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简史—— 1914年8月
20
“法国万岁！”
这四个字既是一种祈愿，也是一种宣誓——8月4日周二，战争开始的第一天，它不停地回响在让·饶勒斯的葬礼上。
在亨利-马丁大街的角落里以及蓬克路上，超过10万名民众聚集在这位民权保卫者的住宅周围。
总理勒内·维维亚尼、法国总工会总书记莱昂·儒奥、众议院及参议院的主席、部长们以及工人们，都簇拥在灵柩台的四周。
他们知道饶勒斯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但他所颂扬的是法兰西民族及共和国的团结，批判的是奥匈帝国及德意志帝国的当权者。
“我们誓言要让您王权统治的丧钟敲响。”他曾字字铿锵地说。
站在众议员前的，是议长保罗·德沙内尔。他在念诵饶勒斯的葬礼颂词时，声称后者“被一个精神病患谋杀了”。
“饶勒斯宽广的心胸都贡献给了社会的公正与人类的手足之情……他的政敌和他的朋友一样（都因他的遇害）受到了打击……但我能说什么呢？到现在还有敌我之分吗？没有了，我眼里只有40多年（自1870年）以来为和平事业不断作出让步的法国人，他们此刻正准备着不顾一切去维护这些神圣的事业，即文明的保全、法国以及欧洲的自由。从这位去世伟人的棺木中我看到了团结、从他苍白的嘴唇上我听到了希望的啼声。”
那些站着聆听的议员们通过持久的掌声为饶勒斯致意。葬礼之后，他们又全体一致地举手，赞成公布这篇悼词。
有消息称冯·肖恩在那天夜里带着德国使馆的90名工作人员离开了巴黎！人们愤慨不已，但现实中表达出来的却既不是不满，更不是愤怒。
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记录道：“城市交通放缓了下来：公共汽车无处可寻，计程车也很稀少，街道几乎是静悄悄的。人们心底的悲伤都没有显露出来，许多妇女的双眼都肿得发红。国民军因为战争的到来成了人们情感的来源。在当时的巴黎只有两种群体存在，一方是奔赴战场的英雄；另一方，则是目前除了照顾‘未来的士兵’还没有任何义务的妇女和老人……大部分男人并不激动，但都很坚决，这确实更好。”
安德烈·纪德从一个街区走到另一个街区，发现“人们令人钦佩地充满了热情，同时又平静而决绝”。他的一位亲戚偶尔会大喊出来：“这是野蛮的行为！如中世纪般愚昧！我们所做的这些都有什么用呢！”
有人向纪德转述了在等待出征指令的夏尔·佩吉所说的话：
“有些人真是神了！”佩吉写道，“他们为身边的人、事的变化感到吃惊。他们以为可以在战时状态过和平年代的生活。但之后他们发现两者根本就不能兼容，再怎么努力都会有差别存在。”
此时此刻，对祖国的爱、相互信任以及团结的意愿战胜了一切。
拜恩威尔是这样记录的：“那些没有走上战场的人，都在试图间接地加入战争、都希望自己可以在战争时期发挥作用。那些没能成为士兵的人会感到失落甚至羞耻。但除此以外，的确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至于那些急性子的人，政府甚至提出要加强郊区的安保工作。动员必须有条不紊地进行。事实上，一切进行地都很顺利：拒绝从军的比例仅仅为6%，与预期中的20%相去甚远。在兵力上没有可以好担忧的。”
人民们是那样坚定地要保卫自己的祖国，以至于在1914年8月4日的这个下午，他们的政治代表（即众议员和参议员们）在聚集起来召开的一次特殊会议时，表现出了这个国家历史上第一次非比寻常地统一——当议会主席宣布会议开始时，几乎所有的议员都出席了。
会议开始，半圆梯形会场根据规定，已被禁止入内。一部分人已经穿上了制服，走上了讲台，台下的议员们自发地响起了掌声，向他们致敬。
众人情绪达到了最高点，大家相互拥抱，聆听着、汲取着共和国总统要向他们传达的信息，发言人是政府总理维维亚尼。
他看起来似乎已经筋疲力尽。
听人们传言称，那些接连发生的事情以及精神的紧张已经让他几近萎靡。但当发起言来，他似乎又复活过来，热情、震颤的声音令人动容。长久的掌声常常打断他的讲话。
“法国刚刚遭遇了一次突然的、蓄谋已久的入侵，这对于人类的权利无疑是一次挑衅。”他说道，“在我们得到开战宣言、甚至在德国大使要求其通行护照以前，我们的国土便已经被入侵。一直到昨天晚上，德意志帝国才给他们一直在实施的行为正名。40多年以来，深爱着和平的法国人一直在心底压抑着他们正当的渴望。他们向世界展现了一个大国的风范。这个国家凭借着意愿、耐心与勤劳，从战败的阴云中走出，并仅在追求进步及全人类福祉的范围内使用她的新生力量。自从奥地利下达的最后通牒将整个欧洲置于危机边缘以来，法国便一直四处实践和宣扬谨慎、明智、稳重的策略。人们不能怪罪这个国家的任何行为、举措和言辞，因为它们无一不是以和平、和解为目的的。在战役即将打响之时，法国有充足的理由，庄严地维护本就属于它的公正，与此同时，尽最大的努力消除战争——消除这场德意志帝国在历史真相面前，必将承受不可推卸责任的战争。”
