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传记
科学家传记是叙述科学家生平事迹的作品。这类作品的主要特点在于真实性和科学性，此外，还有基于客观事实的评价性。
科学家传记作为传记的一种，文体格式和一般传记相同。这里仅介绍这类传记的写作要求。
科学家传记从笔法上分类，有历史性传记和文学性传记两种。历史性传记对科学家一生的经历、对他科学技术上的贡献，介绍得比较完整，对史实的引征，态度十分严谨，有时附有资料索引，或者注明出处。传记中着重于科学创作，很少涉及生活中的轶闻趣事。文字表达注意科学的准确性，不用文学语言描述。
文学性传记侧重于人物个性特点、故事、细节描写，以中青年科学爱好者和少年儿童为读者对象。以中青年科学爱好者为对象的，一般在学术上有一定深度，文字上也有相当的造诣，往往选取科学家一生中比较动人的若干片断予以生动描述。这样，科学家的形象显得丰满，科学知识也比较丰富。以少年儿童为读者对象的传记，科学知识的内容就得浅一些了，只能讲一些必要的基础知识，侧重点是宣传科学家的精神、治学态度、方法以及他们的道德情操。传记中的故事性要强，通过文学性的渲染，引起少年儿童对科学的兴趣。
【范例】：
李政道小传
一九五七年获奖
1979年5月，跚跚来迟的春天唤醒了沉睡的大地。北京街头树梢吐绿，百花竞放。经受了严冬考验的北国大地生机勃勃，春意盎然。在这美好季节的一天下午，北京科学会堂的报告厅里盛况空前。来自全国各地的物理科学界人士坐满全场，静听着一位学者的讲演。他看去约50岁光景，满头黑发，穿着一套浅灰色的中山装，操着带有上海口音的普通话，以生动的比喻把人们吸引到粒子物理量的理论问题上去。他就是我国科学界很熟悉的美籍中国物理学家李政道教授。
李政道与另一位美籍中国物理学家扬振宁一起，由于发现了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而同获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戈英在授予李政道博士学位证书时，曾宣称：“这位青年学者的辉煌成就，证明人类高度智慧阶层中，东方人和西方人具有完全相同的创造能力。”
茶馆里的大学生
李政道在荣获诺贝尔物理奖时曾说：“关于现代物理学基本观念的修正，是我和杨振宁博士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一家中国餐馆里用膳前，经常讨论而终于获得结论公诸于世的。”这句话就是两位学者致力于科学的真实写照。而更富于戏剧性的是，李政道本人还曾是一位“茶馆里的大学生”呢!
1926年11月25日，李政道出生在上海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李骏康是金陵大学农化系第一届毕业生，后来从事化工行业。母亲张明璋是上海启明女子中学毕业生，李政道兄妹六人，他排行第三。兄妹六人都学有专长。
李政道自幼对数学和物理有独特的爱好，从小学到中学，学习成绩总是优秀。他读到高中，正当他张开理想的翅膀，开始到知识的天空翱翔的时候，爆发了日寇侵华战争。由于国民党执行不抵抗的政策，1940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上海，他同两个哥哥到了大后方，在江西联合中学读书。在读高中三年级的时候，由于师资缺乏，学校聘请不到数学和物理教员，就让李政道给同学们讲这两门课。他勇敢地挑起了这一重任，遇有疑难问题时，就向他的二哥请教。因他备课认真，讲解浅显通俗，竟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一段当“小先生”的经历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要做先生，先要做学生，这促使他更加刻苦地学习。
1943年，李政道从江西联合中学毕业，考入了已经迁到贵州遵义的国立浙江大学。物质条件实在太差，物理实验室设在破庙里，教室和宿舍都在会馆里，连个看书的空地方都没有。他白天只好到茶馆里去，泡一杯茶，目的是买一个座位，能在那里看上一天书。开始，他很不习惯这种生活，时间一长也就适应了，他已练出一套闹中求静的功夫。一年以后，他转入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西南联大的物质条件要比浙江大学好多了，但仍然是很艰苦的。十几个人住在一间小草房子里，过几天就要把被单拿到大锅里去煮臭虫。在这里，为了找一个座位，他还是经常到茶馆里去泡一杯茶，看一天书。
李政道这位当代物理学界的杰出科学家，可以说是在中国最艰苦的抗战年代里培养出来的。他后来回忆在旧中国求学的这段艰苦境遇时说：“就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还造就了许多人，数学、物理、化学界的都有。杨振宁、朱光亚、唐敖庆和我，都是在那个时候培养出来的，看来最重要的是入，不是条件。”
大学未读完的研究生
1946年，还未读完大学的李政道，经吴大猷教授的推荐，获得一等奖学金出国留学，这个奖学金是用庚子赔款中美国归还的钱作为基金的。当时吴大猷教授也到美国做研究工作，带了两个学生，其中之一就是李政道，那时他还不满20岁。为了使他在美国能够得到一个理想的深造环境，吴大猷在给美国的一位教授的信中介绍说：“李政道在中国的大学只读了两年，但他是一个聪明有为的青年，思想有条理，头脑精密，勤奋好学，他的学业比大学毕业生并不逊色。我相信他如果得到适当的指导，一定会成为一位优秀的物理学家。”但在学制森严的美国，李政道还是难免到处碰壁。后来，他打听到当时在美国的各大学里，只有芝加哥大学可以允许大学未毕业的学生攻读博士学位，于是他就在芝加哥大学注册入学。当时意大利著名物理学家费米教授正在这里主持一个新的研究所。李政道在费米的指导下进行研究，1950年获得这所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学位。
