灭火剂；君臣之间有摩擦，他是润滑油。有不少事，都是高力士四两拨千斤，比如太子之立。当时，李林甫兴风作浪，唐玄宗犹豫不决，高力士悄悄说了一句：立嫡以长，谁还敢争？皇帝大悟，立即拍板立李亨为储。

这可真是一言兴邦。实际上，如果皇帝是当局者，其他有利害关系的是当事人，那么，旁观者的作用就有可能是积极的，只不过这旁观者必须清，既清廉，又清醒。

高力士，就碰巧是这样的人。

没错，碰巧。

事实上，高力士虽然富可敌国，也收受人情，却没听说有过什么权钱交易。相反，一事当前，他首先考虑的是皇帝的利益。即便提意见，出主意，也是吹耳边风。作为玄宗最贴身的人，高力士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只是皇帝的家奴。

中晚唐的宦官就完全两样。

这一点，最清楚的当然是皇帝自己。开成四年（839）十一月的某一天，大唐第十四任皇帝文宗李昂，突然召来一位翰林院学士，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就爱卿读书所知，朕可以跟前代的哪位帝王相比？

学士答：臣愚，但天下人都说陛下是尧舜之君。

皇帝说：朕其实是想问，比得上汉献帝吗？

该学士大惊失色：陛下怎么能这样说？

皇帝答：献帝只是受制于强臣，朕却受制于家奴。这样看起来，朕只怕还不如他。说完，泪如雨下。

文宗说的家奴，就是仇士良。

仇士良可谓宦官乱政的典型人物。他不但专横跋扈二十多年，而且视皇帝为玩偶。开成年间某天深夜，一位值班的翰林院学士被叫进秘殿，只见四周帷幕重重，仇士良则端坐堂上虎着脸说：太后要换皇帝，你起草诏书吧！

该学士吓得魂飞魄散：杀头灭族的事，我不敢！

仇士良沉默片刻，然后拉开帷幕。坐在里面的，竟是文宗皇帝本人。于是这个宦官头子阴冷地说：陛下，如果不是这位学士不肯草诏，这地方你恐怕坐不成了。

文宗居然低头不语。

这实在骇人听闻，却有可能。事实上，哀帝之前，大唐九个皇帝，只有两个（宪宗和敬宗）不是宦官拥立，却又都是被宦官杀掉的。宦官的势焰熏天，可谓无以复加。

问题是：何以如此？

直接原因当然是宦官掌握了禁卫军的兵权。唐代首都的驻军，早期有南北之分。北门的叫禁军，保卫皇帝，也就是禁卫军。南边的叫卫兵，保卫政府，其实是中央军。然而安史之乱的结果，是中央军土崩瓦解，禁卫军名存实亡。悄然崛起并影响了中晚唐政治的，是神策军。

神策军本是哥舒翰为了对付吐蕃而建立的边防军，安禄山叛乱后被调往东部战线。但是，当他们遭到史思明的迎头痛击之后，却发现基地早已被吐蕃占领。也就在这时，他们遇到了在前方监军的宦官鱼朝恩，后者则不失时机地将这支无家可归的队伍变成了自己的力量。

接下来，神策军两次保卫了皇帝。第一次是吐蕃攻陷长安时，鱼朝恩成功地将逃难的代宗接到身边，并把陛下重新扶上了皇位；第二次是德宗时期发生兵变，皇帝仓皇出逃到奉天（今陕西省乾县），神策军赶来救驾。所以，尽管鱼朝恩由于专横跋扈已被代宗诛杀，德宗还是将这支队伍扩充为左右神策军，兵权则交给了自己信任的两个宦官。

不能说皇帝的决策全无道理。毕竟，神策军在边疆早已锻炼得强悍团结，又因为被提拔为禁卫军而感恩忠诚。至于领兵的宦官，既没有地盘，也没有后代，绝不会像安禄山那样自己称帝。因此，由宦官统领神策军，可以放心。

结果却是灾难性的。

灾难有两方面：神策军变得腐败，宦官变得嚣张。腐败并不奇怪，因为从边防军变成禁卫军以后，神策军没有了战事却有了特权。宦官嚣张也不奇怪，因为皇帝和保卫皇帝的武装力量都在他们手里。皇帝如果听话，固然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就算不听话，也可以换一个，甚至杀了他。

当然，一般地说，宦官并不喜欢杀皇帝，更不会反对皇帝制度。他们的办法，是把皇帝变成废物。仇士良告老还乡时就曾问同伙：愿意听老夫说说怎么伺候皇上吗？

众宦官异口同声：请老前辈指教！

仇士良说：关键的关键，是不能让他闲着。闲，就会博览群书，接见儒臣，听取意见，我等就没戏了。因此，上上之策莫过于让皇帝声色犬马，忙于吃喝玩乐，朝政都交给我们处理。如此一来，恩泽和权力，又能到哪里去？

呵呵，仇士良可不是高力士。

显然，人是靠不住的。要知道，就连玄宗皇帝都前后判若两人，又岂能要求宦官都是高力士？恰恰相反，如果皇帝不是唐玄宗，高力士倒没准会变成仇士良。

靠得住的，只有制度。

然而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按照制度，最高权力和绝对权力必须归于皇帝。至于这权力是不是皇帝本人行使，包括他有没有能力行使，则无人过问。这才有女主、外戚和权臣的代行皇权，只不过代理人在中晚唐沦落到宦官而已。

更何况，宦官与皇帝制度是共生的。要消灭宦官，就得先消灭皇帝。能够遏制宦官的，也只有皇帝。但，如果皇帝是靠宦官保卫的，请问他又怎么可能遏制宦官呢？也只能像陷入沼泽地的人，越是挣扎陷得越深。