喝彩声时刻伴随着维维亚尼的发言。说到这里，总理的每一句话的停顿都被欢呼声所装点。
“几天前，我们和我们的盟友，都已公开表达了继续和谈的夙愿，这个谈判也得到了伦敦政府的支持。但就在这个表态之后的第二天，德国突然向俄罗斯宣战，并入侵了卢森堡，同时厚颜无耻地侵犯了比利时——我们的邻居同时也是我们的盟友。他们甚至还试图在外交对话仍在进行的背景下，阴险地想陷我们于不义”维维亚尼继续说道，“但法国是警戒的。这个专注而平和的国家早已做好了准备。我们的敌人将在他们行进的路上碰到我们英勇的掩护部队。在这些部队的身后，全国的军力动员仍将有条不紊地进行。我们勇敢而崇高的军队啊，法兰西共和国慈母般地陪伴在你左右。他们已经站了起来，充满激情地要保卫国旗的荣誉以及祖国的领土……”
“在这场战争面前，法国是有其权利的。一个民族，而不再是一个个人，都不可能在藐视永恒道德力量的同时不受制裁。”
“她的子女们将英勇地捍卫道义。他们组成的‘神圣联盟’在敌人面前将坚不可摧，今天的他们因对入侵者的愤慨，如兄弟般团结在爱国主义的信仰周围。这个‘神圣联盟’得到了其盟友俄罗斯的忠实协助、得到了英国友谊的可靠支持，于此同时还有来自文明世界四方的同情与祝愿。因为今天，这个‘神圣联盟’又一次，在苍天面前，代表了自由、公正与理性。”
“让我们勇敢迎战！法国万岁！”
“神圣联盟”——普恩加莱的选词表达了政客们与公民们的意愿，法国人民的确应该团结起来了。
但雅克·拜恩威尔却带着怀疑、尖锐地在其日记中写道：“资产阶级们都欣赏古斯塔夫·埃尔维——这些狠毒的口舌叫嚷着饶勒斯的遇刺刺激了爱国情怀。至于大众对议会的爱国情怀表现出的怜悯，阿尔贝·德·曼表示不屑一顾，他把议会集会的那个周二描述成了‘被祝圣的一天’——若人们了解了幕后的事情，恐怕要失望了。昨天，在巴黎媒体工会的一次会议上，克列孟梭早已不想再言明军方的确已经以公共安全为理由，对报纸出版物进行了相关审查。
“我们在参议院投票通过的毕竟是法律呀。”众人向他反驳道。
“我自己也参与了投票，但我发誓自己是最不想实施这道法律的那一个！”克列孟梭仍然对审查持反对的态度，让政府部门大跌眼镜。
“人们会相信当时的法国能在48小时之内从它的混乱状态中恢复过来吗？”
但在1914年8月4日的这个周二，这种高傲的现实主义以及令人心酸的清醒受到了“神圣联盟”的冲击——工会主义者莱昂·儒奥在饶勒斯的墓前发言道：“除了抗争以外别无他法，我们必须站起来打退入侵者。”
为了保卫共和国和自由必须与帝国们抗争。
莫里斯·巴雷斯身为“爱国者战线”的主席，身处在政治棋局的另一个极端，这回轮到他评论“神圣联盟”了：
“在这个敞开着的坟墓前，正如在被侵略的边境上一样，一切的政治分裂都是不应该。”
巴黎的红衣主教阿梅特在其写给神职人员及信徒的信中呼吁天主教徒们为法国祈祷：“当面对着外来的威胁时，（祖国）儿女之间的分歧都应停止。所有人应站起来，团结一致，忠诚地为祖国奉献。”
那些反对教会干预公共事务的人们与教会之间的冲突也消失了。在这个实施政教分离的世俗化国家，“背着包的神甫” (1) 们将要保卫法国。
在听完总统普恩加莱要传达的内容后，议员们一致同意通过由维维亚尼宣读的政府宣言。
“没有人会诚心相信我们是入侵的一方……”政府总理说道，“他们侵犯的，是整个欧洲的自由。而这正是法国，以及它的盟友们，要自豪维护的东西。”
人们欢呼着，维维亚尼一字一句地继续说：“我们在过去无可指责，在未来将一往无前。”
众议院议长保罗·德沙内尔在会议结束前向那些即将奔赴战场的议员们致敬，声称他们将击退一次“令人发指的入侵”。之后，他又说道：
“法国母亲万岁！共和国万岁！”
人们再次欢呼起来。
类似地，在柏林，议员们为保卫祖国的目的聚集起来。
他们一致投票通过了战争拨款。但也有其中的一小部分人——如极端的社会主义者卡尔·李卜克内西——表明了他们对帝国政策的反对。
1914年8月4日，德国向比利时宣战并开始了它对后者的入侵。与此同时，德国军队已经占领了卢森堡。
自然而然地，这些入侵行为也迫使英国加入了战争。后者在参战前一直希望可以通过国际会议的沟通渠道解决危机。
德国的外交部长冯·贾高一直在为德国的行为辩护并试图说服英国置身事外。
“我们必须从最快最方便的通道进入法国，这样才能占据有利地位并给予他们致命一击。这对于德国而言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
这位德国部长还提到了法俄同盟，说后者如同一把虎钳要碾碎德国。
“快速的行动是德国的杀手锏，而俄国的杀手锏则在于他们几乎不会枯竭的兵力。”
但对于德国而言，另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则在于它是否尊重比利时的中立立场。
威廉二世在他向议员们发表的发言中提及了他为和平作出的努力。
“带着沉重的心情，我不得不为一个邻国发起动员令，俄国本是一个我们曾肩并肩一起战斗过的国家……向你们展示的这些文件表明了我们的政府，尤其是我们的总理，为了避免最糟糕的情况，直到最后一秒仍在竭尽所能。我们拔剑出鞘，完全是出于合理的自卫，我们头脑清醒、手上也没有浸染过无辜者的鲜血……此刻，我再看不到什么派别之分，我的眼中只有（作为一个整体的）德国人民。”
