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生平,是用于悼念逝世者,评价其一生经历,功绩及品质,昭示活着的人向逝世者学习的一种纪念性文书。
生平与悼词有相同的地方,也有明显的不同之处。其不同表现在,一是生平的结尾不写怎样向逝世者学习,不写怎样以实际行动纪念逝世者;二是生平一般随讣告发出或发给参加向遗体告别的人员,不当众宣读。
生平一般由四部分组成:
(一)标题 写“×××同志生平”字样。
(二)开头 写逝世者生前所担任的职务、逝世时间、逝世地点及享龄等内容。
(三)简历 按时间顺序,简要介绍逝世者的籍贯、生年、经历、生平事迹及成就。
(四)结尾 综述逝世者的品德和贡献或对其作出总的评价。也有的以“永垂不朽”等作结。
【范例】:
茅以升同志生平
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中国科协名誉主席、欧美同学会会长、著名桥梁专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茅以升同志,因病于1989年11月1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4岁。
茅以升同志,字唐臣,江苏镇江人,生于1896年1月。1916年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毕业后考取清华官费赴美国留学。1917年毕业于美国康乃尔大学研究院桥梁专业,获硕士学位;1919年获卡利基——梅隆理工学院工学博士学位。1920年回国后至1949年,曾任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教授,南京东南大学教授、工科主任,南京河海工科大学教授、校长,北洋大学教授,天津北洋工学院院长兼教授,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院长;其间,1930年至1931年任江苏水利局局长,1934年至1937年任浙江省钱塘江桥工程处处长(挂此职到1949年),1942年至1943年任交通部桥梁设计工程处处长,1943年至1949年任中国桥梁公司总经理。1949年至1952年任中国交通大学、北方交通大学校长。1951年至1981年任铁道技术研究所所长、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
茅以升同志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第二届至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是第一届至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58年起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1987年后任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
茅以升同志是中外知名的科学家、成就卓著的桥梁专家。1919年,他在美国卡利基——梅隆理工学院的博士论文《框架结构的次应力》达到了当时的世界水平,该文的科学创见被称为“茅氏定律”,他因此获得了母校康乃尔大学的“斐蒂士”研究奖章。30年代,他主持设计和建造了钱塘江大桥,这是第一座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并主持建造的近代化铁路公路两用桥。该桥在工程技术上的成就增强了国人在桥梁建设方面的自信心,令国外同行对中国的桥梁建筑工程师刮目相看。50年代,在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过程中,茅以升同志担任由20多位中外专家组成的技术顾问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他主持这个委员会,解决了武汉长江大桥建设中的14个难题,为这座新中国建设的第一座现代化大桥贡献了自己的技术、经验和智慧。1959年,在首都10大建筑的建设中,茅以升同志担任人民大会堂结构审查组组长,周恩来总理指定由茅以升同志审定设计方案并签字,承担保证人民大会堂安全的责任。体现了中央领导同志对他的尊重和信任。1978年,茅以升同志主持修撰了《中国古桥技术史》,对我国古桥建筑从技术上作了总结。他主持铁道技术研究所和铁道科学研究院长达30年之久。任职期间,他提出了“一切为科研,科研为运输”的办院方针,多次主持研究制定铁路科学研究发展规划,明确为铁路运输服务的科研重点,努力推动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使该院发展成为专业齐全、技术力量雄厚的综合性专业研究机构,为我国铁路运输生产建设提供了大量科研成果,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由于茅以升同志在桥梁工程方面的卓越成就,1941年中国工程师学会授予他荣誉奖章,1947年他被公推为中国工程会会长,他还曾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解放后,他任上海市科联主席,北京市科协主席,名誉主席,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技术科学部副主任,1953年被选为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理事长,从1958年开始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1986年改任中国科协名誉主席。茅以升同志在桥梁工程领域的成就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承认。早在1956年,他就成为国际桥梁及结构工程协会个人会员,1979年获美国卡利基——梅隆大学“卓越校友”奖章,1982年被美国国家工程学院选为外籍院士,1984年被选为加拿大土木工程学会荣誉会员。