1950年李政道到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任研究员，做短期的研究工作。1951年转往哥伦比亚大学，1955年担任该校的副教授，翌年任教授。
不朽的贡献
李政道和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时，就经常在一起讨论物理问题，两个对基本粒子和统计力学都有不朽的贡献。
1954年，李政道曾提出一个假想的量子场论模型，后来被称为李氏模型。李氏模型中有三种基本粒子：N、V和θ，N和V是自旋为二分之一的弗子，θ是自旋为θ的玻子。V可以发射(但不能吸收)θ而转变为N，N可以吸收(但不能发射)θ而转变为V。这一模型与实际的中子、质子和派子有点相似。这是量子场论中极少有的可以完全解出的模型之一，因而深受欢迎。物理学权威泡利和海森伯格对李氏模型作过深入的研究：若V的质量超过N和θ质量之和，则V是不稳定的粒子，而在静止时会衰变成N和θ，此时李氏模型可用以检讨共振态的质量和半衰期的定义。
物理定律经常显示左右之间的完全对称。这类对称在量子力学中可以简单地陈述为守恒定律，即空间反转和宇称的守恒性，这是与左右对称原理完全相当的一项守恒定律。宇称的观念首先由魏格纳提出，在分析原子光谱时，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个观念以后又被扩展到原子核物理、介子和奇异粒子等现象的研究中。逐渐地，人们习惯于原子宇称和原子核宇程等概念，进而又讨论并测量介子宇称性。在所有这些发展过程中，宇称性观念及宇称守恒定律始终都是极端有效的。
但是，在1954年至1956年间，人们在研究基本粒子时发现，K介子有时衰变成2个π介子，有时却衰变成3个π介子，当时物理学家们勉强作出结论说，K介子有两种：一种具有偶宇称；另一种具有奇宇称；他们分别把这两种介子称为“θ介子”和“Γ介子”。问题是这两种介子除了宇称之外，其他各方面的性质完全相同：相同的质量，相同的电荷，相同的稳定性。因此，人们无法相信，竟会有两种不同的粒子具有完全相同的性质。难道这两种粒子实际上是一种粒子，是宇称守恒的想法错了吗?
1956年，李政道和扬振宁为了解释上述现象，提出了一种新的想法。他们指出，在强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定律成立，但在弱相互作用中它可能要受到破坏，如K介子衰变就是这样。当他们从数学上计算了这种可能性以后，就认为：如果宇称守恒破坏了，那么，参加弱相互作用的粒子应该表现出一种“手征性”。因此，需要观察一组在弱相互作用中能发射电子的粒子，看看电子是否向一个方向发射。为此，他们经过周密地考虑，提出了一整套方案来验证他们的设想。
1956年底，李政道和杨振宁邀请了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的美籍中国实验物理学家吴健雄女士在华盛顿国家标准局低温实验室(因哥伦比亚大学的低温实验室仪器性能不符合他们的要求)用钴60做实验。经过实验，终于得到了答案。原来电子确实是不对称地发射出来的。这样，在弱相互作中宇称守恒被破坏了。θ介子和Γ介子是同一种粒子，它在某些情况下衰变时具有奇宇称，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具有偶宇称。不久，其他实验工作者也都确认宇称守恒被推翻了。宇称守恒被推翻，对于基本粒子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粒子物理学研究的一个转折点，开辟了人类对亚原子复杂性认识的新前景，使得基本粒子物理学领域中产生了很多新的重要研究课题。宇称守恒，是物理学家一向视为当然的，就像能量不灭一样。当发现宇称不守恒以后，弱相互作用就成为物理学中最令人兴奋的部门之一，试验一个接一个，理论有飞跃的发展。近十年来，弱相互作用因有和电磁相互统一的可能性，更处于物理学的中心地位。
李政道和杨振宁，由于他们对宇称守恒定律所作的突破性的研究，以及由此而导致基本粒子物理学中许多重要发现，1957年4月，共同获得爱因斯坦物理学奖。同年年底，就在他们头一篇论文发表一年后，或者说在他们提出假说得到实验证实几个月后，瑞典皇家科学院就破例授予他们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当时李政道只有31岁，在历次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科学家中，他是第二位最年轻的。
1958年，李政道、杨振宁和吴健雄三人又同时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荣誉博士学位。
探求新的奥秘
1960年，李政道被委任为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教授。3年后，他又回到了哥伦比亚大学，担任第一位“恩里科·费米讲座”的物理学教授。荣誉和地位都有了，但他深知在科学研究上是永无止境的。从1975年起，在基本物理的研究中，李政道又第一次引进了非拓扑性孤粒子的概念，先后发表了十几篇论文，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为这个领域的研究开拓了新的途径。
在这以前，他还发表了反常核态理论。他猜测，当两个轴的原子核发生碰撞时，核的密度超过正常状态，也许可能发生反常核现象。他还提议，真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真空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东西，是具有洛仑兹不变性的一种介质，它的物理性质是可以通过基本粒子的相应作用表现出来的。
现在，李教授正在集中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实验中还没有发现自由态的夸克?