但威廉二世害怕德国的孤立。意大利选择了中立，英国在8月4日23时向它宣战。
“我们的盟友犹如腐坏的苹果一样陨落，只剩下敌人！”他愤慨地说道，想起了马丁·路德说过的一句话：“上帝偶尔会厌倦游戏，把牌扔到桌上。”
这场欧洲的战争，在1914年8月4日的这个晚上，打响了。
一位年轻的法国少尉奥拉德-梅厄想象道：
“手里握着军刀，潇洒勇敢地，快马奔驰着收复了洛林和阿尔萨斯”、“之后终于可以看到那些柏林的女子们，为了讨我们开心，跳起了法式华尔兹。”
实际上，这场残酷而常规的欧洲战争将不仅仅是一场（欧洲）内部的战争。它将席卷全球，因为欧洲早已将世界殖民化了。
1914年8月4日周二，德国的巡洋舰“暗盾”离开了它在中国青岛的基地攻击并拿下了俄国的蒸汽船“瑞尚”。
在地中海，两艘德国的巡洋舰“戈尔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对阿尔及利亚的两座城市博纳 (2) 和菲利普维尔进行了轰炸。
在柏林，英国驻德大使申请回国。
与此同时，时任英国海军第一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向世界各地的英国皇家海军发布了一则电报：“向德国开战。”
21
进军巴黎！
德国士兵们用粉笔把这几个字写在了行军的车厢上。他们就这样挤在车厢里，穿越了卢森堡和比利时的边境，目标只有一个——“进军巴黎”。
根据施里芬-冯·毛奇计划安排，他们将攻占巴黎，迫使法国投降。
首先是比利时。
穿着棕绿色制服的德军士兵肩并肩，开始了对列日的堡垒发动攻击，同时大喊着“进军巴黎！”
但比利时一方的机关枪斩断了他们的进攻！直到德军使用了420毫米的奥地利重型加农炮，列日才被攻下来。这种武器是唯一一种可以击穿几米厚要塞墙体的武器。
8月7日，列日陷落了。
在之后不到2小时的时间里，人们便意识到这场战争将逐渐变成一个难以填满的无底洞——无数人将栽身其中。
几千名德国士兵在列日堡垒前倒下。
一样是在战争开始的最初几天，身穿红色制服下装的法国步兵——犹如要吸引死神注意一般——也因为机关枪及炮兵连的进攻而遭受了重创。
“子弹四处飞射。”一位士兵记录道，“地狱般的喧闹声，每听到一声枪响，我就在想‘这一枪是给我的……’”
“填充弹药的军号嘹亮地响起来。”
“那上头有水源！”
“那里有水源！”
“之后，有人倒下了，队伍开始变得稀松……”
“我们损失惨重。中校、营长以及四分之三的军官均不能再参与战斗……人们带着痛苦的神色交谈，说话声也很低，似乎整个团都在哀悼。”
约瑟夫·霞飞
指挥官曾大声命令道：“把步枪上的刺刀装上！”
“我们将用刺刀作战，所有人都应该见识见识！”士兵们回答道。
结果又是一场大屠杀。
第33号步兵团的一位年轻少尉——夏尔·戴高乐——在菲利普·贝当上校手下任职。他是唯一几个质疑刺刀作战这一战术的几名军官之一。8月15日，他在迪南桥前负伤，随后在日记中他写道：
“站立着牺牲的军官们强装着淡定；几个排的士兵不屈不挠，将尖刀置于步枪之上；号角声声命令着装载弹药；孤立的英雄们最高的馈赠（即献出生命）……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一眨眼的工夫，似乎世界上所有的美德都抵不过战火。”
从8月7日起，法军从贝尔福开始，发动了对阿尔萨斯的进攻。他们在当天便占领了阿尔特基克，第二天收复了米卢兹。
法军大元帅约瑟夫·霞飞马上给阿尔萨斯人民发布了宣言：
“阿尔萨斯的子女们，在44年痛苦的等待之后，法国士兵再一次登上了你们尊贵的土地。他们是复仇大业的排头兵。”
他还在一份公报上写道：
“在我们的刺刀面前，德国人拔腿就跑。我军的士气势不可挡！”
这是多么令人欣喜的一件事——终于报仇了。报纸刊物均以未来几天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全境解放为标题。
自8月5日起，共和国总统便在主要部长的陪同下接见了巴黎各个日报的负责人。
他对他们爱国的态度以及对本职工作的高度诠释表示了赞赏。
而对那些随着时间流逝慢慢变成社会宣传的种种理念，巴黎人民用自己的行为表明了他们的赞同。
8月7日，当第31团步兵离开他们所在的杜海勒斯军营行进在大街上时，人们欢呼不已。军乐队奏响了《桑布尔河与默兹》和《出征曲》，妇女们把花抛到空中，有人把它们别在步枪的一头。人们有节奏地高呼道：“攻占柏林……打倒普鲁士……拿下威廉二世的胡子！”
在柏林，人们为那些高呼“进军巴黎！”的士兵们欢呼。
在巴黎，日报们揭露了敌人凶残的行为：
“普鲁士兵向救护队伍的担架开枪。那些根据战争规则理应得到（包括对手在内）保护的伤员就这样被他们近距离地结果了。所以，现在与我们为敌的，是与整个人类文明对峙的野蛮行为。”
