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之望

林之望（1811年－1884年），字伯颍，亦字远村，清代安徽省凤阳府怀远县人。为清季末叶本县重要历史名人、诗人、高级官员之一。祖籍福建莆田，明末因避沿海倭寇之乱而迁至凤阳，后迁至怀远。数代书香门第，所谓“九龙世泽”。祖父晋奎公，以萃科官贵州司马，品学兼优，素为乡里称颂，文章锦绣，收载《本朝百二名家集》，事迹见诸《皇朝经世文编·循吏传》，著有《洗蓬仙馆诗·文集》等。父名士佑，庠生，淡泊明志，隐逸不仕，生平著有《绵汾潇湘诗赋》等。

家世及生平事迹

远村幼小时，家道已中落，晋奎公庭训极严，士佑课子亦勤，十年寒窗苦读，终登科第。兄弟五人，排行老大（二弟不详），三弟之牧、四弟之盛、五弟之沆。训育诸弟，赖以栽培成长。远村自幼，聪颖过人，向有“神童”之誉。五岁曾作《咏桂》五绝诗，闾里称奇。而家贫少食，严冬苦寒，素无棉鞋可着，深夜攻读，孤灯如豆，双足置于麦糠中以代取暖，除夕大年之夜，闻四邻炮竹声响，惊问：“何以放炮？”家人答以“今乃大年三十之夜！”苦学勤奋如此，可谓“寒尽不知年！”远村成长所处时代，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前叶，正是-不安之世，外有帝国主义侵扰，虎视鹰瞵；内有太平军、捻军农民起义及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举事等。由于当时形势需要和清廷统治阶级利益的驱使，他不得不脱去文职官服，换上戎装，挥戈上阵去参与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他由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江南试发解，二十五年（1845年），联捷进士。二十七年（1847年）翰林。咸丰二年（1852年），大考二等充顺天乡试同考官。咸丰六年（1856年），记名御史，累迁刑科、户科掌印给事中。咸丰十年（1860年），补援江西道监察御史，后转京畿道监察御史。同治元年（1862年），是他军旅生涯的开始，军事运筹之学，受之于徐士芬侍郎。其时，正是陕西、甘肃回民起义的高潮，以马化龙（注3）、任武（注4）为首的回民起义军；陈得才（注5）为首的太平军；张宗禹（注6）为首的西捻军等风起云涌，史称“捻回合势”，席卷整个西北大地，锐不可当。清政府仓惶应战，疲于奔命。在陕、甘任总督的是杨岳斌（即杨载福）（注7），腐败无能，因克扣军饷，群怨沸腾，兵无斗志，被回民起义军围困于野牛寺峡，引起军中哗变。远村时任代理总督（因杨去巩昌阅兵未在军中），他甘冒锋刃，领阵在前。而标兵迟迥不进，罢战不发，形势十分危急。当此千钧一发之际，远村奋而疾呼：“……所欠众人薪饷一应照发，不差分文，不足之处，当以我之奉银补给。但你们不能误国，误国大事，要依法制裁的……”众人闻听之后，深为感动，从而士气复振，执戈奋起。远村首当其冲，往返驰突，浴血奋战，突出重围，免遭全军覆没，挽回了这场危机，平服了军中哗变。后湘军将领鲍超来援，共商攻略，始克阶城，俘获启王、蔡某等。穆图善（注8）代奏其功，授按察使、布政使等。继而太平军包围西和，远村率军解西和、凤上等三城之围，复趁势克三岔等战略要点，因功奉旨赏戴花翎。　　

此刻国内形势混乱，百般复杂，清政府十分狼狈，不仅对内要镇压太平军、捻军、回民起义军，而且还要应付在新疆境内的一支阿古柏（注9）的外来侵略军。同治三年（1864年），阿古柏奉浩罕汗国封建主的派遣，以“帕夏”的身份（即陆军总司令），于次年（1865年）入侵了我国的新疆，策动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叛离祖国。短短数年，侵占了新疆南路七城，并勾结了俄、英等帝国主义者，妄图建立所谓“哲德莎尔”王国（注10），以此为基地，企图继续南侵，图谋侵吞整个中国大西北。一时妖氛所及拔木略地，其影响波及数省。陕、甘正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势下，民族危机十分严重。迫使清廷不得不加强大西北军事实力的防务。同治六年（1867年），特派遣了将军左宗棠（注11），率湘军前往陕甘继任总督，进行军事镇压。同治九年（1870年），迫使马化龙等回民起义军献出中心根据地金积堡，投降了清政。1876年至1878年，仅三年时间，在左的指挥下，赶走了全部阿古柏的侵略军，收复了所有的新疆失地。这位可耻的所谓“总司令”，终于倒在中国人民的脚下，以自杀替代了“美梦”，落得个可耻的下场。　　在左公履新接任陕甘总督与远村共事期间，曾发生过这样一段互不愉快的小插曲，终成了远村就此“下台”的关键。左公曾介绍一位道员来此补缺，远村胞侄林介藩任收发之职，示意向对方索取“门包”（即索贿）。该道员认为，左公是平乱有功的显赫“红人”，我是他的荐举，自恃后台过“硬”，一度相持不下，后来也只好“入山随俗”。林介藩才将公文呈献其叔，例行公事，算是到任补了缺。远村胸怀坦直，蒙在“鼓”里，毫未察知其间奥秘。道员既是上级荐举的亲信，势必回禀原委，左公未免怏怏不悦，耿耿于怀。故左宗棠二次去西北视察时，按常例，理应下榻“总督官署”，但却寄寓道员衙门，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时不多久，远村即奉命调京另用。始结束了他十多年军旅征战生涯。离任时，将自己积蓄的俸养，大部充当军饷和赈灾之用（时值西北大旱）。人民感其德，拦道泣送，依依告别。在京时，相国李鸿藻（注12）知其贤能，密保他为弘德殿行走，远村以衰病辞谢。　　

