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曾植

沈曾植（1850年—1922年），浙江嘉兴人，字子培，号巽斋，别号乙盫，晚号寐叟，晚称巽斋老人、东轩居士，又自号逊斋居士、癯禅、寐翁、姚埭老民、乙龛、余斋、轩、持卿、乙、李乡农、城西睡庵老人、乙僧、乙穸、睡翁、东轩支离叟等。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以“硕学通儒”蜚振中外，誉称“中国大儒”。

生平简介

浙江嘉兴人。其祖父沈维鐈，进士出身，官至工部左侍郎，人称“小湖先生”。曾国藩是他的学生，著有《补读书斋遗稿十卷》。曾五任学政，务尚有用之学，一生校刊之书颇多。可惜的是沈曾植八岁时，其父沈宗涵逝世，家道衰落。他从小跟母亲诵读唐诗，通音韵之学。虽因家贫，而读书之志，未尝一日废过。在孙春洲、周克生、王楚香、俞幼珊、高儁生、秦皖卿、阮际生、朱厚川、用饬侯、王莘锄、罗吉孙及长兄沈曾棨的指导下，“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见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遂立“修身、治国、平大下 ”大志。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以“硕学通儒”蜚振中外，誉称“中国大儒”。光绪六年（1880）进士，历官总理衙门章京等职。1901年任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监督（校长），改革旧貌，成绩卓著。他也是书法大家。早精帖学，得笔于包世臣，壮年嗜张裕钊；其后由帖入碑，熔南北书流于一炉。写字强调变化，抒发胸中之奇，几忘纸笔，心行而已。受到当时书法界的推崇，海内外求其字者颇多。沈曾植以草书著称，取法广泛，熔汉隶、北碑、章草为一炉。碑、帖并治，尤得力于“二爨”，体势飞动朴茂，纯以神行。个性强烈，为书法艺术开出一个新的境界。寐叟在临终前数小时仍握笔挥书，写成三联。甲联书于五尺白冷金笺上：“石室竹卷长三尺，山阴草迹编千文。”有陈散原、冯梦华、吴昌硕等39人题跋。乙联写在五尺宣纸上：“岑碣熊铭入甄选，金沙锈断肋薪纰。”题跋者有马一浮等16人。沈曾植的书法艺术影响和培育了一代书法家，为书法艺术的复兴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如于右任、李志敏、马一浮、谢无量、吕凤子、王秋湄、罗复堪、王蘧常等一代大师皆受沈书的影响。

一生藏书颇富，先后积书达30万卷，精本亦多，宋椠元刊近百种，方志和乡邦文献百余种，康熙、乾隆刻本为最富，有藏书处有“海日楼”、“全拙庵”、“护德瓶斋”等，编撰有《海日楼藏书目》1册抄本，著录古籍书1 000余种，多题跋之作。另有收藏碑帖、书画亦为大家，编有《海日楼题跋》，记载其收藏宋拓本20余种，如著名的《淳化阁帖》、二王书法等。书画收藏的精品有文征明、董其昌、唐寅、刘墉等名家之作。与当时著名藏书家傅增湘、缪荃孙、张钧衡等往来甚密。所藏之书，在其去世后，于抗日战争期间，其养子沈慈护以20万元售于陈群，一部分由沈慈护、媳劳善文于1957年捐献给嘉兴图书馆。藏书印有“姚棣沈氏珍藏”、“逊斋居士”、“寐翁”、“蹱息轩印”、“海日楼”、“知一念即无量劫”、“象莲花未开型”等。

治学经历

沈曾植在《定庐集序》中称：“少孤，独学天友。所由粗识为学门径，近代诸儒经师人师之渊源派别，文字利病得失，多得之武进李申耆及吾乡钱衎石先生文集中。两先生，否私淑师也，而钱先生同乡里为尤亲。”稍长研究史学掌故，潜心于律法与舆地，李慈铭的评价是：“钩贯诸史，参证舆图，辨音定方，具有心得。”(见《越缦堂日记》)他在乡试时．有关舆地的答卷为翁同和所激赏，视为通人。1880年(光绪六年)，他考中进士，供职刑部，精研古今律法，著有《汉律辑存》、《晋书刑法志补》等书，薛允升推为律家第一。之后，他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今外交部)章京，主管俄国事务，因而，益究四裔舆地之学，于辽、金、元三史，创获颇多，声名远播。1893年，俄罗斯使臣喀西尼以《唐阙特勤碑》、《突厥苾伽可汗碑》、《九姓回鹊受里登汩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影印本，求沈曾植翻译考证，沈作三碑跋博得众人认同。此事后来广为流传，西方学者也多加以引用。在沈曾植一生的著述中，有关舆地之学占了很重要的部分，计有《元秘史笺注》、《皇元圣武亲征录校注》、《岛夷志略广证》、《蒙古源流笺证》等十余部。

在北京任上，与其弟沈曾桐治珠算，享有盛名。相与交往密切者有文廷式、康有为、袁爽秋、朱一新、陶濬宣、杨守敬、汪康年、梁启超、盛伯熙、黄仲强、徐世昌、王鹏运、袁世凯、’梁鼎芬、邹代钧等。四十岁后，深究梵学，会通儒佛。晚年因经济拮据，在沪上鬻书自给，时间约在1919年前后。《清史稿》称：“曾植为学兼综汉、宋，而尤深于史学掌故。”此说略显简单，其门生王国维曾有过较为客观的总结，兹迻录如下：

“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三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之学，然一秉先正成法，无或逾越。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利病，必穷其原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安，拓其区字，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览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夫学问之品类不同，而方法则一。国初诸老，用此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用之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趣博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而择术之慎，不后于戴、钱。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以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见《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

历代儒家学者都有参与政治，发挥其作用的传统，孔子周游列国，亦只发挥教育家的作用，且何况后来者。因为相对于政治权力游戏而言，儒家的理想是纯净的，又是相对软弱的。难怪胡适要将“儒”的语源考定为“柔”，这是发人深省的。就本文传主沈曾植而言，其令人敬畏的地方就在于朴素平淡，他不想借助于非凡的、虚饰的、激烈的行为来突出自己的形象。他获得了同时代的人以及后人的尊崇，就在于他身上所发现出的超人的力量、坚强的毅力以及儒家学者所惯有的内圣外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