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悝

李悝（公元前455—前395年），嬴姓，李氏，名悝，魏都安邑（今山西夏县）人。战国时期魏国大臣、政治改革家，法家重要代表人物。

早年师从子夏，魏文侯以为相国，主持变法事宜。经济上，推行“尽地力”和“善平籴”的政策，鼓励农民精耕细作，增强产量。国家在丰年以平价购买余粮，荒年以平价售出，以平粮价；主张同时播种多种粮食作物，以防灾荒。政治上，实行法治，废除维护贵族特权的世卿世禄制，奖励有功国家的人，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强国。汇集当时各国法律编成《法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法典，现已失传。其“重农”与“法治”结合的思想对商鞅、韩非影响极大。

人物生平

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法律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不法古，不循今”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法、术、势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法家思想和当代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这点应该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利用。

主要成就

政治

选贤任能，赏罚严明。李悝主张废止世袭贵族特权，提出“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的名言。李悝将无功而食禄者称为淫民，要“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腐朽落后的世袭制度的挑战。由于废除世袭制度，一批于国家无用且有害的特权阶层的人物被赶出政治舞台，一些出身于一般地主阶层的人，可因战功或因其才能而跻身政界，此举实际开创了地主阶级对奴隶主贵族的斗争，为以后封建制代替奴隶制开辟道路。这样改革的结果，大大削弱了魏国的“世卿世禄”制度，以后的封君在封国食邑内没有治民之权，只衣食租税；官吏制度有所改善，政治情况较好。

经济

经济上，主要实行“尽地力”、“平籴法”（《汉书·食货志》有较详细的记载）。简单说来，尽地力就是统一分配农民耕地，督促农民勤于耕作，增加生产。平籴法是国家在丰收时平价收购粮食储存，发生饥荒时又平价卖给农民，取有余以补不足，以防谷物甚贵而扰民，或甚贱而伤农。此法的实行，极大地促进了魏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使魏国因此而富强。

李悝以为“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还要“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有赏有罚，唯才是用，这是战国时甚为流行的法家主张，当时不少国家都因贯彻这些主张走向富强。

在经济策略方面，尽地力之教是李悝的主要主张。他认为田地的收成和为此付出的劳动成正比，“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又认为粮贵则对士民工商不利，谷贱则伤农，善治国者必须兼顾士民工商和农民双方的利益。他指出五口之家的小农，每年除衣食、租税和祭祀等开支外，还亏空四百五十钱，这就是农民生活贫困和不安心于田亩的原因。他针对此情况作平籴法，即将丰年分成大熟、中熟、小熟三个等级，按比例向农民籴粮；把荒年也分成大饥、中饥和小饥，在大饥之年把大熟之年所籴的粮食发放给农民，其余则类推。这样可使饥岁的粮价不致猛涨，农民也不会因此而逃亡或流散。由于能“取有余以补不足”，“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尽地力”是一种“重农政策”。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 ，他计算说：一百平方里之内，有土地九万顷，除了山泽人居占三分之一之外，可开田地六万顷，“治田勤谨，则亩益（增产）三斗，不勤，则损（减产）亦如之。”这就是说，百里之地，每年的产量，由于勤与不勤，或增产一百八十万石，或减产一百八十万石。此数字关系重大，因此必须鼓励农民生产。

法律

李悝为了进一步实行变法，巩固变法成果，汇集各国刑典，著成《法经》一书，通

过魏文侯予以公布，使之成为法律，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和保护变法，固定封建法权。

《法经》分6篇，为《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律》和《具律》。《晋书·刑法志》曰：李悝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域、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

《法经》的编订，是李悝在法律制度方面作出的重大贡献。春秋末年，晋、郑诸国作刑鼎或刑书，以公布新的法律条文。到战国时，随着历史条件的改变，出现了更多的新的成文法典。李悝“撰次诸国法”，修订出《法经》六篇，包括盗、贼、囚、捕、杂、具。盗是指侵犯财产的犯罪活动，大盗则戍为守卒，重者要处死。窥宫者和拾遗者要受膑、刖之刑，表明即使仅有侵占他人财物的动机，也仍构成犯罪行为。贼律是对有关杀人、伤人罪的处洽条文，其中规定，杀一人者死，并籍没其家和妻家：杀二人者，还要籍没其母家。囚、捕两篇是有关劾捕盗贼的律文。杂律内容包罗尤广，包括以下几类：①淫禁。禁止夫有二妻或妻有外夫。③狡禁。有关盗窃符玺及议论国家法令的罪行。③城禁。禁止人民越城的规定。④嬉禁。关于赌博的禁令。⑤徒禁。禁止人民群聚的禁令。⑥金禁。有关官吏贪污受贿的禁令。如规定丞相受贿，其左右要伏诛，犀首以下受贿的要处死。具律是《法经》的总则和序例。《法经》出现后，魏国一直沿用，后由商鞅带往秦国，秦律即从《法经》脱胎而成，汉律又承袭秦律，故《法经》在中国古代法律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农业

李悝是重农主义的开山祖，他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使魏国因而富强。李悝的尽地力之教究竟如何，已不可详，只能从《汉书》 “食货志”的记载略窥梗概。他指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居邑叁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矣。”

农夫因为始终无法摆脱贫困的生活而有怠耕的现象，造成粮食的减产，粮价因而上扬。然而“耀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对于统治者来说，“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也以，“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

重农主义在商鞅手中达到了极致，他承继了李悝的办法而加以扩大，他体认到“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而且“农少、商多”的结果是“贵人贫、商贫、农贫”，因而极力抑制末业(特别是商业)，而使游食者群趋于农，以达到“搏以于农”、“壹民于农的”的目的。史载商鞅的变法令云：

“大小戳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以免役的方式来奖励耕织，并以收为官奴的方法惩罚工商和怠惰贫穷的人。行之十年，家给人足。为了达到地尽其利，乃“开阡陌封疆”以拓展耕地，任民自耕。此举使土地私有制得到法理的承认，宣布旧田制的终结，而造就了秦国的富强。兵法说“带甲数十万，民有余粮弗得食也。”无论是经由重商或重农而求得国家富强，都必须在统治者的掌握中才能发挥效用。所以统治者在求国力整体富厚的同时，也都进行积聚。戎王闻秦缪公贤，使由余观秦，秦缪公示以宫室积聚。秦缪公号为贤主，尚且如此，中人以下，更无足数。战国时代，各国之积聚以粟为主。苏秦说齐宣王曰：“齐粟如邱山”；说楚威王、赵肃侯、燕文侯皆曰：“粟支十年”。积聚的结果，当然加重人民的负担。由余在看了秦缪公的宫室积聚后，感慨地说：“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田制与赋税改革后，地租由提供劳役（助、藉）改征实物（履亩而税、租禾），“相地而衰征”的结果，虽有使税负公平的作用，却也使税率超脱了原有的限制。鲁哀公喟欢“二，吾犹不足”，这“二”即便不是十分之二，也必定比什一要来得重。春秋晚年齐国的情况是：“民叁其力，二人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晋国也是“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馑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魏文侯更坦白地指出：“今户口不加，而租入岁倍，此由多课也。”

因此，列国争胜局面下的求富，是富了国君而农民依然贫苦，上下之间分配的不均益趋严重，求均的呼声乃应时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