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释放总量 sexual total outlet

人的性梦、性幻想、自慰(见手淫)、异性性爱抚、异性性交和同性性行为中达到性高潮的次数之和。这是美国性学家A．C．金西(亦译金赛)在1948年出版的《人类男性性行为》一书中首先创立的一个概念。性释放总量把人的性梦、性幻想、自慰、异性性爱抚、异性性交和同性性行为这6种性行为都看做性释放的具体形式，然后把其中达到性高潮的那些性行为的次数总合统计起来，就是当事人的性释放总量。

性释放总量的概念可以把人的多种具体性行为都总合地计算进来，得到一个清晰的、可以精确地互相比较的数量。由于性释放总量的概念把人类的所有性行为都统一为一个量的单位，因此运用这个概念，可以更加全面地总计个体的性行为，可以在个体之间进行比较，更可以对一个群体或者大样本的人群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比较。

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性社会学界很快就接受并且推广性释放总量的概念。到60年代以后，西方学者们又把这个概念进一步精确化和可操作化，逐渐形成了一种以性释放总量为基础的理论流派。

在金西以前的性研究中，人们往往把各种性行为的具体形式分开来单独研究，或者分别地研究性生理现象、性行为、性观念、性习惯。这些研究虽然可以非常精深，当时都不能集中地反映出一个总体的概念。金西以后的这一流派的学者则认为：在人类的一切性现象和一切性活动中，都潜含着一个根本问题——性欲望到底被释放了多少?他们认为，性欲望的释放，只有用达到性高潮的次数来计算才是精确的，才可能把相当含糊的“欲望”和“释放”这两个概念加以量化。他们认为，运用这个标准来测量人类的性现象与性行为，就可以把人的所有性现象转化为一个量的概念。比如，某男性在一个月里，在性梦中达到过2次性高潮；通过看性小说和看性电影(性幻想)达到2次；自慰时达到2次；与妻子性交时达到过10次；跟情人进行性爱抚时达到6次；没有过同性之间的性行为；那么这个人在这一个月里的性释放总量就应该是22次。运用同样的计算方法，可以测算出另一个人在这个月里的性释放总量只有13次。这样，尽管另一个人没有性梦和情人，但是研究者仍然可以把这两个人的所有性行为加以精确的比较。在金西以前的研究中，这一点是做不到的。

此外，这个流派的学者们认为，性释放总量的概念最适宜于研究群体和比较不同的群体。他们将某群体内所有个人的所有性现象，都看做本质相同的、但表现形式不一样的事物。因此通过测算每一个个体的性释放总量，就可以测算出一个群体或者一个社会的性活动的总量。例如，有些学者运用这种方法测算出，在60年代的所谓“性革命”之前和之后，美国人(非随机抽样)的性释放总量并没有明显的增加或者减少。因此他们认为，“性革命”其实只是使各种性活动更加公开化了，尤其是可以更加公开地谈论了。

性释放总量的概念和相应理论得以产生的社会背景是，在美国这样一个社会统计学高度发达的社会里，人们希望任何一种社会现象都能用精确的数学方式和数值来加以表现，人类的性现象和性行为应该也不例外，应该也被转化为量的概念。因此在60年代以后，性释放总量的理论和一系列指标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8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的学术思潮风起云涌。许多性社会学的学者已经指出，仅仅用性高潮的次数来计算性释放的总量，实际上忽略了那些没有达到性高潮的性行为和性活动，尤其是忽略了那些介于性活动与一般人际交往之间的性爱活动。同时，性释放总量理论也无法测算人类在性高潮和性行为中的心理感受的强度与数量。因此这些学者认为，性释放总量的概念和理论还需要发展，甚至需要重建和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