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述

崔述，字武承，号东壁，直隶大名府魏县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举人。历任上杭 罗源知县等。清朝著名的辨伪学者。著作由门人陈履和汇刻为《东壁遗书》，内以《考信录》三十二卷最令学者注目。他发愤自励，专心撰写《考信录》。嘉庆十九年（1814年），该书完稿。翌年，崔述不顾年老多疾，自己修订了全集88卷总目。9月22日，又将自己的书装为九函，并留下遗嘱。二十一年二月，崔述去世，享年77岁。

史传记载

清史稿 卷四百八十二 列传二百六十九

崔述，字武承，魏县人。乾隆二十七年举人，选福建罗源县知县。武弁多藉海盗邀功，诬商船为盗，述平反之。未几，投效归。著书三十馀种，而《考信录》一书，尤生平心力所专注。凡《考古提要》二卷，《上古考信录》二卷，《唐虞考信录》四卷，《夏商考信录》四卷，《丰镐考信录》八卷，《丰镐别录》三卷，《洙泗考信录》四卷，《洙泗馀录》三卷，《孟子事实录》二卷，《考古续说》二卷，《附录》二卷。又有《王政三大典考》三卷，《读风偶识》四卷，《尚书辨伪》二卷，《论语馀说》一卷，《读经馀论》二卷，名《考古异录》。

其著书大旨，谓不以传注杂於经，不以诸子百家杂於传注。以经为主，传注之合於经者著之，不合者辨之，异说不经之言，则辟其谬而削之。如谓《易传》仅溯至伏羲，《春秋传》仅溯至黄帝，不应后人所知反多於古人。凡《纬书》所言十纪，《史》所云天皇、地皇、人皇，皆妄也。谓战国杨、墨横议，常非尧、舜，薄汤、武，以快其私。毁尧则讬诸许由，毁禹则讬诸子高，毁孔子则讬诸老聃，毁武王则讬诸伯夷。太史公尊黄、老，故好采异端杂说，学者但当信《论》、《孟》，不当信《史记》。谓夏、商、周末有号为某公者，公亶父相连成文，犹所谓公刘也。“古公亶父”，犹言“昔公亶父”也。谓匡为宋邑，似畏匡、过宋本一事，“匡人其如予何”、“桓魋其如予何”，似一时一事之言，记者小异耳。其说皆为有见。

述之为学，考据详明如汉儒，而未尝墨守旧说而不求其心之安；辨析精其微如宋儒，而未尝空谈虚理而不核乎事之实。然勇於自信，任意轩轾者亦多。他著有《易卦图说》一卷，《五服异同汇考》三卷，《大名水道考》一卷，《闻见杂记》四卷，《知味录》二卷，《知非集》三卷，《无闻集》五卷，《小草集》五卷。嘉庆二十一年，卒。年七十七。

父元森，治朱子之学。先生幼承父学，父语之曰：“尔知吾名汝之故乎？吾素有志于明道经世，欲尔述吾志耳！”年十四，即泛览群书，里人惊为奇才。时漳决城环，转徙流连，衣敝粮罄，诵读不辍。乾隆壬午举于乡，嘉庆初，选授福建罗源县知县。武弁多藉海寇邀功，诬商船为盗，先生屡平反之；于是奸徒控其擅释巨盗；台使者故知先生，得免议。旋调署上杭县，县饶关税，宦闽者视为利薮，先生则以关税所余数千金，解充缉盗公费，日食蔬饮粥。继复反任罗源，邑人迎者万余人；乃革弊俗，修文庙，课堵土讲学，日昃不遑。嘉庆六年，老病乞休。既归。往来河北，以著述自娱。