这是一个谁都解不开的死结。

制度出了问题，就只能靠人。实际上，唐代宦官的乱政就是由一位野心家终结的。此人进入长安后，居然一口气杀光了所有的宦官。只不过，他顺手把大唐也杀了。

宦官可真是与大唐共存亡。

《后汉书·宦者列传序》称：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调他士。

见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

以上见两《唐书》之高力士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天宝七载四月条。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天宝七载四月条，同时请参看许道勋、赵克尧《唐玄宗传》。

见《新唐书·仇士良传》，《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六开成四年十一月条。

见《新唐书·仇士良传》。

以上见《新唐书·兵志》，并请参看罗琨、张永山等《中国军事通史》，（英国）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日本）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

见《新唐书·仇士良传》。

比如“甘露之变”后的唐文宗。此处不展开，有兴趣的读者可阅读相关史料。

藩镇割据

宦官乱政的同时，藩镇在割据。

藩镇又叫方镇。方即四方，藩即藩篱，镇即镇守，也指军镇。因此藩镇的本义，就是镇守一方，保卫中央。

最早设立的藩镇是十个军区，其中九个军区的长官是节度使，一个是经略使，统称“天宝十镇”。这十个军区有五个在西北，三个在东北，一个在西南，一个在华南，战略目标也很明确：保卫关中，进而保住世界帝国的地位。因此十镇的总兵力竟多达四十九万，是中央军的五倍半。

这就是典型的强枝弱干了，唐玄宗却毫不在意，将节度使换成番将的李林甫更是自鸣得意。结果安史之乱起，原本应该保卫中央的藩镇，变成了反政府武装力量。

教训惨痛啊！

◎天宝十镇一览表

镇名	治所	曾任节度使	兵力	战略目标
安西	龟兹	高仙芝、封常清	两万四千	抚宁西域
北庭	庭州	封常清	两万	防制突骑施、黠戛斯
河西	凉州	王忠嗣、哥舒翰	七万三千	断隔吐蕃、突厥
陇右	鄯州	王忠嗣、哥舒翰	七万五千	备御吐蕃
朔方	灵州	王忠嗣、郭子仪	六万四千	捍御突厥
河东	太原	王忠嗣、安禄山	五万五千	捍御突厥
范阳	幽州	裴宽、安禄山	九万一千	临制契丹、奚人
平卢	营州	安禄山	三万七千	镇抚室韦、靺鞨
剑南	益州	鲜于仲通	三万九百	西抗吐蕃，南抚蛮獠
岭南	广州	裴敦复	一万五千	绥静夷獠

本表所列曾任节度使只选代表人物。

治所地：龟兹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庭州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凉州即今甘肃省武威市，鄯州即今青海省乐都县，灵州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太原即今山西省太原市，幽州在今北京市，营州即今辽宁省朝阳市，益州即今四川省成都市，广州即今广东省广州市。

帝国却没有反思。相反，为了尽快享受胜利成果，肃宗和代宗不计后果地封官许愿、招降纳叛。结果，藩镇的数量没有减少反倒增多，势力也没有减弱反倒增强。到第九任皇帝德宗时，全国共有藩镇四十多处，大的辖地十州，小的也有三四州。藩镇不再是边防军，而是相望于内地。

换句话说，京畿之外，几乎都是藩镇。

新藩镇可以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中央系，也就是帝国新设节度区，任命政府军的将领担任长官。这样做，当然是为了酬劳那些平叛有功的人。但，前面有节度使造反，后面就册封更多的节度使来平息，岂非饮鸩止渴？

更糟糕的是，安禄山和史思明手下的将领，投降以后也成为大唐的节度使。这就是安史系。安史系的将领，多半是胡人或胡化的汉人。他们的势力范围，也多半是胡化程度较深的地区。这些地区的特点是民风彪悍，崇尚武力，跟吟诗作赋风花雪月的长安，俨然两种文化，两个中国。

安史系镇区的统治系统，是军政合一的。节度使是最高军事长官，也是最高行政长官。他的军队遍布全区，由私人任命的镇将来率领。镇将的部属，也是私人的。因此，镇将强悍，就能更换统帅；统帅强悍，就能对抗中央。中央系的节度区虽然没有这么蛮横，却也未必一定听话。

藩镇，差不多是“半独立王国”。

这就有点像东周，却比东周混乱。东周至少讲规矩。天子与诸侯，诸侯与大夫，都是有着法定程序和制度保障的封建关系，谁都不能自说自话地当起诸侯和大夫来。此时的节度使却可能由镇将拥立或驱逐，全凭武力和实权说话。中央政府则只能在事后追认，完全是橡皮图章。

显然，中央系也好，安史系也罢，都是军阀。

是军阀就会混战。实际上，安史之乱后，受到重创的唐帝国之所以没有立即灭亡，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些军阀们自己要混战，谁也不能一家独大，谁也不能一统天下。因此哪怕灭了大唐，造就的也只是分裂状态的五代十国。那可是一桌五道主菜轮流上，周围摆了十碟凉菜的宴席。

其实，这种闹剧在中唐就已经预演过。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十一月，河北四个藩镇一齐宣布独立，或称孤，或道寡。雪上加霜的是，被朝廷寄予平叛厚望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跟着反了，还被那四个人怂恿着要称帝。

强悍的李希烈是安史系藩镇李忠臣的养子。而且，就像黑社会里经常会发生的故事一样，他在羽翼丰满之后驱逐了养父和主帅，自己当起节度使来。对此，朝廷一点脾气都没有就给予了追认。这次他把事情闹得更大，帝国政府也仍然忍气吞声，只是派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去“宣慰”。

