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与先

清末民初著名的史学家、方志学家甘鹏云先生，系统地研究了明清两朝五百多年来潜江的名宦乡贤和文人雅士后，列出了张幼宁、刘阮仙、朱悔人、莫与先四人为潜江“四大文学家”。唯愿笔者的简要记述之中，大家能了解文学家莫与先之一二。　　

弃官养母　　

莫与先（1615～1697），字大岸，别号顾洄，清，潜江（今总口张家湖分场）人。他是前述“儒行之宗”莫汝嘉孙子；是莫汝嘉第三子莫若智的独生子；是前破产为恩师建祠的莫若玉侄子；也是清康熙年间通政大夫莫之翰之叔。　　

莫与先之父莫若智虽然只是一庠生，没能求得什么功名，但在潜江历史上是很有名气的一位人物。康熙《潜江县志》卷十六•人物志（以下简称《县志》）就有他的“传记”，说他年轻时远游于“东乡（今四川宜汉县）学博刘馨宇署中”；“崇祯初，邑葭州（今陕西佳县、吴堡一带）守袁冕”的幕僚。甘鹏云先生所著《潜江旧闻录》（以下简称《旧闻》）中有一篇《潜江学人考》，说莫若智是潜江著名学人之一，是明代万历年翰林院修撰、皇子太师、著名学者“焦澹园门下士”，博学有述，“惜其书不传耳”。　　

莫与先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之下，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加之他勤奋好学，清顺治五年（1648）他以“拔贡”（古时候选拔进京城国子监读书学员的一种）入国子监学习。清顺治十五年（1658）以第四名登进士榜，这是了不起的成绩。这年他四十岁，随后授高邑（今河南高泌县）知县。　　

他是以“孝悌耕读”起家，迁潜莫氏的第十三世，也是迁潜的第一位进士，第一位朝廷命官，这是莫氏家族的荣耀。《莫氏族谱》（以下简称《族谱》）新老谱序言中都将他大书特书。不知何故，他在高邑知县任上不到两年，既没看到什么宦绩记载，也没查到他什么过失等变故，《县志》上即记载他“逾年而引疾”归。　　当我再次认真研读《县志》和《族谱》等史料中的相关历史人物及莫与先的一些诗文后，才真正弄清楚他是为敬孝生母而借有疾而归的。莫与先是家中的独子，他父亲生于明万历十六年（1588），卒于明崇祯八年（1635年），享年四十七岁，这年他正好二十岁。留下的真是孤儿寡母。他母亲为了抚养莫与先的这棵独苗成才，坚守妇道不改嫁，苦心操持着莫若智留下的并不丰厚的田产，并含辛茹苦地供养他读书求取功名。从小就受到“百行莫大于孝，居家莫忘于慈”家规熏陶的莫与先，对母亲这种无私的大爱是铭心刻骨的。也就在莫与先任高邑知县的第二年，年近七旬的0病重，家中无人陪护，而她又不愿随儿子远离故土，于是他做出了弃官归里养母之选择。《县志》《旧闻》《潜江文徵》等史书及现存他的几篇文章中，多处写到“归隐养母”“躬耕养母”“归田奉母”“曲尽孝养”等句子。　　

县志作序　　

现在人们常说起的康熙《潜江县志》有两稿。一稿是康熙十年（1671），时任知县王又旦（陕西郃县人，即今合阳县）主持纂修的《潜江县志》，编著者是与莫与先居所一河之隔，时常作诗对答的好友、自诩“宜庄花农”的朱士尊。此县志快完稿付印时，王又旦擢升户部给事中，随后其志稿则束之高阁了。另一稿，是在过了二十年后，即康熙三十年（1691），时任知县刘焕（陕西清涧人）重启编撰的县志，即现存最早、最完整，也是我们常说的康熙《潜江县志》，编著者是曾任四川石泉（今北川县）知县、告老还乡的朱士尊之子朱载震。康熙三十三年，第二稿康熙《潜江县志》杀青付梓，其中就有莫与先所写的序。　　