在朋友聚会上的安德烈·纪德记录道：“同席一位暴躁的朋友声称自己将毅然决然地处理掉碰到的任何德国人，无论女人、孩子还是士兵……他不能接受我们还能谈论除了战争以外的事情。”纪德坐立难安，但显然巴黎人民的热忱占了上风。
亨利·柏格森
8月5日、6日，他写道：
“和睦、有序、淡定、决绝，人们的这些精神都值得钦佩……碾碎德国的想法变得越来越疯狂，人们为此辩护并拒绝讨论其不可能性。”
“政府、个人、整个法国甚至邻国的人民都处于一种令人钦佩的精神状态，这样的态势让人觉得一切皆有可能。”
“人们似乎窥探到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欧洲成为一个以裁军协约为基础的合众国：德国国土被削减或彻底解体；意大利收回的里雅斯特；丹麦收回石勒苏益格；尤其重要的——法国将收回阿尔萨斯。每个人都在谈论着版图的改写，就好像讨论某部连续剧的下集一般。”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季节的变化，不确定性逐渐取代了欣喜与激动。
伤员断断续续地被运回来。被征用的建筑、部分酒店甚至路易大帝高中的一部分都变成了临时医院。
人们焦虑起来。8月10日《辩论日报》上写道：“战争有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实在的战役打响，未来几天也不会……这个月底的最后几天可能会有一个结果……”
之后，人们又在其他报纸上找到安慰。
上面的报道称：“德国人缺少粮食，他们来此的目的是为了获取食物”以及“无数巴伐利亚士兵逃跑了，因为他们拒绝进攻热爱和平的比利时以及这个国家深得民心的女王。”
法兰西政治与伦理科学学院的哲学家亨利·柏格森所写的一篇文章被刊登在8月8日各个日报的头版：“我们与德国的对抗称得上是文明与野蛮的对抗。每个人都有这种感觉，但我们学院似乎可以带着特别的权威那么说。致力于心理、伦理以及社会问题的研究，我们学院可以从德国的残暴、厚颜无耻以及他们对正义与真相的亵渎中看到人类向蛮夷阶段的倒退。”
“我们知道，也从哲学与历史里学到，人民们可以从他们的权利意识里汲取多大的力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无所畏惧的原因，带着不可动摇的信心，我们将坚持战斗到最后一秒。”
监狱里，饶勒斯的刺杀者拉乌尔·维兰读着这些报纸。在他看来，那些报道以及柏格森那篇谴责德国人“向蛮夷阶段倒退”的文章，变相地为他的行为做着辩护。
8月10日，他在给兄弟的信里写道：
“你若是一位步兵，就会知道夺下军旗意味着什么。有些人夺下了对方的军旗意味着其他人将永远没有机会。我其实算打倒了那个伟大的擎旗手，他是‘三年兵役法’ (3) 的伟大主宰者，他的口舌遮盖了阿尔萨斯、洛林的呼喊。我惩罚了他，而那就是一个新时代的标志，对于法国人、外国人均是如此……因此，若不是遗憾不能成为第一个踏上阿尔萨斯土地的人，我这辈子可以说是活得十分满足。”
22
8月8日，法军占领阿尔特基克、米卢兹两地。整个法国为之一振——1870年的耻辱今日终于洗清。
各个日报纷纷确信“普鲁士人”仓皇而逃。博纳尔将军指挥下的红裤军团配备上了“罗莎莉”——这些步枪上的刺刀令“普鲁士人”闻风丧胆。
人们可以在报刊上读到：“44年来我们一直都不能正视他们，现在是时候给他们看看我们的脸色。他们会记住这一天的。”
然而，这些大肆吹嘘的报纸字迹还未干的时候，人们就听说了德军在8月9日收回了米卢兹，而法军则有序地撤退到了贝尔福。
纪德对此记录道：“今夜，日报们解释了这一撤退，似乎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可以预期到的是，近日很有可能将爆发一场极大的战役。”
其实，这几天关键性的战役主要集中在比利时的凡尔登。
正是在那儿，德军死亡的镰刀不断挥舞，重创着比利时及法国的军队。后者则不得不撤退，德军实施着自己的施里芬-毛奇计划——目标巴黎。
同时，法军总指挥部却只关注着阿尔萨斯和洛林。收复这片土地的胜利似乎象征着法国的复兴，1914年8月发生的一切将帮助人们忘记1879年9月的耻辱。
在新指挥官保将军的指令下，一场更大的进攻即将到来。5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以及5个阿尔卑斯猎步兵队集结起来，重返阿尔萨斯，并在8月19日拿回了米卢兹、莫朗日、阿尔特基克、盖布维莱尔，同时朝着科尔马进发。
报纸再次大肆宣扬起来。“（报纸们）与事实相比不知夸大了几倍。”纪德分析道，“夺下了巴伐利亚的旗帜？一大批群众涌到某部委的庭院里，却不知应作何反应，是应该欢呼还是应该喝倒彩……”
但只要仔细读读这些报纸，人们就可以察觉到那些被新闻审查机制强制“遗漏”的事实，那些欺骗性的宣传。
“人们读到法军光复了阿尔特基克，说明这个地方之前其实是被占领的。”纪德记录到。
但人们根本不能抑制自己的好奇心。“人们每天买8次报纸，《晨报》《回声报》《费加罗报》《每日邮报》《信息报》《夜晨报》《自由报》《时事报》。”