这位大臣就是颜真卿。

◎五代十国的分裂形势

五代	国家	都城（今）	开国帝王	年代	亡于
	后梁	开封	朱温	907—923	后唐
	后唐	洛阳	李存勖	923—936	后晋
	后晋	开封	石敬瑭	936—947	辽
	后汉	开封	刘知远	947—950	后周
	后周	开封	郭威	951—960	宋
十国	南楚	长沙	马殷	927—951	南唐
	吴越	杭州	钱镠	907—978	宋
	前蜀	成都	王建	907—925	后唐
	吴	扬州	杨行密	902—937	南唐
	北汉	太原	刘崇	951—979	宋
	南汉	广州	刘	917—971	宋
	荆南	江陵	高季兴	924—963	宋
	闽	福州	王审知	909—945	南唐
	后蜀	成都	孟知祥	934—965	宋
	南唐	南京	李昪	937—975	宋

颜真卿的名字家喻户晓。他不但是唐代首屈一指的大书法家，也是安史之乱中坚持敌后抗战的英雄，他的哥哥颜杲卿（杲读如搞）甚至在被俘之后骂贼而死。这样刚直不阿的人到了叛军营中，当然不会嘻嘻哈哈一团和气。

此碑为颜真卿四十四岁时所书，是其早期楷书代表作品。

叛军也剑拔弩张。李希烈的亲兵和养子一千多人围着颜真卿舞刀弄枪，破口大骂，一副就要吃人的样子，颜真卿却面不改色，纹丝不动。李希烈只好用身体护住这位大唐的太子太师，客客气气请进行营，拿出那四个人的信来说：四王不约而同拥戴本帅，难道不能说明一点什么问题吗？

颜真卿说：什么四王？四凶罢了！

四人的使者却对李希烈说：我等正要上表称臣，太师就来了，这不就是上天把宰相赐给都统您吗？

颜真卿说：什么宰相！你们没听说过颜杲卿吗？那正是家兄。老夫年近八十，只知守节而死，岂能受此蛊惑？反倒是尔等，倒行逆施，只怕死无葬身之地！

李希烈便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大坑，名曰“坑颜”。

颜真卿说：何必如此麻烦！拿把剑来岂不痛快？

李希烈无可奈何，但也不会停下叛乱的步伐，朝廷则只好调兵遣将。建中四年（783）十月，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奉命率领五千人马，从泾州（今甘肃省泾川县）前往襄城（今河南省襄城县）御敌，却没想到走到半路就兵变了。

兵变是由一件小事引起的。姚令言的部队风尘仆仆赶到长安，长安市长（京兆尹）却拿野菜粗粮劳军。当时，天降大雨冷风刺骨，随军家属饥寒交迫，勤王官兵怒火中烧。他们说：热饭热菜都吃不上一口，凭什么要我等卖命？长安的库房里应有尽有。他们不给，我们自己去拿！

于是，已经走到长安东边的部队突然哗变。他们一脚踢飞了装着粗茶淡饭的坛坛罐罐，扬铃打鼓地杀回京城。此时姚令言正在宫里向皇帝辞行，闻讯大惊失色，赶忙冒着纷飞的箭矢冲进军中大声说：弟兄们，不要这样！

哗变的官兵根本不听，裹胁了姚令言就往里冲。

德宗皇帝也大吃一惊，赶忙派宦官宣诏，官兵每人赐帛两匹。将士们更加愤怒，杀了宦官继续前进。陛下赶紧又派人拉了二十车帛去，城门却已攻破。潮水般涌进大街小巷的叛军高喊：百姓不要惊慌，我们只抢皇帝，不抢你家！

皇帝只好仓皇出逃。

这是继玄宗和代宗之后第三位流亡天子，赶来护驾的就是前面说过的神策军。叛乱了的平叛部队在长安拥立了一个退居二线的节度使为皇帝，先称秦，后称汉，流亡在外的德宗则只好下诏赦免那五个称王的藩镇。不过，愿意领情的却只有三个，另外两人一个继续南攻，一个自称楚帝。

德宗只好再逃。

幸运的是，这些叛军都不能叫团队，只能叫团伙，叛乱的同时还要内讧。比如李希烈就是被部下所杀，继位的部下则再被部下杀掉。这两个先后谋杀了主帅的部下，也都被唐政府任命为节度使。毕竟，长安已无能力驾驭他们，帝国反倒要仰仗各路藩镇，才不至于亡于外敌和内乱。

虚弱的大唐，只能姑息养奸。

因此，本次内乱平定后，藩镇的力量更强大了。德宗之孙宪宗继位时，全国藩镇共计四十八处，不向中央申报户口的十五镇，每年上缴财税的仅八镇，可谓尾大不掉。

这才有了宪宗的削藩，包括调用十六镇兵力，用三年的时间平定淮西。经过如此这般不懈努力，到元和十四年（819）的春天，全国的藩镇至少在名义上都服从了中央。可惜这位能干的皇帝在后期也变得荒唐，终于被宦官所杀。

大唐帝国失去了最后一次机会。

此后的八十多年，就基本上是朝廷宦官乱政，外地藩镇割据。于是我们不禁要问：天下变成这副样子，难道就没有人为国分忧？朝中那些大臣，又在干些什么？

本段及下页表均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天宝元年正月条。

见《新唐书·兵志》。

以上请参看傅乐成《中国通史》，杜维运《中国通史》。

见两《唐书》之李希烈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七建中三年十一月条、十二月条。

见两《唐书》之颜真卿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八建中四年正月条。

以上见《旧唐书·姚令言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八建中四年十月条。姚令言所率兵力，《旧唐书》称为五万，今从《资治通鉴考异》定为五千。