这个序来历较复杂。莫与先多处称“吾友”两任《县志》编著者（朱士尊、朱载震）父子俩都是他的莫逆之交。莫与先比朱士尊年龄小十岁。朱士尊是顺治十一年（1654）的“贡生”（入京城国子监读书的生员之一），莫与先是顺治五年的“拔贡”（贡生的一种），顺治十五年的进士。两位同乡在京城就是至交，成年彻悟后对仕途都很淡泊，基本上是同时期回到了潜江张家湖。朱士尊是弃学归隐，莫与先是弃官归里。莫住古县河（今运粮河）许家口北岸，即今天莫家垴，朱住许家口县河南岸，即今渔洋新台村，仅一里之遥。两人都有高隐不仕之志，两人都喜好诗词歌赋、名文异曲，那真是情投意合，时常以诗文对答。康熙十五年（1676）七月，潜江及张家湖遭遇百年一遇大洪水，县城及张家湖等地均被淹没，“居民溺死者甚众”，莫与先写了一首《水上谣和韵》，用叙事长诗记述了当年潜江人遭水淹后的困苦悲怆景象，朱士尊马上为其写了一篇《水上谣并序》。由此，可见两人的感情。　　

朱士尊在编著《潜江县志》时，时常征求老友莫与先的意见，莫与先也爽直地进言，并为他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文史资料，这样才有了比较成熟的康熙《潜江县志》第一稿。可惜老友没等到《县志》付梓时，即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他儿子朱载震刚接手编著《县志》时与世长辞了。这时莫与先本该为第一稿《县志》写序之愿没能实现，却为老友写了一篇文采飞扬而又颇有诙谐味的《宜庄花农传》铭文。　　

年龄比莫与先小十来岁的朱载震继续《县志》的编著工作后，更仰仗于前辈莫与先了。当朱载震编著之中遇到疑虑时，必是“献疑于予”，“予听然而释之”。当朱载震将志稿清样送他，并请他写序时，已经八十高龄的他，欣然提笔写序，记录下了这部《县志》的成书历程。其中写道：“君侯（指刘焕知县）之汲汲为己任也固宜，惇敏肃括布施之优裕谧如也，乃时时屏驺御就馆局中与悔人（朱载震名号）敷袵（rèn，同祍，即衣衿）细论，参吾挈量”。由此看来，他是没署名的《县志》编审者之一。当有人看了清样后提出“文之过繁”的异议时，他却说：“司马子史记（指司马迁写史记）二千余年事，文成数十万言，班孟坚记二百余年事，文成亦数十万言”。其意是不能以文字多少看志书繁简，只要没有废话，志书字数多少没必要争论。　　

楼阁撰文　　

莫与先以潜江“四大文学家”之名流传于今世的文章主要来源于《县志》，另外，民国年初甘鹏云先生所著《潜江文徽》以及由甘鹏云先生主编的《湖北文徽》（第六卷）收录了莫与先的几篇文章，也基本来源于《县志》。　　

莫与先当时属于潜江的文学泰斗。那时，潜江没有现今的“文联”“作协”之类的机构，要不他是当之无愧的“文联主席”或“作协主席”。知县建了一草堂请他去题诗；县城建了“文昌阁”，乡绅们请他写“记”；乡里修“云慧庵”，钱不够，要向信众募集资金，请他写筹资“募疏”；好友建别墅楼阁更是少不了他去赋文。我从《县志》上找出了他为楼阁撰写的诗文七八篇。　　

县衙东廨荒芜多年后成了马厩，这里榆柳数株，清荫幽静。康熙九年（1670），知县王又旦重修后拟作自己的寓所，名曰“得树草堂”。为此，请了包括莫与先在内的一些文人雅士来赏景小酌。莫与先酒过三巡后，即兴写下了《得树草堂新成郃阳王明秋夜召集诗》。现摘录其中几句于下：“寡营信所宜，疲俗徼理静……凉露稍欲泫，漾月相与永。巡檐数行疏，横亚影离离。野夫释倚薄，延旷百虑尽”。此文从月夜的宁静里流露出作者的超然淡定之心境。　　