“日报每时每刻都在出号外，这保持了大众的热忱。”“但由于只有政府公报是唯一合法的来源，所有的报纸都在说同样的事情，我们自我承诺说要忍住报纸们的吸引，抵制那些正午出版的媒体。”
甚至，正如纪德所说的：“依然存在各种新式的陈词滥调，各种俗套的爱国精神表态，好像如果不那样就不可能是一个坦诚的人一般。报道者谈论德国的腔调让人恶心。所有人都‘前赴后继’，作出自己的判断，生怕自己落后于别人，生怕自己没有别人那么‘法国人’。”
的确，在1914年的这个八月，媒体与公众们都在宣泄着他们对普鲁士人、对德国人、“普鲁士狗”“木头脑袋的德国人”、入侵者的愤怒。人们抢劫了那些有可能是德国人开的商店。
人们甚至还能看到挥舞着红色旗帜、高歌改编版《国际歌》的工人队伍。
“现在所有人都在卖力打仗。朋友，我们只有这一生，如若我们来一次远征，别管威廉还能不能称王，因为我们伟大的梦想，是去往柏林，在远方。到那儿建立共和，发扬人道思想，这是最终的战役，努力奋斗，而明天，人们将生活在国际主义的殿堂。”
这的确是法国人的“神圣联盟”，但其中有将战争激情混入《共产国际歌》的社会主义党人；也有如巴雷斯那样的个人，他们捍卫传统价值——军队、祖国、宗教——并将战争比作贞德的法国与匈人的德国之间的对抗。这是多么明显的变化啊！
夏尔·佩吉在蒙特罗加入了第276步兵团，他希望与那些“踏着厚重的步伐行进在耕好的田地里”的步兵共同作战。但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社会主义信仰，他写道：
“我们共和国的士兵出发了，为了全面的裁军 (4) 与最后的战役。”
而这对于莫里斯·巴雷斯而言只能是一个梦想。
“爱国者联盟”的主席更依仗双方的力量对比。
法军总参谋部充满信心。
在它看来这是一只完美的军队。
截至1914年8月15日，共计370万名法国人被动员入伍（德国则有380万），其中有80万的常备军和290万的预备役及本土保卫军。后者将被发配到后备岗位或从事堡垒守卫工作。
对于法国将军们而言，进攻是不可置疑的。84个步兵师、10个骑兵师外加950门75式加农炮将参与这次进攻。
人们寄希望于步兵的灵活以及步枪的高效性，拉贝尔步枪能在一分钟之内射击12次，还配备有刺刀。
另外，人们还寄希望于法国的盟友们，尤其是因人口众多被视为“兵力储备库”的俄国。协约国的人口大概是奥匈帝国与德意志帝国的两倍。
但让人们没想到的是，当8月14日，总参谋部在洛林发动一次大型进攻时，法国步兵团的脆弱暴露无遗，每个团仅有6支冲锋枪可供使用，而德军在这方面是他们的两倍。
这个细节意味着什么？——凶杀！法国步兵的红色下装将他们转变成了麦田里的“靶心”。
更严重的是，“拒绝审慎是安全的最佳保证”、“尽力把进攻性的精神发挥到极致”以及“前进就是胜利”——这些激进的态度占了上风。
霞飞大将军并没有听从贝当上校（后成为将军）以及朗热扎克将军的劝告，后者主张“进攻性防守”的战略。
霞飞想重演历史上的“奥斯特里茨一击”，在洛林及凡尔登北部发动进攻。
因此，法国士兵们将奔赴“火场”——前方是机关枪、榴弹炮以及德军的重型炮，而步兵们甚至连头盔都没有。
1914年8月14日，从莫伯日到萨尔堡，近200万人参与了战役，结果是法国的惨败。
在阿尔萨斯，法军在收复、失去、再收复、再失去阿尔特基克、米卢兹两地之后，只剩下坦恩这座小城。
在洛林和比利时，法国军队也在撤退。被屠杀的部队、孤零零地在寻找自己所在军团的士兵，殊不知其已经被敌人歼灭；因为叛逃被逮捕的警察；以及不加以判断就胡乱的射击。
无数的部队失去了近四分之三的士兵！德军的冲锋枪、致命的扫射以及榴霰弹并没有给这些红裤士兵任何的机会——而他们的将领也曾经大喊着“装上刺刀！”，命令鸣响军号以给出装配弹药的指令。
一位奇迹般没受伤的军官评论了这次被击破的进攻：
“各个参谋部只局限于使用泵动式步枪；他们希望可以从中间切断德军……但敌军的大炮和冲锋枪从后方进行了侧翼掩护：大屠杀啊。……这一切的装备都比法军要好！”
在巴黎，没人想到过这一局势会渐渐导致首都的陷落。整个城市生活在幻像与自信中。
报纸的头版对法军在这一边境战役上的后退只字未提。只有那些阅读《日内瓦日报》的读者——在这份报纸分发时！——才了解到德军的突破。其他的报纸要么鼓吹法军的英雄气概，要么宣传着俄军的前进。
《晨报》的标题是“哥萨克骑兵距离柏林仅几步之遥”或“盟军虎钳不断压迫着敌军”。每一天，媒体都会宣告一次突破，一次前进或一次英雄的抵抗。
之后几天，很明显地，人们在公报发布后知道了德军攻下了布鲁塞尔和图尔耐，而法军“撤退”到了默兹。
加利埃尼将军在他的本子里记录到：“报纸与公报错就错在过度鼓吹了胜利，第二天人们就发现它们说了谎。”
约瑟夫·加利埃尼
人们还没意识到威胁的存在，也还不知道悲剧的发生以及死伤的规模，但不安已经开始蔓延。
某个叫让·谷克多的人穿戴得像一个士兵，为了再现米卢兹的屠杀找了一些逗趣的词来模仿军号的声音和榴霰弹的嘘嘘声。纪德“完全没有心情往下看”，他转而揭露了那些沉默的人的悲惨、他们的愤怒以及他们那种被遗弃的感觉：