顾炎武《日知录·政事·藩镇》即称：世言唐亡于藩镇，而中叶以降，其不遂并于吐蕃、回纥，灭于黄巢者，未必非藩镇之力。

见《旧唐书·宪宗本纪上》。

朝臣内讧

藩镇割据的同时，朝臣们在窝里斗。

斗争是激烈的。从宪宗到宣宗的半个世纪中，除少数洁身自好或人微言轻者外，朝臣泾渭般地分为两大派系（当时的说法叫朋党），各自拉帮结伙，彼此互不相让。如果牵涉到人事安排，更不惜在御前会议上脸红脖子粗。

比如开成三年（838）正月的某日。

本次会议讨论的，是一位被贬官员的工作安排。这时的皇帝是文宗。由于反抗宦官乱政失败，他实际上已成为模范监狱中的体面囚徒，因此一开始就按照某派系与宦官达成的共识提出：某某贬到外地好几年了，给个官位吧！

另一派系的宰相郑覃（读如谈）立即亮出红牌：陛下可怜他，就让他移动几百里。如果要提拔，臣申请让位！

郑覃的同伙也说：那家伙专搞派系，是小人。

对立面则说：做事要公道，不能讲个人好恶！

文宗也说：给个刺史还是可以的。

郑覃却说：顶多让他做洪州司马。

洪州在今江西省南昌市，距离长安三千里，而且那人原本就是衡州（今湖南省衡阳市）的司马。衡州司马调任洪州司马，只不过从中州调到了大州，保他的人当然不干。于是两派在皇帝面前吵成一锅粥，互相攻击，不可开交。

退朝后，文宗问身边人：宰相这样，像话吗？

身边人说：是不像话，但郑覃他们也是一片忠心。

文宗没有再说什么，也无话可说。他早已领教了两派的势同水火和意气用事，以及自己的无能为力，因此曾经不无感慨地说：消灭朝中派系，比消灭河北叛贼还难。

朝臣们却不承认这一点。

有一次，宪宗皇帝问：派系斗争这么严重，为什么？

宰相李绛回答说：因为历朝历代的帝王，最痛恨的就是派系斗争。因此，小人要攻击君子，就说他们搞派系。派系这东西，说起来可恶，查起来没影，最方便用来整人。何况君子和君子，本来就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难道一定要让君子和小人苟且在一起，才叫没有派系吗？

结论是：没有派系斗争，只有君子小人。

或者说，君子在一起叫同道，小人在一起叫朋党。

这话听起来似乎在理，实际操作却很困难。至少，我们无法分辨当时的两派，究竟谁是君子，谁是小人，甚至不能通过对无辜者的同情心来进行判断。因为在唐文宗感叹“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之后不久，两派的领军人物都被打压排挤出京，而且一贬再贬，罪名则都是莫须有。

同样，我们也很难指控那些实施排挤诬陷的人，因为他们以反对宦官乱政为己任，而且为此献出了生命。何况如果这几个是小人，岂非证明受打压的是君子？都是君子，又为什么要弄得势不两立，你死我活？讲不通吧？

君子小人论，可以休矣！

但，朝臣分为两派却是事实。比如李绛，就跟另一位宰相李吉甫是死对头。吉甫主张什么，他就反对什么。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跟李宗闵、牛僧孺又是死对头。前面所说郑覃要打压的那个被贬官员，就是李宗闵。所以，中晚唐的派系斗争，便又叫“二李党争”或“牛李党争”。

牛僧孺和李德裕都不是小人。前者拜相，是因为唐穆宗意外发现他是拒绝贿赂的清官。后者则在得势之后，不顾唐武宗的意愿，顶着宦官仇士良的压力，竭尽全力为自己的政治对手请命，终于在刀下救回了两位前任宰相的性命。

那么，两派窝里斗，又是为什么呢？

与藩镇有关，与出身也有关。李德裕和郑覃代表着北朝以来延续数百年的关东世族，牛僧孺和李宗闵一派则多半是进士出身的科举官员。在对待藩镇和外族（主要是吐蕃）的问题上，前者持强硬态度，后者主张和平解决。

换句话说，世族系是鹰派，科举系是鸽派。

政见加门户，当然针锋相对。世族系甚至恨不得废了进士科的考试，只留下明经科。郑覃就对文宗说：官员有能力就行，何必还要才艺？陈后主和隋炀帝倒是文采斐然，结果国破家亡。进士也一样，轻浮浅薄，不堪重用。

文宗弱弱地说：也不能一概而论吧？轻薄的人未必都是进士出身，科举官员中也有敦厚的。再说了，进士科的设立已经二百年，总不能说废就废。

郑覃说：那也不能太抬举。

呵呵！态度如此强硬，底气从何而来？

宦官。

没有证据表明，郑覃与宦官有什么勾连。但朝臣的派系与宦官的帮派，则大约确有瓜葛。主战的世族系李吉甫一派在宪宗朝得势，就不仅因为宪宗皇帝要遏制藩镇，也因为宦官头子吐突承璀（读如崔）是鹰派。相反，当宪宗皇帝和吐突承璀死于非命，皇帝和宦官头子都换了人时，用兵就变成了裁军，掌权的也变成科举系的李宗闵和牛僧孺了。

此后的发展同样令人沮丧。杀了吐突承璀的宦官王守澄也被杀掉，把持内廷的是专横跋扈的仇士良。结果，李宗闵和牛僧孺都被贬到千里之外，李德裕则再次拜相，直至官居太尉，封卫国公，达到他政治生涯的顶峰。

两派势力的消长，几乎与宦官头子的更换同步。

但，要说政局完全由宦官左右，皇帝和朝臣不过傀儡和演员，则未免言过其实。要知道，势焰熏天如仇士良，后来也遭到李德裕抵制，并因为感到恐惧而申请退休。

进行道德批判就更没有必要。事实上， 不管人们是喜欢还是不喜欢，都得承认宦官是长安政界的组成部分。一个顺理成章和毋庸置疑的结论是：官员如果不跟宦官进行广泛的接触，达成某种幕后的和解默契，就将一事无成。

