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家驷公园
很少有人知道，这座为纪念黄家驷而设立的公园，同时也是玉山县人民医院的后花园。相信黄家驷一定很满意后人的安排——即便故去多年，他依然能置身自己最熟悉的环境之中，与自己最热爱的病人相守相依。
1941年夏天，黄家驷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公费留美的资格。炙手可热的20个名额，他占用了一个，成为当时唯一一位医学专业留学生。10月抵美后，黄家驷顺利进入密歇根大学医学院，师从欧美胸腔外科专业化创始人约翰·亚历山大教授。名师手下必出高徒，更何况黄家驷有着勤奋好学的品性。他很快在同学中崭露头角，随同导师访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时，他为该院闻名的外科主任埃尔弗瑞德·布拉洛克教授表演了精湛的支气管造影术。在那个尚未告别屈辱的时代，黄皮肤黑眼睛的黄家驷用双手塑造了全新的国人形象。
4年后，二战硝烟渐渐散去。已通过全美专家考试取得外科专家资格的黄家驷迫不及待地搭上了太平洋上第一班通航的美军运输机。经过3天3夜的颠簸，他终于再度踏上了故国热土。旅途0了点小意外——在印度转机时，黄家驷不慎丢失了行李，但全套开展胸外科手术的器械设备却完整无缺地被他带了回来。
这套“劫后余生”的手术器械很快派上了大用场。回国后第二年，黄家驷在上海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和红十字会第一医院创建了胸外科，开始收治晚期肺结核、肺脓肿症、食管癌肿等危重病人。他率先开展控制压力-下的开胸手术，建立各种类型的肺切除和食管切除术。在他手术刀下起死回生的中国曲艺家协会原编审郗潭村曾无限深情地说：“黄大夫，您救治过的病人不会忘记您！”
黄家驷的一生，为中国心胸外科事业立下了筚路蓝缕之功。然而，他的生活并不宽裕。很多人劝他联合开业，通过合理手段捞点收入。对此，黄家驷总是一笑了之：“我感兴趣的是当一名好教师，当一名好的胸外科医师。”在他看来，唯有这样的评价才值得奋力争取。1959年，黄家驷创建了8年制中国医科大学。身为校长的他，和蔼依旧，学生们经常为校长能够准确地叫出自己的名字而感动不已。直至耄耋之年，黄家驷还亲自招收研究生，惦记着如何将毕生所学悉数传与下一代。“师道垂世，永志不忘。”开门弟子石美鑫用这样8个字缅怀恩师。
学能致用，当为幸事。一位外科医生最陶醉的时刻，无疑是手持锋利的手术刀，在无影灯下干净利落地与病魔搏杀。靠手术刀安身立命的黄家驷很难认同这种说法。在他看来，外科医生的头条戒律就是，“能用非手术疗法治疗的疾病就一定不要拿起手中的手术刀”。
与黄家驷熟识的人都知道，他的房间里长年挂着一幅名画的复制品。画作名为《医生》，是英国画家卢克·法尔兹的作品。画中，通宵未眠的医生静静守候在垂危病孩的床前，一旁的病孩父母焦虑而忧伤，已经把所有的希望都寄予医生身上。救死扶伤的医道职责和使命，从远涉重洋苦学医技那一刻起，就深深铭记在黄家驷心中。
“黄家驷有一种对待事业的韧性，认准了的工作，他是敢于坚持到底的。”吴阶平对老友身上那种近乎执拗的脾气印象深刻。为了普度众生的济世理想，黄家驷竭尽心力，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1984年5月14日，黄家驷感觉身体不适，从东单外交部街宿舍步行到首都医院看病。突然发作的心室颤动，最终击倒了这位勤勉一生的老人。离世的当天上午，他还给医科院办公室打来电话，嘱买火车票，准备去济南参加医学生物工程会议。临终前3天，黄家驷还邀集知名专家准备第3次修订他1959年主编的《外科学》。黄家驷逝世后，经《外科学》编委会一致通过，第四版的《外科学》命名为《黄家驷外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