康熙三十二年（1693），潜江人对已任职四年的知县刘焕十分敬仰，于是“邑绅士耆庶商民”在县衙东边（今朱坑一带）为刘焕建了功德祠堂——“文昌祠”，于是《县志》中就有了莫与先在八十岁时所写的《文昌祠记》一文。文章从潜江的风土人情开始：“自郢（钟祥）而南，潜当荆鄂之冲，士风朴茂，民殷殖有礼让，固咽颐之地也”。过去“潜民昔之田畴不时修，徭赋不时给”，皆因“前政或苛核，或昏弱”，“胥于潜悉索焉”。记述刘焕主政期间“知民而瘠在官”，“宿猾而利，贫民重困矣”，于是“涤除前令之繁苛，守洁政和”，“修堤防，清逃田；兴文教，严督课，修黉（hóng，古代指学校）官，浚泮水，近者两科登贤书者且四五人”，“劝耕作，警游情，宽商旅之征，平均输入价”，潜江人民均受实惠，民众爱戴情切，将其礼若圣人，自发地筹资为刘焕建了文昌祠。　　明隆庆五年（1571），莫与先的爷爷莫汝嘉在张家湖边修了一座“云慧庵”，年久失修后，清康熙年间，信众拟定重修此庵，苦于资金不够，于是他受信众之托作《募修云慧庵疏》。文中写道，如果为之施舍，则如“涉泽求蹊，披楱（zòu，耙开））觅路，听香林之振壑，见白足之濯（zhuó，光秃秃）泥而已”；常施舍“云衲久磨，警钟晨发，软语夜阑”；施舍就如“割身奉鬼，闻半偈于涅槃；志髓祠天，能供养殖于磐若。将汲引四流，周圆五怖，波提东渡，子夜南翻”。此文佳句丽语连珠，让人浮想联翩。　　

悲天悯民　　

莫与先的诗文多反映当时社会之黑暗，民众之困苦，对黎民百姓常怀怜悯之情。　　他在《文昌祠记》中，虽然从正面赞扬了勤政爱民的知县刘焕，但对当时潜江民众所受苦难记述得也是一清二楚。其中写到潜江“廿年以来，河伯冯陵，士德不固，茫茫陆海，岁岁鼋鼉（yuántuó，鼋，鳖的一种；鼉，扬子鳄的简称。即岁岁受水灾，百姓为鳄鳖之食）”，都是“云集渚宫，刍茭糗糒”（qiǔbèi，干粮），“城之狐、社之鼠、士之阴，鱼乔与为釜”，“胥吏索之”。“潜士苦水、苦贫、苦庸调”，皆因当政者平庸不理政。过去，民众举凡弃田不种，或不交赋税，都因“苛政刻核”，对将逃荒者的赋税也要“荒逃摊而随之”摊派到其他人头上，就是“无田则有赋役”。　　

《县志》记载，莫与先回到家乡后，过着半耕半读、半居半隐的生活。他在县河边的许家口（今莫家垴）下游酷似月牙湾的岸边，紧靠其父莫若智的墓侧，建了几间茅草房，躬耕养母，自己取名“月泮”。邻里“聚族比庐，上下三四里，诵读之声相闻”，常与“诸子弟啸咏其中”。在月泮他写了一首很长的叙事诗——《南坡诗》（南坡是其所居南面的一垅田），记叙自己的农耕生活。其中有一段写到丰收的秋后境况：　　曷（hé，怎么）忍值胥弱，翩翩独抱为；先秋粜（tiào，卖出）新谷，阛阓（huánhuì，街市）塞筐籔；公私已多逋，争出听所估；忆当春耕乏，斛米千钱取；辛苦安足论，祁寒有悬釜；列市操奇赢，廉贾亦十五；嗟我愚农夫，丰凶竟岁苦。　　这里说的是：“秋后谷物要上市了，胥吏纷纷下乡强征赋税，个个凶神恶煞，我一年老体弱的老农，只能独自抱头蹲在一边；我刚刚在集市卖出了几筐新谷，谁知上年所欠税赋和私人的谷物，他们都争着要我偿还，我只能听由他们裁定了；想想春上辛辛苦苦耕作，弄得人乏牛困，几斗米真是值千金；辛苦倒是无谓，大寒如头顶悬着的开水锅就要来了，我还不知怎么办；操纵市场赢利的是官府、商人，就是讲良心的商贾也要赢利十分之五；哎哟，官商都可愚弄、鱼肉我们这些农夫，丰收之年的日子也很苦啊”。　　