何况皇帝也并非无所作为。宣宗听政第二天，李德裕就被免去相职，而且一贬再贬。最后，由于制造冤案的丑闻东窗事发，被贬为崖州司户参军，也就是在今天的海南省琼山市做管民政的小吏，级别从八品下。

这可真是一跟头栽到底。

想当时李德裕在崖州恐怕悲愤满腔。据说，在他常常登临的望阙亭上留下了这样一首诗：独上江亭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归去，百匝千遭绕郡城。

的确，他是回不去了。

不可能再回长安的李德裕在崖州孤独地走来走去，有次走到一座禅院，看见内壁挂着十几个葫芦。于是他问：方丈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可以救救弟子么？

方丈一声长叹：哪里是什么药，是骨灰。这些人，都是太尉您当年为了泄私愤，贬死在这里的。

李德裕闻言，怅然若失，心痛如绞。

当晚，他与世长辞。

此后没过多久，由于内廷的宦官不再发生冲突，也不再与外朝的大臣分别勾连，朝中派系也在宣宗去世之后自行解体烟消云散。只不过，那时离亡国已经不算太远。

如此看来，闹得沸沸扬扬，前后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派系斗争，其实无聊透顶。原本应该成为帝国中流砥柱的士大夫阶级，除了充当宦官的应声虫和附属品，便只能在结党营私和钩心斗角中发挥聪明才智，结果不但扼杀人才，而且消耗国力。因此，当内讧终于结束时，能够改变国家命运的内部力量已经荡然无存。虚弱衰朽的王朝甚至没有力气为自己挖一个坟墓，只能依靠外来力量合上棺盖。

模范监狱罪囚，是陈寅恪先生的比喻，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六开成三年正月条。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五太和八年十一月条。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九元和八年十月条，参看《新唐书·李绛传》。

宰相裴度就对宪宗说过这样的话，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元和十三年十二月条。司马光更是大发议论，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五太和八年十一月条。

受排挤的两派领军人物是李德裕和李宗闵，事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五太和九年四月条、六月条、七月条。

排挤李德裕、李宗闵的，是在“甘露之变”中受难的李训和郑注，《新唐书》李训、郑注的合传史臣赞，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五太和九年十一月条的评论，都认为李训、郑注是小人。陈寅恪先生则认为李训实为天下奇才，比起那些甘为宦官附属品的两派士大夫来，固有不同矣。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

党争是当时的说法，现在看来是容易引起误解的。实际上党争的“党”不是政党（parties），而是朋党，也就是利益一致或意气相投的帮派和团伙，称为派系（factions）更加准确。他们的斗争在牛僧孺、李宗闵和李德裕登上政治舞台之前就已经开始，因此本书不采用“牛李党争”或“二李党争”的传统说法。

唐穆宗长庆三年正月，某贪腐案东窗事发。皇帝亲自调阅案卷，发现该官员的私人账本上有记录：某年某月某日，送户部侍郎牛僧孺钱千万，牛僧孺不收。唐穆宗大喜过望说：我没有看错人。于是任命牛僧孺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事见两《唐书》之牛僧孺传，《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三长庆三年正月条、三月条。李德裕救人一事，见《新唐书·李德裕传》、《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六会昌元年三月条。

对此，傅乐成先生《中国通史》有简单明了的概述，请参看。

见两《唐书》之郑覃传。

李宗闵就是在吐突承璀掌权时得罪李吉甫和李德裕父子的。李绛处处与李吉甫作对，据说也因为他看不起李吉甫与吐突承璀内外勾结，朋比为奸（见两《唐书》之李绛传）。但旧史的这种道德立场其实靠不住。王仲荦先生即认为，当时有人吹捧李绛，往往言过其实。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也有倾向性。二李的是非曲直尚待商榷，不见得李绛一定很对，李吉甫一定是错。请参看王仲荦《隋唐五代史》。

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称：外朝士大夫朋党之动态即内廷阉寺党派之反影。内廷阉寺为主动，外朝士大夫为被动。傅乐成先生《中国通史》称：这段期间的政治中心是宦官，整个外朝不论牛党李党，都是政治上的二等角色。本书不完全赞同。

请参看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

据《新唐书·宣宗纪》。《旧唐书·地理志四》，崖州为下州。据《旧唐书·职官志三》，下州司户参军从八品下。

见李德裕《登崖州城作》。此诗的另一版本是：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

以上见《唐语林》卷七。

本段除引用陈寅恪先生观点外，亦引用（日本）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之观点。

胡人添堵

外来力量首先是胡人。

作为混血王朝，大唐与胡人有着不解之缘，安史之乱的前前后后更是番将轮流登场：粟特人安禄山造反，高丽人高仙芝被杀，突厥人哥舒翰投降，契丹人李光弼平叛，最后在帝国的伤口上撒盐的则是铁勒人仆固怀恩。

铁勒本是突厥北邻，有回纥、同罗、仆固等部落。他们最早活动在今天的西伯利亚和蒙古国北部，太宗皇帝时代成为大唐子民。作为仆固酋长后代的怀恩，则是在安禄山叛乱之后走进历史的。他保卫肃宗，平定河朔，收复两京，迫使史朝义兵败自杀，可谓厥功甚伟。他的三个女儿远嫁他乡为国和亲，一家四十六人牺牲在战场，可谓忠烈满门。

但，这个大功臣却反了。

反叛让帝国很受伤。因为在此之前，吐蕃已经再次让大唐的皇帝成为流亡天子。广德元年（763）十月，吐蕃大军突然兵临长安，代宗猝不及防仓皇出逃，好不容易靠着郭子仪救驾才重返京师。仆固怀恩却在皇帝惊魂未定之时，率领由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组成的多民族联军红尘滚滚地杀了过来，一路风卷残云，让苦难的王朝雪上加霜。

