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政府设置河西四郡的历史意义

　　(一)设置河西西郡的历史背景

　　在战国时代，秦、赵、燕三国都有各自的长城。秦并六国后，连接了原来秦、赵、燕三国的长城，东起辽东，西至临洮(今甘肃省岷县).这时东段长城以北，主要是匈奴、丁零和东胡的游牧区，西段长城以西，主要是月氏、乌孙和羌人的游牧区。到了西汉初期，在匈奴强大的压力下，月氏的大部分和乌孙相继被迫西迁，河西地区遂成了匈奴的游牧区。当时在这个地区的游牧民族还有小月氏和西羌。小月氏是指月氏西迁时留下来的一小部分月氏人。西迁的月氏人被称为大月氏。

　　在西汉初年，西汉政府所管辖的农业区，经常受到长城以北和长城以西的匈奴和西羌的骚扰，特别是匈奴的骚扰，杀伤边境居民，抢劫财物，破坏农业生产，并扬掠边境居民作为奴隶。到了汉武帝时，为了寻求与国，共同抗击匈奴，曾派迫张骞、甘父(少数民族)通使西域，意欲联合大月氏。由于此时大月氏已在大夏建国，不愿再东返故里与匈奴为敌，联合大月氏的目的没有达到。到了张骞第二次通使西域以后，才逐渐完成了联合乌孙和天山以南的诸农业国共同抗击匈奴的目的。

　　西汉初年以来，西汉政府对匈奴一宜沿袭着消极防御的政策，除在沿长城边界线驻兵防守外，并采用“和亲”和”岁奉匈奴絮缯酒食物”的办法，希图以此作为匈奴贵族不再发动骚扰的条件。汉武帝继位之初，对匈奴仍然沿袭着前代的政策。但是这个消极防御的政策，并没有换来边境的安宁。后来由于汉武帝感到，对匈奴贵族“金帛文绣赂之甚厚，侵盗不已”，才改变消极防御为主动出击。仅武帝于公元前133年及以后的几次派出大军深入匈奴游牧区进行追击。“汉军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孕堕殪，罢(疲)极昔之”。从而削弱了匈奴的势力。汉朝在长城以北建立了屯垦戍边、移民开垦的大片农业区。公元前121年游牧在河西地区的匈奴昆邪王和休屠王投降汉朝。汉朝封昆邪为源阴侯，其下瞩四人被封为列侯。其部众4万余人被安置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称为五瞩国。据《汉书·地理志》载：公元前104年，西汉政府设置酒泉郡与张掖郡，前101年设武威郡，前88年设敦煌郡。据《汉书·武帝本纪》，元狩二年(前121年)浑邪王降，以其地为武咸、酒泉郡;元鼎六年(前111年)，分置张掖、敦煌郡。参证有关史料，后说比较可靠。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河西四郡的户口数如下：

　　地名 　户数　人口数　辖县数

　　敦煌　11200　38355　6

　　酒泉　18137　76726　9

　　武威　17581　76419　10

　　张掖　24352　88731　10

　　总计　71270　280231　35

　　在7万多户、28万多人中，主要为汉族移民。前121年，“汉乃子浑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徙民以充实之。”前111年，“乃分武成、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历前107年，“武都氏反，分徙酒泉。”前102年，“赦囚徒，发恶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益发戊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后屯兵以卫酒泉。”前91年，”其随卫太子发兵，……吏士者皆徙敦煌郡。”

　　河西四郡的设立，对尔后中国的发展产主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在下文中将分别加以论述。

　　(二)河西四郡促进了汉朝对西域的统一

　　河西四郡的设置，促进了汉朝统一西域。

　　河西四郡设置之后，汉朝将秦长城从令居(今甘肃省永受县)延伸到了阳关、玉门。其烽燧深入到轮台，用以防御匈奴。这条长城的难面，就是汉朝移民屯垦的农业区，河西四郡设置之后。隔断了匈奴与西羌的联系，导致与加强了汉朝与乌孙和天山以南诸农业国的联盟，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断匈奴右臂”，从而进了步削弱了匈奴的势力。

　　在西汉政府设置河西四郡以前，在中国大地上，存在着二个广大的农业区和二十广大的游牧区。大体说来，在长城以南，地跨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是汉族和百越、西南夷等少数民族从事农业生产的农业区;在长城以北和以西，包括东北与蒙古草原，天山以北草原以及青藏高原和邻近地区，则是匈奴、东胡、乌桓、丁零、乌孙、小月氏、西尧等民族从事游牧业生产的游牧区。在西汉政府设置河西四郡以后，将河西地区由游牧区变为农业区，这就使我国原来连成一大片的游牧区，分割成了两大片游牧区，即：匈奴、东胡、鸟桓、丁零、乌孙等游牧民族的北方游牧区和西羌等游牧民族的西北至西方的游牧区。新兴的河西地区农业区的出现，在所谓“隔绝羌芮”目的同时，也扩大了我国一大片农业区与两大片游牧区在经济文化上的联系。在历史上，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矛盾乃至朋争虽然时有发生，但是由于游牧社会不能生产出自身所需要的各种生产和生活用品，需要由农业社会供应各种手工业产品——金属工具和用具、丝绚、麻布、槽类以及槽食等：农业社会也需要游牧社会供应牲畜、皮张、畜毛等，因此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之间关系的主流始终是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关系。农业区经济与游牧区经济的结合，才构成了我国古代封建经济统一的整体。对于匈奴史、西羌史的研究必须与秦汉史的研究密切地结合起来。此意我在本章“匈奴游牧社会的历史地位”一节中，已经作了比较详细的阐迷，这里就不再多述了。

　　匈奴冒顿单于在统一我国统一游牧区的过程中，使原来游牧于甘肃河西地区的乌孙族被迫西迁至巴尔喀什湖一带游牧，摆脱了原来附属于匈奴的地位，但是仍然经常受到匈奴的威胁。当时天山以北是游牧区，在这里从事游牧生活的诸“行国”，均受匈奴贵族的统治，天山以南是农业区，在这里从事定居的农业生产的诸”居国”，也受匈奴贵族的统治。《汉书·西域传》中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憧仆都尉，使领西域，访居焉香。危须、尉犁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

　　汉朝政府有联络乌孙与天山以南诸农业国共同抗击匈奴的需要，乌孙不愿继续附属于匈奴贵族，天山以南的农业国也有摆脱匈奴贵族奴隶制统治的愿望。这就是汉朝能与西域诸国结成联盟共同抗击匈奴的政治基础。汉朝设置河西四郡后，与西域诸国在政治、经济上的联系加强了，这就为汉朝联合西域诸国共同抗击匈奴提供了有利条件。公元前138年，张骞与甘父第一次通使西域时，由于当时河西地区还是匈奴的游牧区，往返途中都受到匈奴贵族的阻挠，前后共费了13年的时间。公元前115年，张会第二次通使西域到乌孙时，就非常便当，因为这时匈奴已经退出了河西地区。张骞从乌孙返回长安时带回了乌孙报谢的使者数十人，这些使者目睹汉朝的强大，为随后汉朝与乌孙结成联盟创造了条件。同时，张骞分遣副使到大宛、康眉、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及诸旁国，扩大了汉朗对西域“三十六国”及其邻近诸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