“别人和我说了拜恩威尔那边的消息，说是一个5万人的大型市郊居民区的区长只能每天眼看着危险不断逼近——等着被枪杀或更确切地说，被砍杀，如果妇女和孩子们再得不到食物的话。”
但在目前所有男人都奔赴战场的情况下，谁来做这个收割工作呢？
农业工会很着急，他们要求总理维维亚尼“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加紧收割和打麦工作……在必要时还应依靠北非劳动力。”
维维亚尼则以向法国妇女发起号召为回应：
“我请求你们维持在田间的工作，完成今年的收割并为明年的播种做准备。你们不能再为祖国付出更多了……因此，站起来吧，法国妇女与年轻的孩童，祖国的子女们！用你们田间的劳动取代战场上的付出吧。”
战争就在那儿。它弄乱了一切，让人受饿，让人受伤，甚至让人死亡。街道上也遍是它的痕迹。
在克里希大街的一家家具店门面上，有一排用粉笔写上的全大写法文：“我出阀（此处为故意出错）上战场。法国万岁！”
看到这一行字的雅克·拜恩威尔写道：“这种对拼写规则的蔑视以及对句法的直觉就是法国人的代表。克里希大街上的某个家具商，在店铺的门面上表明了自己的参战态度——并不都按着规则走，却或多或少带着一些战争意识。”
“在蒙马特转了一圈”，拜恩威尔发现了“小酒馆舞场颓败的一面。轻佻的波西米亚女人的穿着肮脏不堪。咖啡馆里，苍白消瘦的女子似乎除了坐的地方以外没有了其他安身之所。战争重创了这些伤风败俗的行业。应招入伍的人趁着出发前几天纵欲狂欢的消息早已听不到了。”
23
从默兹到阿尔萨斯；从迪南、沙勒罗瓦到凡尔登；从阿登高地到孚日山脉，数以千计的年轻人经历了他们“出发前”最后的日子。
至于在这个8月倒下的法国士兵的人数，则大约有8万人被杀、10万人负伤。
在8月20日至23日便有4万人牺牲！谁能料想到这样的一场屠杀呢？
结果如何呢？
前线在哪里？一切都是未知数。
人们想象法军已经进入比利时境内，他们已经阻止了敌人的入侵。
突然，8月24日当天，战争部部长收到了大将军霞飞的电报。总统、部长们以及所有的政客都对这位大腹便便的将军寄予厚望——他睡觉时什么都别想吵醒他、胃口好时可以一次吃下4块排骨或一只喂肥的小母鸡。不久之前，众人还对他在阿尔萨斯战场上表现出了冷静与胜利表示了赞赏。
普恩加莱甚至还饶有兴致地打算组织所有议员到边境旅游：斯特拉斯堡和梅斯——它们都是马上要解放的城市。
然而，等来的就是霞飞的这份电报：“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打持久战。要坚持下去，做出一定的让步，再往后撤离一些，竭力耗损敌方的精力。”
霞飞打算如奥斯特里茨战役一样把德军一切为二。
这赌上的可是巴黎的命运啊！
霞飞的参谋部发布一则公报，仅寥寥几个字：“法军所处地不变，在索姆河至孚日山脉一带。”
怎么可能？难道不应该是“位于孚日山脉的顶峰么？”
人们从满足与幻想、从“哥萨克骑兵距柏林仅几步之遥”一下子跌到了慌乱与惊恐的边缘。
普恩加莱愤怒异常：“我今早在报纸上没有读到任何与撤退相关的东西……军队总部什么都没和我们说……我要求每天都要给我呈交战争的详情……我竟什么都不知道，他们什么都没说！”
众人幻想着边境应该在比利时境内，幻想着在梅斯与斯特拉斯堡将有神圣的军队检阅。然后此时，人们却看到普鲁士的枪骑兵出现在桑利斯。那可是桑利斯啊！距离巴黎十几公里的这个地方竟然出现了敌军的巡逻队。
在圣-迪耶和吕内维尔依然可以看到德军的身影。他们其中的5个部队正行进在洛林的土地上。隆格维和蒙梅迪均已投降。而凡尔登——作为法军军事部署的颈喉——正受着威胁。
政府开始筹划着将其所在地转移到波尔多！
这个城市让人不禁想起了1870年的那场溃败巴黎会变成什么样？
是不是应该宣布巴黎“对德开放”以避免它遭受战火的摧残？
1871年巴黎遭围困的记忆袭来——饥饿、公社、被焚烧的杜伊勒里宫、市政府还有街垒战。
没有人想吃老鼠度日！人们开始涌向车站——逃。
8天之内，近50万人离开了首都！
“8月25日是悲凉的一天”安德烈·纪德在日记里写道：
“我们从疯狂希望的高处跌落。媒体成功地让人们相信我们的军队肯定能让敌军溃败。8天前，当法军撤退到当时仍未被侵犯的地方时，他们便已预言巴黎将遭遇围困。每个人都在试着说几句鼓励、希望的话，因为他们并没有彻底失望——更确切地说人们是从梦里醒来了——他们愣愣地看着那些愚蠢的明信片，上面正描述着‘柏林的饥荒’：一个肥胖的普鲁士人蹲在马桶前，手里拿着一把巨大的叉子伸到马桶里，打捞出一条形似香肠的东西准备要吞下去；亦或是一位德国人在看到法军刺刀的那一刻吓得尿了裤子，其他人则狼狈逃开——他们在图上显得那么的愚蠢、那么的猥琐甚至带着畜生般的丑陋，应该没有比这更损人、更耻辱的神态与动作了。”
在几个小时以内，巴黎的整个氛围都变了。人们不再相信报纸上说的，他们已经看够了这些谎言。
