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安生
属于::南北朝个人简介
名号
身份
著名北朝经学家,北学代表人物之一。
生平
熊安生少好学,励精不倦。从陈达受《三传》,从房虬受《周礼》,事徐遵明,服膺历年,后受《礼》于李宝鼎,遂博通《五经》。然专以《三礼》教授,弟子自远方至者千余人。乃讨论图纬,捃摭异闻。先
儒所未悟者,皆发明之。齐河清中,阳休之特奏为国子博士。时西朝既行《周礼》,公卿以下,多习其业,有宿 硕滞者数十条,皆莫能详辨。天和三年,周齐通好,兵部尹公正使焉。与齐人语及《周礼》,齐人不能对。乃令安生至宾馆,与公正言。公正有口辩,安生语所未至者,便撮机要而骤问之。安生曰:“《礼》义弘深,自有条贯,必欲升堂睹奥,宁可汨其先后?但能留意,当为次第陈之。”公正于是问所疑,安生皆为一一演说,咸究其根本。公正嗟服。还,具言之于武帝,帝大钦重之。及入邺,安生遽令扫门。家人怪而问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将见我矣。”俄而帝幸其第,诏不听拜,亲执其手,引与同坐,谓曰:“朕未能去兵,以此为愧。”安生曰:“黄帝尚有阪泉之战,况陛下龚行天罚乎!”帝又曰:“齐氏赋役繁兴,竭人财力,朕救焚拯溺,思革其弊,欲以府库及三台杂物散之百姓,公以为何如?”安生曰:“昔武王克商,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陛下此诏,异代同美。”帝又曰:“朕何如武王?”安生曰:“武王伐纣,悬首白旗;陛下平齐,兵不血刃,愚谓圣略为优。”帝大悦,赐帛三百匹、米三百石、宅一区,并赐象笏及九镮金带,自余什物称是。又诏所司给安车驷马,令随驾入朝,并敕所在供给。至京,敕令于大乘佛寺,参议五礼。宣政元年,拜露门博士、下大夫,时年八十余。寻致仕,卒于家。
主伯、安生既学为儒宗,尝受其业,擅名于后者,有马荣伯、张黑奴、窦士荣、孔笼、刘焯、刘炫等,皆其门人焉。所撰《周礼义疏》二十卷,《礼记义疏》三十卷、《孝经义》一卷,并行于世。安生与同郡宗道晖、张晖、纪显敬、徐遵明等为祖师。道晖好着高翅帽、大屐,州将初临,辄服以谒见,仰头举肘,拜于屐上,自言学士比三公。后齐任城王湝鞭之,道晖徐呼安伟,安伟出,谓人曰:“我受鞭,不汉体。”复蹑屐而去。冀州人为之语曰“显公钟,宋公鼓,宗道晖屐,李洛姬肚”,谓之四大。显公,沙门也,宋公,安德太守也;洛姬,妇人也。斋澳炒安生在山东时,岁岁游讲,从之者倾郡县。或诳之曰:“某村古?冢,是晋河南将军熊光,去七十二世。旧有碑,为村人埋匿。”安生掘地求之,不得,连年讼焉。冀州长史郑大讠雚判之曰:“七十二世,乃是羲皇上人;河南将军,晋无此号。诉非理记。”安生率其族向?冢而号。将通名,见徐之才、和士开二人相对,以徐之才讳“雄”,和士开讳“安”,乃称“触触生”,群公哂之。
熊安生精通五经,熟悉“三礼”,在北齐时任国子博士。后入北周,后周武帝宣政元年(公元578年)宫露门学博士,不久即逝世。
主要作品
《周礼》
熊安生沿袭东汉儒家经说,撰有《周礼》、《礼记》、《孝经》诸义疏,皆已失传。清朝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礼记熊氏义疏》四卷遗世。中国古代的礼乐文明,礼乐文化,不能不提到《周礼》、《仪礼》和《礼记》,即通常所说的"三礼"。 《三礼》是古代礼乐文
化的理论形态,对礼法、礼义作了最权威的记载和解释,对历代礼制的影响最为深远。
《周礼》是儒家经典,西周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熊安生所著,今从其思想内容分析,则说明儒家思想发展到战国后期,融合道、法、阴阳等家思想,与春秋孔子时思想发生极大变化。《周礼》所涉及之内容极为丰富。大至天下九州,天文历象;小至沟洫道路,草木虫鱼。凡邦国建制,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税度支,膳食衣饰,寝庙车马,农商医卜,工艺制作,各种名物、典章、制度,无所不包。堪称为上古文化史之宝库。
以人法天的理想国纲领《周礼》,西汉的景帝、武帝之际,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征得一批古书,其中一部名为《周官》。原书当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篇,冬官篇已亡,汉儒取性质与之相似的《考工记》补其缺。王莽时,因刘歆奏请,《周官》被列入学官,并更名为《周礼》。东汉末,经学大师郑玄为《周礼》作了出色的注。由于郑玄的崇高学术声望,《周礼》一跃而居《三礼》之首,成为儒家的煌煌大典之一。
诗词
周礼宏深熟讨论,鸾舆造请亦登门。
虽居异壤人争慕,纵阅千年书尚存。
历史评价
对《周礼》的评价