好在天佑大唐，仆固怀恩在途中暴毙，联军也被郭子仪分化瓦解，一如我们在前章所述。然而代宗皇帝听到消息却十分惆怅。他说：怀恩并不想谋反，他没想要反啊！

不想反叛，为什么起兵？

表面上的缘由是内讧。安史之乱平息后，作为辅助部队全面复员的一部分，仆固怀恩奉代宗皇帝之命护送回纥雇佣军和他们的可汗返回草原。然而往返路过太原时，河东节度使却闭门不出，更不按照常规礼仪提供犒劳，原因则据说是怀疑仆固怀恩与回纥勾结，有可能偷袭太原。

此事的真伪已死无对证，两人交恶则是事实。愤怒的怀恩决定给那家伙一点颜色看看，便一面上书朝廷，一面在太原周边布下重兵。这就给了河东节度使以控告仆固怀恩谋反的口实，并说服了代宗派来的宦官，使他相信那个骁勇的番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确有图谋不轨的嫌疑。

因此，宦官到了怀恩军中，便不免疑神疑鬼。

其实怀恩对那位宦官相当热情，他甚至按照胡人的习俗亲自为远方来客表演了歌舞，宦官则依据长安的规矩支付了演出费。这下子仆固怀恩更高兴了。他盛情邀请宦官留下与他共度端午，还吩咐部下将宦官的马藏了起来。

仆固怀恩这样做，原本出于好客的天性，那个宦官却吓坏了。他连夜逃回长安，向皇帝报告怀恩谋反。怀恩一怒之下也上表朝廷，要求杀了那宦官和河东节度使。

代宗只好又派了一位宰相去安抚。

可惜这于事无补。怀恩抱着宰相的脚号啕大哭，却拒绝到长安去见皇帝，理由是怕死。此后，他又扣留了出使回纥的御史大夫。事情到了这个份上，不反也得反了。

安史之乱后帝国面临的问题，也因此而暴露出来，这就是深刻的信任危机——朝廷与重兵在握功高震主的武将互不信任，就连郭子仪和李光弼也被解除兵权或明升暗降。这并不难理解：功臣害怕兔死狗烹，朝廷则害怕他们变成第二个安禄山。如果此人还是番将，就会更多猜忌。

仆固怀恩却比安禄山更不能让人放心，因为有太深的回纥背景。当年，肃宗皇帝为了平叛向回纥借兵，谈判代表就是仆固怀恩。后来，回纥可汗为儿子求婚，嫁出去的也是他的女儿。结果，怀恩护送回纥雇佣军返回草原时，骑在马上伴随身边的就是他那个继承了汗位的女婿。

河东节度使不能不防。

实际上，帝国君臣对回纥有着复杂的感情。毕竟，在周边那些小兄弟中，回纥是最友好的，否则肃宗皇帝也不会想到向他们借兵。事实上，如果没有回纥骑兵，平叛战争的结果确实无法预测。要知道，天宝末年的唐政府军已经变得骄奢淫逸，回纥骑兵却是当时东亚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国家图书馆藏，此抄本又名《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简称《玄奘传》，是海内外孤本。抄本内容是玄奘弟子慧立记述老师西行、求经的经过。回鹘佛教僧人详古舍利于10世纪上半叶译成回鹘文。

不过，既游牧又经商的回纥是精明的生意人。他们愿意帮助大哥，但必须亲兄弟明算账，而且要价不低，服务态度也未必好。最让唐人感到愤怒的是，宝应元年（762）十月第二次收复洛阳时，身为天下兵马元帅的雍王李适（后来的唐德宗）竟受到回纥将军的当面羞辱。由于一言不合，殿下忠心耿耿的扈从遭到了鞭打，其中两个不治身亡。

新疆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中的回鹘人形象。

对此，德宗耿耿于怀。

然而在宰相李泌的劝说下，德宗也还是同意对回纥采取友好政策，甚至和亲。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吐蕃。

吐蕃和回纥的故事，都已在《隋唐定局》中讲过。因此我们应该不会忘记，唐蕃关系并非总在蜜月期。事实上早在高宗时，吐蕃就让大唐的西域不得安宁，安史之乱后更是将河西和陇右（今甘肃、青海和新疆的部分）收入囊中，就连长安也变成了他们可以随便来逛逛的免费商城。

已经无法准确统计吐蕃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但大唐失去了自己的牧场则毋庸置疑。于是，帝国不得不仰仗回纥的马匹和骑兵，尽管回纥既垄断经营又欺行霸市，大唐之所得远远低于之所付，欠下的债务则似乎总也还不清。

但是没有办法。两害相权取其轻，朝廷只能采纳郭子仪的建议，联合回纥，对抗吐蕃。对此，回纥态度积极，改名回鹘（鹘读如胡）以后也如此。因为他们跟吐蕃一样，都对天山之南那条翻过葱岭便可来到撒马尔罕（Samarqand）和布哈拉（Bukhara），最后抵达波斯和罗马的商道感兴趣。

没错，这里说的是丝绸之路。

看看地图就知道，回纥和吐蕃可谓一路相隔，一个在丝绸之路北，一个在南。但显然，南方的吐蕃更强势，也更具进攻性。他们在控制了帕米尔高原的勃律国之后，又对塔里木盆地发起进攻，迫使大唐一度放弃安西四镇。这当然是严重的问题。要知道，安西都护府和龟兹、于阗、疏勒、焉耆四镇的设立，原本是大唐用来确保丝绸之路安全的。