茅以升同志是著名的教育家。1920年他从美国归来后,即投身于教育事业,直到1952年,前前后后在教育界服务20余年。做过5所学校的教授、两个大学的校长、两个学院的院长。早在1926年,茅以升就指出中国的教育“既保留了封建的灵魂,又袭用了欧美的躯壳”,主张改革。他提出了工科教学要理论联系实践。“先习后学,边习边学”,科研、教学和生产相结合。先后发表了很多论述改革和发展我国工程教育的论文,如《教育的解放》、《新时代的科学教育》、《工程教育的方针与方法》等。在教学方法上,他注重启发,反对灌输,自己的实践中摒弃了那种授受式的教学法,将学生由受体改为主体。他把中国古代的“教学相长”和西方教学思想的精华有机结合,灵活运用,深得学生好评。现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称赞茅以升的教学法“的确是个崭新的教学上的革命,是开创了我国教育的一个先例”。新中国建立初期,他就建议开办函授大学,加速培养社会主义建设的专门人才,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茅以升同志积极倡导科普教育,他把科普看作中国通向现代化的桥梁,主张科研和科普相应发展。他写了大量科学性强、文字生动的科普文章,如《桥话》、《中国石拱桥》等。还主编了《自然科学小丛书》,成为国内外知名的科普作家。他曾任中国科普协会副主席,为组织和促进中国的科普创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特别关心青少年的成长,不辞辛苦,呕心沥血,引导青少年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献身于祖国的科学事业。
茅以升同志是一位精力充沛的社会活动家。早在留学美国期间就担任过中国留美学生会副主席,并与罗英等人在美国成立了中国工程学会。解放后,他是九三学社杰出领导人之一,长期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名誉主席,为把广大科技工作者和九三学社成员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为密切党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起了桥梁作用,为九三学社的进步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还担任了欧美同学会会长、交通大学校友总会名誉会长,广泛地团结海内外知识分子为四化建设服务。他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期间,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团结合作,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发展我国的科技事业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他曾率中国科技代表团访问过捷克、苏联、意大利、瑞士、法国、葡萄牙、英国、瑞典、日本、美国,加强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科技交流,增进了中国人民与这些国家人民的友谊,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他广交朋友,在华侨知识分子中从事大统一、大团结的工作,常以“报国有门”来激励海外华人为祖国四化建设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出力。
茅以升同志是一位与时俱进的爱国主义者。他一生向往光明,追求进步,由一个崇尚“科学救国”、“工程救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了一个共产主义者。他生于清末,长于民初,辛亥革命开始时正在上大学,一度准备投笔从戎,后来他听了孙中山先生的讲话:中国革命需要一支武装斗争的大军和一支建设祖国的大军,而下定决心走“科技救国”之路。他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怀着“我的事业在中国”的强烈感情,回到了贫穷、动乱的祖国,辛勤耕耘,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工程技术人才。他主持设计和建造了钱塘江大桥,打破了欧美国家垄断中国大型近代化桥梁设计和建筑的局面。当日寇侵入杭州,钱塘江大桥即将落入敌手时,他协助军事人员炸毁了这座他亲手建造的桥,携带有关大桥的全部资料撤离到后方,1975年他将这些珍贵的资料亲自捐赠国家,为四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战胜利后,他目睹国民党反动派摧残民主、发动内战,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起来革命才能救中国。因此,上海解放前夕他拒绝去.....,根据中共地下组织的指示,他利用担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的机会,为保护上海的工厂、机关、学校,为保护被关在龙华监狱的300名进步学生作出了贡献。1949年,他应邀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即矢志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建设新中国的总设计师。10年动乱期间,他身处逆境,也从未动摇过对党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他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奋发工作。1987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夙愿。他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多年的愿望,这个愿望是我一生经验的总结。”
茅以升同志,为人豁达,识大体,顾大局,勇于进取,乐于助人。他桃李满天下,交游遍天下。他的一生丰富多采,是坚定的爱国者的一生,是奋进的成功者的一生,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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