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莽英豪》

来源:百科故事网 时间:2021-01-11 属于: 中国现代武侠小说鉴赏辞典
【作品简介】:

刘绍棠著,陈杰改编。12回,6万字。原载《新村》1982年第4、5、6期,后收入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4月1版“武林中篇小说选粹”《拳魂》。

【故事梗概】:

北运河畔,春暖花开。这日正逢桃花渡码头蟠桃宫庙会,故此万头攒动,熙来攘往。人群中,打场子卖艺的桑铁瓮、桑木扁担父子最为卖力,故赢得一阵阵喝彩。桑氏父子武艺惊人,为人耿直憨厚,却不得不靠卖艺为生,浪迹江湖。

却说二人正练到好处,从河面花船上传来一声甜脆的彩声,令桑木扁担心不守舍。后经父亲逼问,他才道出那烟花女子系在自己落难之际曾有一饭之恩的良家少女,后卖身葬母,才辗转沦落风尘。桑氏父子决心攒钱搭救这位可怜的月圆姑娘,知恩报恩。

二人正要去卖艺赚钱,却见从花船上又跳下一个小姑娘,上前双膝跪倒,哀求救命。原来她也是被卖的孤儿,叫陶红杏。无奈桑氏父子无钱,正在彷徨无计之时,却见走过一清秀书生,慷慨解囊,请桑氏代为赎身。

经过一番周折,红杏得救加入了桑家班卖艺,并拜桑铁瓮为父。

运河上有一莲房村,村里白秀才家道也还富庶,膝下无子。女儿嫁给了邻村穷学生叶雨。同门同宗的白六娘子及其儿子白子为夺其财,先进谗言,后造假遗嘱,终于谋夺了白秀才的遗产。白苍狗子却无恶不作,先卖掉不称心的妻子,后又将霸占一年的月圆姑娘卖至花船上。桑木扁担为救月圆,乔装绑架了白苍狗子,并用白苍狗子的赎身钱将月圆救出口。不久,桑木扁担与月圆拜堂成亲。红杏也逐渐成长起来。

几年后,桑家班稍有起色。一天大雨,其船受阻。闪电之下,桑铁瓮与红杏见一人踉跄而来,便呼之上船暂避,见来人正是红杏的救命恩人叶雨。原来叶雨在北京读大学没毕业便参加了察绥抗日同盟军,后又带领一队兄弟,在京东一带打游击,现正被敌人悬赏缉拿,且后有追兵,转瞬即至。

果然,不久,两个追踪的便衣特务在河防局伪警的带领下,追至这里,意欲抓人,却被红杏飞刀取命,命丧当场。红杏有志跟随叶雨,举旗抗日,却被叶雨劝住,留下来为游击队提供落脚之地。

叶雨走后,红杏得便赴莲房村看望叶雨妻子白云锦,得知云锦已贫病而死,遗子小雨点儿倍受白苍狗子折磨,此时白苍狗子已花钱买得莲房村会董一职,肉乡里,尤过此前。于是红杏痛打白苍狗子,并把小雨点儿救走。白苍狗子醒来,引伪警来缉捕,却被红杏等火烧警察分驻所,杀死白苍狗子与白六娘子,又火烧了运河上的所有花船,在运河滩上拉起一哨人,打富济贫,抗日救国去了。不久,红杏等又与叶雨的队伍会合,共举抗日大旗。

【鉴赏】:

这是一部典型的刘绍棠式运河乡土文学作品,写的是运河岸边草莽英豪锄强扶弱的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

桑铁瓮、桑木扁担父子仅仅是两位打把式卖艺的江湖艺人,靠真本事流汗水过日子,然而却也朝不保夕,落拓时,不免受恩于黄瘦民女。但是他们却知恩必报,不惜出生入死。对于他们认为的好人,他们甚至敢于拚上性命加以救护,见义勇为,肝胆照人。因此当素不相识的陶红杏哀求救命时,他们拿起叶雨慨送的赎身银两,径去找无赖花船老板马三眼,仗义救人。当叶雨作为抗日义士为反动派大肆追捕之际,他们又都挺身而出,慨然相帮,敢作敢为,毫不退缩。在他们的心目中,有一把朴素的区别良善与邪恶的价值尺度,有一种起码的作为人的正义感,说穿了,也就是他们具有见义勇为的古道侠肠。虽然他们对高远的政治追求似乎还缺乏足够的认识与理解,虽然在他们的性格中和思想上还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局限,但那最基本的对恶的本能憎恶和对善的自然向往与操守,却使他们获得了起码的走向正确的人生旅途的前提条件。

小说的后半部把主要笔力放在桑家班后起之秀陶红杏的描写之上。作为率领群众吃大户因而被杀的农民自发反抗的领导人的女儿,同时也是作为苦大仇深的下层出身的少女,陶红杏身上,有着一种天然的反抗意识与彻底的战斗精神。由于她从小便接受了一些激进思想的影响,因而较之桑氏父子,她却在朴素的正义感之上,具备更远大的目光、更远大的理想与抱负。她不甘心于一己的一时一地的生活的转机,相反,却把追求放在某种政治目标之上,因而既在性格中显示出非凡的果决与泼辣、沉着机智,又在思想上显示出一定的深度,让人从中看到光明和希望。

小说就是通过这些草莽英豪的生活经历与性格的描写,勾勒了运河两岸人民不断成长,不断成熟的轨迹,揭示了他们的命运,展示了他们的追求,使人们沉浸在他们那些富有故事性的生活里,随着他们的喜怒哀乐,且喜且忧。

之所以说这是一部典型的刘绍棠式运河乡土文学作品,不仅是因为这里写到了运河,写到了运河的风、运河的水,运河的风土人情,而且,最关键的还是由于小说通篇洋溢着一种浪漫乐观的生活情调与艺术风格。对严酷生活的浪漫化,在这里似乎不该被认为是对生活理解的简单与肤浅,相反,这恰恰是作者在压抑中对生活的前景与未来强化信念的产物,是作者艺术选择与美学原则严格界定的产物。对生活的善良的祈愿不允许作家残忍地摹写血淋淋的生活中的丑恶。这既是作家在美学意义上的操守,同时又是他在小说艺术创作中的基本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