回纥也不会高兴。他们通过与粟特商人的合作，早就在横穿欧亚的长途贩运中获利，并不希望别人插上一脚，更不希望断了财路。因此，回纥很乐意与大唐联合，不管是充当雇佣军还是同盟军。这样既能对付咄咄逼人的吐蕃，又能大量获取在国际贸易中作为硬通货使用的绢帛。

生意人的想法，总是不吃亏的。

大唐却不能不忍痛割爱。为了对付安禄山，朝廷从西北撤回了常备军，只留下少量守军维持秩序。这其实无异于将帝国的西域拱手相让，听由吐蕃和回纥摆布，后者当然也十分愿意填补空白。唐德宗贞元五年（789）十二月，吐蕃大举进攻北庭（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已经改名为回鹘的回纥则出兵救援，最后以吐蕃的决定性胜利告终。

本次战争是划时代的。战后，原本通过回鹘与中央政府联系的北庭和安西音信全无，存亡莫知。中华帝国从此丧失了对塔里木和准噶尔的控制，时间竟长达千年之久。

不过回鹘和吐蕃也好景不长。就在唐文宗感叹自己受制于家奴的第二年，回鹘汗国灭亡。之后不久，吐蕃王朝也轰然倒塌，大唐则陷入了内战之中，反倒是作为西突厥支系和族群之一的沙陀，在北庭战役后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五代后唐的实际开国之君李克用，便正是当时沙陀酋长朱邪尽忠的曾孙。只不过到那时，丝绸之路已是另一番景象。

依然响起的，大约只有驼铃。

铁勒仆固部落入唐，是在唐太宗贞观二十年（646）。此事及仆固怀恩事迹均见两《唐书》之仆固怀恩传。

据两《唐书》之代宗本纪、仆固怀恩传及《资治通鉴》，仆固怀恩出兵有两次，一次在广德二年（764）十月，一次在永泰元年（765）九月，第二次兵力数十万。

见两《唐书》之仆固怀恩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三永泰元年九月条。

以上见《旧唐书·仆固怀恩传》，参看《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三广德元年七月条、八月条、九月条，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

请参看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二宝应元年十月条。

具体情况请参看傅乐成《中国通史》。

请参看傅乐成《中国通史》，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

请参看（美国）白桂思《吐蕃在中亚：中古早期吐蕃、突厥、大食、唐朝争夺史》，（日本）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

请参看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日本）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易中天中华史”之《隋唐定局》。

以上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三贞元五年十二月条，贞元六年五月、六月秋条，并请参看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两书纪年不同，今从《资治通鉴》。

大唐灭亡

当沙陀人李克用作为最后的番将粉墨登场时，围绕混血的李唐皇族这个实际上或者名义上的主角，历史的舞台上早就已经有各色人友情出演。除了其他王朝也可能出现的谏臣如魏徵，重臣如狄仁杰，权臣如李林甫，外戚如杨国忠，酷吏如索元礼、周兴、来俊臣，诗人和艺人如李白、杜甫、李龟年等，最具大唐特色的是五种人。他们是——

女人：武则天、韦皇后、太平公主、杨贵妃；

胡人：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李光弼、仆固怀恩；

军人：封常清、郭子仪、各藩镇；

阉人：高力士、吐突承璀、王守澄、仇士良；

党人：牛僧孺、李宗闵、李德裕、郑覃。

上天对大唐，还真是不拘一格降人才。

演出可以分为上下场，分界点则是安史之乱。杨贵妃演完言情剧和悲情剧以后，女人就没戏可唱，占据舞台中心的是割据的藩镇、乱政的宦官和内讧的朝臣。当然，胡人是贯穿始终的。别忘了，长孙无忌至少是半个胡人，何况还有鲜卑将军尉迟敬德和突厥王子阿史那社尔。

四种人的关系错综复杂，有角逐也有勾连，有斗争也有和解，各自也都有进退和消长，还有轮流坐庄。这就形成了一种动态的平衡。在这种态势下，中晚唐的皇帝一方面被他们摆布架空，另方面又变得更加不可或缺。帝国大厦没有因为安史之乱而坍塌，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然而藩镇、外朝和内廷的关系，本质上是明争暗斗和相互钳制的。包括添乱的胡人在内，没有哪一种力量能够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因此，在这停滞不前的时代，打破僵局就只能靠体制外对现状极为不满的人——处于社会底层，深受战乱和盘剥之苦的士兵和农民。他们是第六种人。

第六种人的代表是黄巢。

黄巢的名字许多人都耳熟能详，至少知道大唐其实是被他颠覆的。事实上，从揭竿而起到兵败自杀，黄巢战斗了整整十年，远远超过从安禄山到史朝义的总和。兵锋所至则几乎扫荡了大半个中国，破坏程度也远非安史之乱可比。

说他是王朝的掘墓人，应该没有问题。

但，要描述和评价这个历史人物，却很难。也许在不少人眼里，他是行侠仗义的好汉、改天换地的英雄，至少失败之后死得像个爷们。僖宗中和四年（884）六月十五日，黄巢打完最后一仗，已是走投无路。两天后，他对自己的外甥兼部将林言说：我本想洗干净这污浊的世界，没想到一败涂地如此。把我的头砍下来领赏去吧，不要便宜了别人。

据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第153页。

林言于心不忍，黄巢竟拔刀自刎。

这就让人刮目相看。实际上，就连官修史书也承认，黄巢并非不得人心。至少，他第一次进入长安城的时候，便没有遭遇像样的抵抗，反而受到某种程度的欢迎。在僖宗皇帝效法玄宗仓皇出逃奔赴成都之后，长安市民涌上街头，夹道围观了反政府军既声势浩大又不伦不类的入场式。