8月25日、26日，“那些从被焚烧的村庄里逃出来的人开始涌进了巴黎”纪德写道。他们开始讲述自己的遭遇以及其他逃难者和他们讲的故事。
“唉！俄国人！你们以为他们可以依靠吗！他们的军官就和他们的官员一样腐败！你们几乎不敢相信他们竟然把喂马的粮草卖给了奥地利士兵！”当人们向这些难民提出问题或表示疑问时，他们只能耸耸肩。“我们就是知道”他们反复强调说。到最后，大家都相信了他们。
“一个老人到的时候几乎疯了，惊惧的氛围在他周围弥漫开来，”纪德写道，“‘我们不是武装力量！我们不是武装力量！’他不断重复道，‘那些人几乎没有道德底线’他走了很长一段路，可以说是一路匍匐着、躲着穿越了前线，沿途看到的都是冒着烟的乡镇与农场。他在自己村子几公里开外的地方被发现了，他是那儿的村长，却因为突然树立起的防火墙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岗位，与家人两地相隔。”
来自瓦朗谢讷的难民被安置在夏季马戏团里。“他们声称：‘有人看到许多小孩被砍去了双手。还有被挖出双眼或者带着可怕的伤口’。然而，这些事情根本不可能核查其真实性。”纪德写道。
但在搜集这些目击证词的同时，人们还听到了一些德国囚犯的坦白。可能是因为自己心存愧疚，他们陈述了自己犯下的罪行。他们当时听从上头的指令，似乎有几千名比利时和法国民众（1914年8月至10月共计6500名民众）遭到了德军的处决；一些村庄甚至城市在遭到了洗劫之后被威廉二世的军队烧毁。
德国参谋部不希望德军在比利时领土上的行进有任何的停滞。施里芬-毛奇计划成功与否取决于进军巴黎的速度、以及一系列能让法军步入陷阱的手段，而后者将迫使法国投降。
德军的将军与士兵们害怕法国的“自由射手” (5) ，对他们而言，似乎任何民众都可能有这个嫌疑。指令已经给得清楚明白：处决任何的嫌疑对象、在民众中制造恐慌，以保证他们不奋起反抗，同时保证德军的持续前行。
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自由射手”，但德军们却确信他们存在。
德皇在其日记里写道：“那些比利时民众的行为简直就如魔鬼一般，我就不骂他们畜生了，他们和那些哥萨克骑兵简直一模一样。他们折磨我们的伤员，把他们暴打致死、谋杀医生和医务人员、纵火……还假装自己和街上那些毫无防备的人没什么两样——其实他们早就提前收到了消息，并受到某位统领的引导。比利时国王因此收到警告称，既然他们的军事力量部署范围已经超越了欧洲惯常的规定——既从边境线上到各个村庄均有‘发现’武装力量而非仅在列日一处——他们将因此承担这些行为的后果。比利时的处境因此变得极端困难。”
德皇的这些控诉都是谎言。
然而在8月22日，德军第二部队统领冯·彪罗将军在列日张贴出了以下公告：“昂代讷以一种及其阴险的手段袭击了我方军队。在我的指令下，受袭部队的指挥官已经把该地化为灰烬并处决了110个人。我希望你们清楚反抗德军可能会面临的下场。”
不久之后，在康布雷、里尔以及许多城市及乡村，相似的告示都被张贴出来。教士、孩童、妇女、老人无一幸免。
8月20日在法国诺默尼（默尔特-摩泽尔省），大部分的房屋都被烧毁，十几名居民被枪决。
在默兹河边上的迪南，几百人被杀害。
在法比边境上的莱费，德军步兵在8月23日遭遇了顽强的抵抗。
法国人民当时位于默兹河的西岸。德军士兵则以为他们遭遇了来自“自由射手”的袭击。弗朗茨·斯泰炳下士之后陈述道：“我们一幢一幢房子地前进，几乎每幢建筑物里都有人在朝我们射击。逮捕到的人手里几乎都有武器，我们就地将他们处决了。只有15岁以下的孩子、老人和妇女得以幸免。在此同时，150到200米开外的小山岗上也有人朝我们开枪。在这场街巷战里，我并没有看到队伍里有谁被杀或负伤。但我在路上至少看到有180位‘自由射手’的遗体——我们只对他们动手。在一个锯木厂旁边又看到30到35具左右的尸体。我随后知道那是他们的聚集地。”
其实，任何对德军的反抗都被看做是“自由射手”的行动。德军逮捕民众，强迫他们喊出“德国万岁！德皇万岁！”，然后将他们射死。冯·罗本少校领导着一个处决分队，他是这样描述的：“有人向我报告称听到枪声。街区被分成了一个个局域，各个连队开始搜寻武器以及‘自由射手’的踪影。就连监狱也未能幸免，看守们甚至被收去了武器，德军在那儿发现了一些手枪和其他的武器。我的连队位于监狱旁边一个花园的墙体后面，并没有遭受‘自由射手’的攻击。但我听说我所在的团遭受了来自周围建筑里的持续射击攻击。最后，带领第一军团的中校凯尔曼西格伯爵决定杀鸡儆猴，命令我杀掉数名带武器的适龄年轻人。”
“一部分人被送进了监狱里，另一部分人则一队一队地出发了。我猜他们应该是朝我军开炮或者是做了其他敌视行为的人。他们沿着墙体分几列站着，妇女、儿童、老人被从中剔除。有两个分队，每个分队在一位中尉（其中一位中尉是冯·埃伦塔尔）的命令下处决这些民众。我在设法带离妇女和儿童的时候碰到了困难。一个女人死死拽住自己的丈夫，想和他一起受死，我最后决定放她走——和她丈夫一起。一个男人怀里抱着一个大约5岁的孩子，虽然他声称孩子不是他的。但最后孩子还是被夺了下来，交给了旁边的女人们。男人之后和其他人一起接受了枪决。我们连开了好几发齐射。我不太确定有的人是不是只受了伤，因为我们不得不继续上路。但我确信没有任何妇女或儿童在那儿被杀。但如果他们躲在这桩花园墙体的背面，就极有可能被穿过的子弹射死……我说过我的一位同僚——莱格勒上尉——被一位平民杀死了。我似乎还说过一个年轻的女孩曾朝德军开枪了。这些都是士兵们和我说的。签名并宣誓：罗本”