先生之学，考据详明如汉儒，而未尝墨守旧说而不求其心之安；辨析精微如宋儒，而未尝空谈虚理而不核乎事之实。其所著书有《考古提要》二卷，《上古考信录》二卷，《唐虞考信录》四卷，《夏商考信录》各二卷，《丰镐考信录》八卷，《别录》三卷，《洙泗考信录》四卷，《余录》三卷，《孟子事实录》二卷，《考古续说》二卷，《附录》二卷，是为《崔氏考信录》。其自叙曰：“述自读书以来，奉先人之教，不以传注杂于经，不以诸子百家杂于经传。久之，始觉传注所言，有不尽合于经者；百家所言，往往有与经相背者；于是历考其事，汇而编之，以经为主，传注之与经合者则著之，不合者则辨之；而异端小说不经之言，则辟其谬而删削之。题曰《考信录》。”其与《考信录》相辅者，别有《王政三大典考》三卷，《读风偶识》四卷，《尚书辨伪》二卷，《论语馀说》一卷，《读经馀论》二卷，《五服异同汇考》三卷，《易卦图说》一卷，《与翼录》十二卷，惟《春秋类编》四卷未成。

先生尝自述其著书之旨曰：“古人之学贵精，后人之学贵博，故世益古则取舍益慎，世益晚则采择益淆。而文人学士又好议论古人是非，而不复考其事之虚实，不知虚实既明，则得失是非昭然不爽。故今为《考信录》，专以辨其虚实为先务。凡无从考证者，辄以不知置之，宁缺所疑，不敢妄言以惑世。若摘发古人之误，则必抉其致误之由，使经传之文不致终晦。”至其书之凡例，则见于《考古提要》中，其言曰：“汉初传经，各有师承，传闻异词，不归于一，于战国处士说客之言，难于检核，流传既久，学者习熟见闻，不复考其所本，但以为汉儒近古，其言必有所本。近世诸儒，类多掇拾陈言，盛谈心性，以为道学，而于唐虞三代之事罕所究心；复参以禅学，自谓明心见性，反以经传为肤末；而向来所沿之误，遂莫复过问。而浅学之士，一语一言，必据秦汉之书；见有驳其失者，则攘臂而争，但殉其名，莫穷其实；故舛误乖剌，罔可诘穷。”又谓：“凡人多所见则少所误，少所见则多所误。而凡人之情，好以己度人，以今度古，以不肖度圣贤；至于贫富贵贱，南北水陆，通都僻壤，亦莫不在相度；往往径庭悬隔，而其人终不自知，故以战国秦汉之人，言唐虞三代之事，有移甲为乙者，有以今度古者。加以战国之时，说客辩土往往借物以寓意，后世以虚言为实事，笃信不疑，故有古有是语未必有是事者，如《列女传》采漆室之女是也。亦有古有是语而相沿失其真解者，如以羲和日驭为御车之御是也。非惟秦汉之事多误也，即近代之书，述近代之事，其误者亦复甚多。举是以推，则古书所纪圣贤之事，其有年世不符者，均不可尽凭。又非惟汉儒多信战国策士寓言也，即前人所言，本系实事，而递传既久，因以致误。举是以推则古史既亡，若仅据传记，古人之受诬者岂可胜道？盖传记之文，有传闻异词而致误者，有记忆失真而致误者，有两人分言而不能悉符者，有数人递传而失其本意者，又有因传闻异传遂误而两载者。后人之书，又往往因前人小失，巧为曲全，互相附会，以致大谬于事理。学者不察其致误之由，遂信其说为固然，不敢少异，良可叹也！”又谓：“二帝三王，去今甚远，言语不同，名物各别；且易竹而纸，易篆而隶，递相传写，岂能一一得其真？故汉人说经，多出于意度；汉代以后，兼从事于作伪，致帝王圣贤之行事为异说所诬淆；虽有聪明俊伟之才，亦俯首帖耳，莫敢异词。故辨异端于战国之时易，辨异端于两汉之世难，辨异端于唐宋之世尤难中之难。盖人之信伪也久矣，但震其名而不复察其是非。此考信所由难也。”复谓：“经传之文，贤哲之语，亦往往过其实；学者惟当求其意旨所在，不必泥词而害意。况传虽美不可合于经，记虽美不可齐于经；后世废经而崇记，故古制杂乱不可考，本末颠倒，于斯而极。”——此皆阐前人所未发。

先生卒于嘉庆二十一年，年七十有七。弟子陈履和刻其遗书。日本人那珂通世复刊其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