《周礼》是一部通过官制来表达治国方案的著作,内容极为丰富。《周礼》六官的分工大致为:天官主管宫廷,地官主管民政,春官主管宗族,夏官主管军事,秋官主管刑罚,冬官主管营造,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在上古文献中实属罕见。《周礼》所记载的礼的体系最为系统,既有祭祀、朝觐、封国、巡狩、丧葬等等的国家大典,也有如用鼎制度、乐悬制度、车骑制度、服饰制度、礼玉制度等等的具体规制,还有各种礼器的等级、组合、形制、度数的记载。许多制度仅见于此书,因而尤其宝贵。
《周礼》面世之初,不知什么原因,连一些身份很高的儒者都没见到就被藏入秘府,从此无人知晓。直到汉
成帝时,刘向、歆父子校理秘府所藏的文献,才重又发现此书,并加以著录。刘歆十分推崇此书,认为出自周公手作,是"周公致太平之迹"。东汉初,刘歆的门人杜子春传授《周礼》之学,郑众、贾逵、马融等鸿儒皆仰承其说,一时注家蜂起,歆学大盛。
遗憾的是,如此重要的一部著作,却无法确定它是哪朝哪代的典制。此书名为《周官》,刘歆说是西周的官制,但书中没有直接的证明。更为麻烦的是,西汉立于学官的《易》、《诗》、《书》、《仪礼》、《春秋》等儒家经典,都有师承关系可考, 《汉书》的《艺文志》、《儒林传》都有明确的记载,无可置喙。而《周礼》在西汉突然被发现,没有授受端绪可寻,而且先秦文献也没有提到此书,所以,其真伪和成书年代问题成为聚讼千年的一大公案。历代学者为此进行了旷代持久的争论,至少形成了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秦汉之际说、汉初说、王莽伪作说等六种说法。古代名家大儒,以及近代的梁启超、胡适、顾颉刚、钱穆、钱玄同、郭沫若、徐复观、杜国庠、杨向奎等著名学者都介入了这场讨论,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作为主流派的意见,古今判若两途。古代学者大多宗刘歆、郑玄之说,认为是周公之典。清代著名学者孙诒让认为,《周礼》一书,是自黄帝、颛顼以来的典制,"斟酌损益,因袭积累,以集于文武,其经世大法,咸稡于是"( 《周礼正义序》),是五帝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经世大法的集粹。古代学者以五帝、三代为圣明之世、至治之极,其后则是衰世。周公是五帝三代的集大成者,古人将《周礼》的著作权归于周公是十分自然的事。
近代学者大多反对古人的这种历史观。从文献来看,比较集中地记载先秦官制有《尚书》的《周官》篇和《荀子》的《王制》篇,《周官》已经亡佚。最初曾有人认为,《周礼》原名《周官》,应当就是《尚书》的《周官》篇。但是, 《尚书》二十八篇,每篇不过一、二千字,而《周
礼》有四万余字,完全不象是其中的一篇。《荀子·王制》所记官制,大体可以反映战国后期列国官制的发达程度,但是总共只有七十多个官名,约为《周礼》的五分之一,而且没有《周礼》那样的六官体系。《春秋》、《左传》、《国语》中有不少东周职官记载,但没有一国的官制与《周礼》相同。从西周到西汉的每一个时期都可以找到若干与《周礼》相同的官名,但谁也无法指认出与《周礼》职官体系一致的王朝或侯国。
近代学者在文献学研究的基础上辅之以古文字学、古器物学、考古学研究等手段,对《周礼》进行更为广泛、深入的研究。目前,多数学者认为《周礼》成书年代偏晚,约作于战国后期。持其它意见的学者也不少,彼此争论很激烈。争论的实质,是对于古代社会的认识,即《周礼》所描述的是怎样一种性质的社会?它的发展水平究竟与西周、春秋、战国、秦、西汉的千年历史中的哪一段相当?由于涉及的问题太复杂,《周礼》的成书年代问题至今没有定论。
史籍记载
建德六年(五七七)一月二十一日,北周武帝宇文邕进入齐都邺城(今河北磁县南),当日即寻访召见齐国子博士熊安生。熊安生,字植之,长乐(今河北南宫)人。少好学,励精不倦。初从陈达受《春秋三传》,又从房虬受《周礼》,通晓大义,后又师事徐遵明、李宝鼎,博通儒家《五经》,而专以《三礼》授徒,弟子自远方至者千余人。北齐河清(五六二至五六五)中,阳休之特奏为国子博士。时北周以《周礼》改官制,天和三年(五六八)周使访齐,语及《周礼》,齐廷无人能对,乃令熊安生至宾馆论对,周使嗟服,还朝后告于周武帝,武帝大为钦重。及周武帝入邺,熊安生令家人扫门,称周帝重道尊儒,必将见我。果然宇文邕亲幸其宅,亲执其手,引与同坐,宣称灭齐得一贤人为最大收获,即与问对治国之道及儒家经义。随驾入长安,令于大乘佛寺参议五礼。宣政元年(五七八)拜露门博士,时年已八十余,不久致仕,卒于家。熊安生既为儒宗,弟子有名者有马荣伯、张黑奴、窦士荣、孔笼、刘焯、刘炫等。所撰有《周礼义疏》二十卷、《礼记义疏》四十卷、《孝经义疏》一卷,并行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