光绪元年（1875年），充任湖北乡试提调、布政使等。不久，亦以宿疾发病为由，决意乞身“解组”回里，但心境不无苍凉。宦海浮沉了三十一年，倦游归来，感慨系之……这可以从他的一首“七律”诗中，很能道出当时的心情：“虎豹丛中寄一官，风尘未息敢偷安，家山梅鹤留传久，圣世云龙报称难。陇树秦亭犹惨澹，琼楼玉宇总高寒。结庐梦到荆涂麓，烟水茫茫隐钓竿。”深刻体会到上管官场复杂而严酷的斗争，如寄身“虎豹丛中”一样。“圣世云龙报称难”，“琼楼玉宇总高寒”，失意之余，做梦也常常想到在荆涂山麓安个家，学做严子陵那样的隐逸生活，烟水茫茫之中，在水边钓钓鱼去吧！远村解甲归田的时间，是在他六十四岁左右。李鸿章(注13)仰慕鸿才，特聘来合肥一带为庠贡诸生授教，晚年相继主讲于庐阳、赓阳等书院。江淮名士，多有交游，培养了众多的人才。李氏怜他晚年无子（原配夫人尹氏，早卒，曾过继其侄介祚、介渠为子），特将女儿的年轻婢女遣送给他侍奉生活，后来终成了侍妾，生了两个儿子，即介淝、介淠。　　

远村的主要建树，在于文化方面的成就。著述大多散佚，刊刻行世的有《荆居书屋诗集》、《荆居书屋文集》各一卷。《春明馆赋稿》四卷，《觉世经解》及与其侄合著《三元合稿》等。启蒙读物有《养蒙金鉴》上下二册，该书多为采摘古代名贤幼小刻苦研学终成名家的事迹，按历史序列汇而成集。顾名思义，“养蒙金鉴”即是培养学童启蒙的一面“宝镜”。他在回乡后的第四年（光绪四年，即1878年），被聘摄纂重修《安徽通志》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隐居乡里后，举止闲适，纵情荆涂山水，泉林竹石，诗酒书画以自娱。和睦邻里，为人排忧解难，扶贫济危，不以显贵骄人。闾里父老，亦报以长者敬尊。他诗宗李、杜，书法二王，为我们留下众人熟知的《涂山怀古》和上引的“七律”，原涂山禹王殿大禹神坛两侧木制巨联：“清浊二仪还高下，万国衣冠拜冕旒”即为其所书。笔力遒劲，结体开阔雄健，是不可多得的书法艺术品。可惜他留下仅此一件文物，亦在“十年浩劫”中毁弃无存了。为官时，共写了三十四册《日记》，即使公务繁忙，军旅倥偬，亦未间断，是在官场耳闻目见，亲身经历的记录，也是近百年来宝贵的历史文献。这批《日记》，远村去世后，统由其侄介弼收藏。介弼去京为官，交由林佩贤保管在荆居书屋之中。佩贤死后，族中之人好奇传看，适逢光绪二十四年大水遭遇损失，只余下十六册，逐渐流传散失。　　

荆居书屋，是远村的个人书斋，名为书屋，实为数间两层的“藏书楼”，是为官数十年俸禄剩余的唯一财产。小楼上下，满是宦游时购置的古今图书，其中不乏珍、善名本，名人书画等。自四个儿子分产时，相互均分，争闹不休。除大儿媳孙氏深明大义，尚能按翁公遗嘱，每年夏秋晾晒，其他妯娌，都不知先人遗泽之宝贵，任意丢弃、变卖、剪裁，加之水火灾害、兵燹战乱等，直至抗日战争怀远沦陷，最后一次更加彻底的荡尽。林氏自晋奎公始，士佑、远村，祖孙三代，都是嗜书如宝，不惜重金，广为罗致的“好书狂”。　　

关于他的生、卒年问题，有关资料尚未统一。林介弼称他卒年七十三岁，是可信的。笔者初步认为他的生年，可能在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卒年大约在光绪十年（1884年）。因他在光绪十年春，还在为本县姻亲宋姓撰写“宋母汪太宜人六旬荣寿序”（文见民国元年辛亥《重修怀远宋氏宗谱》卷十二）。而在光绪十三年十月林介弼已在著文为他作死后纪念了。　　

人物评价

林氏的一生，是在时代的“峥嵘岁月”中度过的。他曾为维护清廷的统治，参与了镇压太平军、捻军、少数民族起义等，阻碍了历史的前进；但他也曾积极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0、反对帝国主义入侵，这在某种意义上，又推动了历史的进程。他的思想主流，是保守的，反对革新，具有浓厚的封建道统色彩。在其成就上，除著述外，且还积极参与省级地方史志的编修（修成《安徽通志》）、为乡里树立了良好的文风、学风，发扬传统文明，继承理学，培植众多人才。故其姻表兄杨寿宝（鹤卿），在为远村悼念的挽联中写道：英年射策(注14)，中年开藩，老去喜谈经。　　

方欣化雨盈门，淝北淮西同乐育。　　

劝善如登，怜才若渴，诲人尤不倦。　　

何意秋风负杖，山颓木坏起悲歌。　　

挽联概括了他生平与事迹。死后追授荣禄大夫，葬于凤阳七山凹西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