黄巢很满意，他的副手则告诉大家：黄巢大王是来拯救世界的，不像李唐家的只知道欺负老百姓。手下的将士们也响应号召，争先恐后将随身携带的财物送给贫困家庭。

如果得人心者得天下，黄巢应该成功。

然而王朝时代臣民对待改朝换代的态度，从来就像春天的气候一样可疑。四个月后，黄巢战败撤离长安，长安市民又欢天喜地迎接官兵。他们有的用砖头瓦块参加战斗，有的捡起地上的箭送给政府，一个个忙得不亦乐乎。

黄巢的爱民和扶贫简直自作多情。

恼羞成怒的黄巢决定报复。五天后他重返长安，便纵兵抢劫杀戮。据说，当时罹难的平民多达八万之众，以至于尸骨成山血流成河，黄巢却称之为“洗城”。

洗干净污浊的世界，难道要用血么？

但，我们很难判断官修史书对黄巢的记录，有没有言过其实甚至污蔑诽谤之辞。何况就算是事实，仍然有成千上万的下层民众死心塌地无怨无悔地跟着那“恶魔”。这又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当时的帝国政府比恶魔还要恶魔。

事实也是如此。讨伐黄巢的政府军进入长安之后，竟然纷纷冲进各家各户，抢劫财物，奸污妇女。市面上那些小混混也扮作官兵，趁火打劫，大发国难财。这样看来，跟着政府军打黄巢的，才真是开门揖盗，才真是自作多情。

也许，首善之区的长安市民并不知道，官逼民反早在黄巢之前就已发生。唐懿宗咸通十年（869）六月，陕州（今河南省陕县）大旱。老百姓向地方官报告，该官员却说：树上不是还有叶子吗，哪来的旱灾？然后把报告灾情的人痛打了一顿。民众忍无可忍，将这个地方官驱逐。这家伙狼狈逃窜到老百姓家，讨口水喝，得到的却是尿液。

官民关系恶劣到这个程度，不反才怪！

帝国的政府和官员却不知反省，继续自欺欺人。唐僖宗乾符二年（875）七月，大批蝗虫遮天蔽日飞到京畿，所到之处全部变成赤野。京兆尹（首都市长）却报告说：蝗虫来到天子脚下就不吃庄稼，自己抱着荆棘而死。

这是什么狗屁父母官！

皇帝却信以为真，宰相也上表道贺。

老实说，官僚机构腐朽如此，执政集团昏聩如此，再不垮台真是天理难容。事实上就在一年前，濮州（今山东省鄄城县）的王仙芝便已发起暴动。生活在今天山东省菏泽市的黄巢参加这支起义军，则正在一个月前。只不过后来王仙芝战死，黄巢接过了旗帜把事业做得更大。

这里面当然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黄巢和王仙芝都是贩卖私盐的人，官方说法叫“盐贼”。盐贼其实是盐商，只因为帝国实行食盐专卖制度，他们才被看作“贼”。

那么，要国家垄断经营，还是民间自由贸易？

老百姓选择了后者。因为官盐价格高、质量差，王仙芝和黄巢们的私盐则物美价廉。我们知道，盐，是每个人每天都要吃的，是必需品而非奢侈品。国家既然不能靠优质产品和良好服务来竞争，私盐的贩卖就只可能屡禁不止。

何况鱼有鱼路虾有虾路。老百姓不愿意做冤大头，盐贩子也有自己的销售渠道和网络。他们甚至会像回鹘那样为了商业利益，建立起武装力量。这种涉嫌黑社会的地下组织和私人武装，由于能给民众带来实际上的好处，其实是受到暗中保护和支持的。同样，当黄巢代表苦难的底层人民为生存而战斗时，起义军就会像滚雪球似的发展壮大。

可惜黄巢的起义部队斗不过沙陀的乌鸦兵团，也无法保证自己内部不出叛徒。乌鸦兵团的统帅就是李克用，叛徒则是朱全忠（又叫朱温、朱晃）。叛徒是靠不住的。朱全忠能背叛黄巢，当然也能背叛大唐，而且不会有心理障碍，只不过是在他羽翼丰满，成为最大的藩镇之后。

开平元年（907）四月，朱全忠称帝，国号梁。

大唐灭亡，五代十国开始。

后梁太祖朱全忠的夜光杯里飘出了酒香，但那红酒是鲜血酿成的。之前，他已经杀掉了几乎所有的宦官，以及权臣崔胤、皇帝昭宗和李唐宗室。最后杀朝中士大夫时，他身边那个在科举考试中一再名落孙山的幕僚阴狠怨毒地说：这些人总是以清流自居，不如把他们扔进黄河变成浊流。

朱全忠笑着接受了这一建议。

巨大的疑问也在浪中升起：强盛的世界帝国和璀璨的世界文明，难道就从此付诸东流了吗？在那“长河落日圆”的时刻，哗啦啦的黄河水又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个观点来自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先生，请参看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以下对黄巢的描述和评价也多受该书影响，恕不一一注明。

见《新唐书·黄巢传》，参看《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六中和四年六月条及考异。《旧唐书》说法不同。

见《新唐书·黄巢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四广明元年十二月条。

见《旧唐书·黄巢传》。《新唐书·黄巢传》和《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四广明元年十二月条的记载有出入，有异同。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四中和元年四月条。

见两《唐书》之黄巢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四中和元年四月条。

比如《新唐书·黄巢传》和《资治通鉴》说黄巢第一次进入长安就已经大规模杀人，便不可靠。大开杀戒应该是在第二次。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四中和元年四月条。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一咸通十年六月条。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二乾符二年七月条。

以上请参看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

据《旧五代史·唐书·武皇本纪上》和《新五代史·唐本纪四》，李克用的精锐部队号称“鸦儿军”，因为李克用外号“李鸦儿”。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解释为黑衣骑兵和乌鸦兵团，今从之。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五天祐二年六月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