1981年12月，他将其父亲李骏康先生的骨灰由海外送回祖国安葬，借此机会，向中国的同行们无保留地介绍了他近年来研究的但还没有来得及正式发表的新成果。他讲解了“真空是一种物理介质吗?”和“随机格点场理论”，这是当代物理学界十分关注的两个重要课题。
业精于勤
“李精于学”，这是周恩来同志生前对李政道的赞语。在这方面，他是当之无愧的。他最可贵的，就是全心全意致力于物理科学的勤奋作风。
李教授是个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人，工作作风十分严谨，一丝不苟。他每天至少运算研究3、4个小时，数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他曾批评那些把研究工作当作行政事务来处理的人，说：“研究工作是一件连续不断的事情，你不能计算早晨和黄昏，一天24小时都是你的工作时间。”就在1981年他到我国讲学期间，每天早晨3点钟，他房里就亮起了灯光。上午11点以前的时间，几乎全部用来备课。将近中午来到科学会堂和师生们一起吃饭，他用吃饭的时间听取意见。下午从两点钟起讲3个小时的课，中间休息的时间也找研究生谈话，不白白放过。在7个星期的讲学时间内天天如此。中间除利用周末到外地去过一次和看过一次电影以外，天天处于高度紧张的讲学活动中。就连五一劳动节也照常上课。有一天晚上，研究生院的负责人和他商谈培养研究生的问题，一直谈到晚上九点多，谈完后，他立即打电话告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请对方准备接纳我国的研究生，直到将近午夜的时候才睡觉。研究生院的负责人临走时，嘱咐李夫人：“明天早晨不要让他起那么早了。”可是第二天，他仍然是早晨4点钟起床备课。他说：“每天3、4点钟起床工作，这对我来说，已经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已经变成下意识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不以为奇，更不以为苦。”
他讲课深入浅出，引人入胜；他的推理执简驭繁，明确扼要，给人以“得来全不费功夫”的印象，这正是他潜心研究和周密思考的结果。难怪人们都说：“听他讲课是一种艺术享受。”
循循善诱
李政道治学的特点是既重视基本功训练，更注重实际能力的培养。他在传授学问的同时，还循循善诱地指明努力方向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他结合自己几十年研究工作的体会，经常坦率地给年轻的科学工作者以深刻地启迪。他说：“一个人做研究工作一定要走自己的路，不必用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别人已做过的工作，只要了解他在干什么，他的弱点是什么就够了。而需要知道的是目前已有的先进科学方法，重要的是要了解哪些是科学的重点，这些重点中又有哪些是他人还不清楚的，还有严重问题的。要下决走自春的路，向还没有藩辟的领域进军，这才能做出开创性的工作。”
他在向年轻的科学工作者讲述如何完成一项开创性的课题时说：“要完成一项开创性的研究课题，就像一个人关在黑屋子里找门。要找到门，就得动手去摸，这里摸一摸，那里摸一摸。同时，你的头脑必须是很清醒的。有很强的判断力。摸得不对，及时离开，摸到了苗头，就认定不放。摸到了门，打开它就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了。而打开大门之后，必然是山青水秀，一片光明。
“做事情要认真，一件事情要做得好，在做的时候一定要非常认真。念书要把书念好，做实验要把实验做好。打球要把球投中。在开始从事一项工作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这项工作的意义，但是做起来以后，就要集中精力，一心一意把它做好。搞科学也像打球一样，在投球的时候，运动员想的是如何把球投中，不能在这时还胡思乱想。”
这些深入浅出又富有哲理的谈话，是李政道教授成功之道，也是他教给别人的对待科学应有的态度和工作方法。
虚怀若谷
李政道是有着世界声誉的理论物理学家。然而他为人谦和，具有“不耻下问”的东方学者风度。就在他接受诺贝尔奖金的仪式以后，他发言中讲到了孙悟空翻筋斗的故事：孙悟空尽管一个筋斗能翻十万八千里，但是翻来翻去，还没有翻出如来佛的掌心。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在寻求知识的过程中，可能作出迅速的进展，但是我们必须记得：即令我们翻筋斗翻到如来佛的手指根上，但我们离绝对真理还远着呢!”他的这些观点表现了一个科学家大智若愚，虚怀若谷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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