前述康熙十九年（1680）潜江遭百年一遇洪灾，汉江、东荆河及新洲堤等内河多处溃口，莫与先写了那首《水上谣》，对当时老百姓遭洪水淹没后的惨状及官府的-、乱作为刻画得入木三分。现摘录其中一段，可见一斑。　　

之一：　　只防民口莫川防，顾役钱乾费井疆；昨夜阳侯恶作剧，攀墙缚栰（fá，同筏意）太当郎；漂荡填淤利害悬，谁与私庇若为怜；白头逸老瘖（yīn，吟而不言）吞檗（bò，一种乔木），浦上愁吟清且涟。　　

之二：　　流冗转多徭转亟，儿怜随母雉怜科；卖犊操船试逐波，给家鲜食饱无多；泥湖遂作归墟地，荞麦之茂将如何。　　自传于诗　　莫与先在县河许家口之滨的“月泮”那片世外桃源之地，自耕自足，垂纶自娱之中，晚年自称“顾洄老人”。他宛若一农夫，也似一渔民，但时刻没放松读书写作。据《潜江文徵》记载，他先后著有《南坡诗抄》《读史乐府》《郇笈》《今是堂集》等著作，并均有刻本，只可惜刻本没能流传至今，我现在从古书堆中能找到的零散诗文也就二十多篇（首）。另我从《旧闻》中还发现了他为钟祥张星伯所写的一篇铭文，载于《钟祥县志》（旧志）。其中写道“崇祯壬午（1642年，李自成军队占领钟祥），贼陷城，执之，诱以官，不屈……”《县志》中收录莫与先的诗文最多。据不完全统计，共有十二篇之多，总字数超过一万字。对一部三十来万字的《县志》而言，能有署名的万字之言入书，可想而知他当时在潜江文坛中的地位和分量。　　莫与先虽然与康熙年间两任《县志》编著者朱士尊父子是莫逆之交，但《县志》“人物志”中却没有“莫与先传”。我想主要原因可能是古时候的志书遵循的“生不立传”的规则。后来，我又查清光绪《潜江县志》（人物志），其中对他的传记也只有寥寥数语。《湖广通志•选举志•进士》也只有“顺治十五年戊戌孙承恩榜：莫与先，潜江人，知县”简短的记载。最后我还是在康熙三十三年的《潜江县志》卷十九（艺文志•上），从他的一首《吾生篇》诗文中找到了其“自传”。　　

这首诗共有九十六行，我摘其中开篇几行，让读者进一步感受一下莫与先的文采：　　吾生一腐儒，抱经兼学穑（sè，农业劳动）；囏（jiān，同艰之意）虞（虞仲，古开国国君）迫颓齿，母也耄且耋；追惟牵丝年，婴疹动颠厥；卧视凋攰（guì，疲乏）民，念及肠内热；窃逭（huàn，逃避）尸位罚，潸然籍有黑；曰归稼下地，水潦谨坊畷（zhuì，地广道多）。　

即他自我评价是一迂腐的儒生，抱着经书去学种地；年老的牙齿都快掉了，又艰难地学古时开国之君虞仲去耕地养母，母亲早已成了耄耋之人。追忆我年幼时，出麻疹弄得差点丢了命；现在看到疲惫不堪的老百姓，我心里难受得极不是滋味。当年我逃避当官好像犯了法而受惩罚，想起来潸然泪下自我慰藉到天黑。归里学种地后，田舍经常被大水淹没，水退后弄得街坊田地都难找到了。　　

酷爱读书写作、不为封妻荫子、博取功名而奔波的莫与先卒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享年八十二岁，葬于许家口上湾，即他的祖茔之处。他生育莫鹏飞等五子，可惜其五子都以庠生而终结了向仕途奔竞的遗憾，我分析这与莫与先淡泊名利也有一定关系。好在这位可敬的文学家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百年之后他应该没有什么憾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