因此，在1914年8月的这最后几天，人们不可能继续生活在幻想中了——战争不可能说赢就赢，屠杀、恐怖、残忍以及不公正都是不可避免的。
镇长来到自己所辖的各个小村庄，带来的却是某家的丈夫或孩子牺牲的消息。在其他地方，主要是警察署负责报丧。噩耗随处可闻——单在8月22日周六这天，就有2.7万名法国士兵被杀！还有好几万人负伤。
伴随着噩耗与失望而来的，还有灾难性的消息。即便在最边远的村庄，人们都知道这份官方公报想表示的意思。这份早在大城市流传开的消息，在8月29日那天，终于来到了城市边缘的乡村：
“从索姆河到孚日山脉，战势基本无变化。”
说白了，就是法军整体上在向巴黎撤退！
几天以前，人们读了好几遍报纸上刊登的文章，希望他们所报道的都是真的。只可惜一周之后，那些东西一下显得可笑不堪。
8月17日，那些不“认输”的顽固派们发布了以下“信息”：
“大家都在谈论敌军发射的炮弹：他们的榴霰弹软绵绵地爆炸，从天上散落下来；射击也没有好好瞄准；至于子弹嘛，它并不危险——它从某个躯体里的一个部位穿向另一个部位不带留下任何的裂伤。”
2.7万名法国人在8月22日这天死去。
在吉斯的埃纳省，朗热扎克将军带领的军队获得了些许的胜利。多亏了这些胜利才让撤退的法军不至于遭受全面的溃败。
是的，法军在撤退但并没有溃败。
但巴黎正面临着威胁。
骑在马上的普鲁士枪骑兵似乎已经可以依稀看到远处埃菲尔铁塔纤弱的剪影。
恐惧已经将巴黎人吞噬，他们冲到车站里，挤在驶向诺曼底或大西南的车厢上——那里已经有来自北方和比利时的人民在避难了。
“到处都有密探。”人们低声说道。村庄们依据反抗的规模被换了头儿。德国人对居民们说：“我们会回来的。”
纪德收集着这些说辞和谣言：“普鲁士人回来时，他们洗劫了一切。他们在房屋四角纵火——有一个分队专门负责做这事儿——之后他们驻守在门前，狙击那些往外逃的人。被射死还是被烧死就完全看他们心情了。”
一个年轻的女人悻悻地讲述到：“如果我们没有逃出来，就会和其他人一样被射死。普鲁士人掳走并奸淫了妇女……他们扒掉她们的裙子和衣服，打算把她们送上餐桌……啊！战争时期的人们真是什么都做得出来。”
雅克·拜恩威尔对此则感慨道：“啊！战争啊，就是那些不断被重复使用的悲凉故事的素材，现如今，最骇人听闻的篇章正在上演。”
妇女们在挤满人的车厢里分娩；因为内部太过闷热，一个老人热死在车厢里。
在诺曼底的各个城市，护士和军医们在站台上等着载满伤员的火车。道路上驻守着手持老旧步枪的“国土保卫军”，他们一致地戴着法国军帽，手臂上别着臂铠。
“如果普鲁士人可以抵达这边，他们将像‘自由射手’一样射杀他们。”
“一批将被送往迪南的德军囚犯经过这附近。”拜恩威尔写道。
那些军官们自信异常，他们戴着单片眼镜，嘴角叼着浮夸的雪茄，嘴里不断念叨着他们的同伴很快就将抵达巴黎，这些话语惊到了村民，把他们吓得不轻。
维维亚尼政府以及总统一致认为，为避免国家陷落有必要激励一下国民，必须要加强一下“神圣联盟”。维维亚尼提名了两位关键社会主义人士加入了政府——儒勒·盖得任国事部长，马塞尔·桑巴任公共工程部长。
维维亚尼认为境况悲惨。
在发动进攻并夺取几次胜利之后，数万俄军向兴登堡元帅投降，后者在东普鲁士的坦嫩贝格向发动攻击并将他们击败。
这个消息必须向民众保密——舆论早已相信俄国联军是法国面对德国的杀手锏，真相无疑会让他们疯掉。
维维亚尼准备了一份政府公报，它将得到所有部长的签署并向全法通报。
俄国联军依然是颂扬的对象，同时爱国的志愿将得到肯定。
各级政府都张贴出了这份公报，人群围上来，安静地读着：
“法国人民们！我们的义务虽带着悲剧的色彩，但也只在于打退入侵者，追击他们，从他们留下的泥垢里夺回我们的国土，从他们的手中夺回自由。只要有必要就要坚持到底，提振我们的精神与灵魂，在危难之上，做我们命运的主人。”
“与此同时，我们的盟友俄军正在向德国首都迈出关键的一步，那里早已人心惶惶；他们正在向德军不断施压，后者也在撤退……我们要对自己有信心，心中除了祖国别无他念！面对着战线，我们有策略也有意愿！我们会夺取胜利！”
(1) 1889年7月15日通过的法律恢复了对神职人员服从兵役的要求，他们至此需要参与为期一年的兵役服务期。由此有“背着包的神甫”一说。
(2) 今阿尔及利亚北部城市安纳巴
(3) 饶勒斯反对“三年兵役法”的通过，拉乌尔·维兰作为极端右翼民族主义者则支持该法律通过。
(4) 即最终的和平——欧洲各国协约裁军、和平生活。
(5) 即法国民众组织起的游击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