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韬·文韬·盈虚》记载了太公答文王关于国家兴衰治乱的原因之问，表述了太公重人事、轻天命的思想。文王问太公：天下纷杂熙攘，有时盛，有时衰，有时安，有时乱，其缘故是什么?是由于君主贤明与不肖所致呢?还是因为天命变化、自然递嬗的结果呢? 太公说：君主不贤，则国家危亡而民众变乱；君主贤明，则国家安定而民众顺服。所以，国家的福祸在于君主的贤与不贤，而不在天命的变化。 “祸福在君，不在天时”的回答，从根本上明确了国家盛衰强弱与君主的直接关系。但国君治国应当怎样趋福避祸，以求“国安民治”呢? 太公举古帝王为例，阐述了他的治官化民之政。他说：帝尧治天下时，不用金银珠玉作饰品，不穿锦绣华丽的衣服，不观赏珍贵奇异的物品，不珍视古玩宝器，不听淫佚的音乐，不粉饰、雕镂墙屋。以鹿皮御寒，用粗布蔽体，吃粗粮饭，喝野菜汤。不因征发劳役而耽误民众耕织。约束自己的奢望，抑制自己的贪欲，以清静无为寡欲之道治理国家。对官吏中那些忠正守法的就升迁其爵位，廉洁爱民的就增加其俸禄。民众中孝敬长者、慈爱晚辈的给予敬重，尽力农桑的予以慰勉。区别善恶贤愚，表彰善良人家。提倡心志公平，端正品德节操，用法制禁止邪恶诈伪。对即使是自己所厌恶的人，只要他建立功勋也必须予以奖赏；对自己所亲爱的人，如果他犯有罪行也一定进行惩罚。赡养鳏寡孤独，赈济遭受天灾人祸之家。帝尧自己的生活十分俭朴，轻收赋税，少征劳役。因而天下民众都富足安乐而无饥寒之色，所以百姓万民都拥戴他…… 这段话着重强调了国君自奉要薄，奖赏孝敬老人、慈爱少幼、尽力农桑的民众，尊宠忠正奉法、廉洁爱民的官吏，修法督奸，赏信罚必，以万民富乐无饥寒之色为期等正身、饬官、化民之道，其中“削心约志”、饬官正吏、劝励民众是要中之要。 为了趋福避祸，贤明君主必须务君主所当务。君主坚持务君主所当务而不怠，就必然会得到“主尊人安”的效果。主尊人安正是国君努力以趋的目标。《六韬·文韬·国务》记载了太公告文王的国君“为国之大务”，欲使文王致“主尊人安”的功效。 文王问太公：请告诉我治国安民的根本要务，要使君主受尊崇，民众得安宁，该怎么办?太公回答：唯爱民而已。文王问：应当怎样爱民?太公回答：要给予民众利益而不损害他们的利益；帮民众成就其事业而不败坏他们的事业；保护民众生存而不无辜杀害他们；给予民众实惠而不掠夺侵占其所有；使民众安乐而不要让他们蒙受痛苦；让民众喜悦而不要激起他们的愤怒。文王说：请解释一下其中的道理。太公回答：使民众不失职业，就是给他们利益；不耽误农时，就是成就了民众的事业；减省刑罚，就是保护了民众的生存；轻征薄敛，就是给予民众实惠；少建宫室台榭，就是使民众安乐；官吏清廉不盘剥苛扰，就是让民众喜悦。反之，使民众失去职业，就是损害了他们的利益；耽误农时，就是败废民众的事业；民众无罪而妄加惩罚，就是杀害他们；横征暴敛，就是对民众的掠夺；大兴土木而消耗民力，就会增加民众的痛苦；官吏贪婪苛扰，就会激起民众的愤怒。所以善于治国理民的君主，统驭民众像父母爱护子女、兄长爱护弟妹那样，看到他们饥寒就为他们忧虑，看到他们劳苦就为他们悲伤，对他们施加赏罚像自身受赏罚，向他们征收赋税就如同夺取自己的财物。这些就是爱民的道理。 太公所说“爱民的道理”，自然就是贤君“为国之大务”，也就是“国务”了。君主以务此“国务”而治国，则可趋福避祸，则可“主尊人安”。其实，太公所说的“国之大务”亦即“主尊人安”之道，都出于他“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的思想，出于他的治国以仁、德、义、道的思想。君主以此种思想治国，必先以此种思想修身，即依礼法规范言行，明视听扩大圣明，是贤明君主应当具备的个人素质。《文韬·大礼》记载了太公所教文王的“主位”“主听”“主明”之道，为君主树立起了修养标准和行为规范。 文王问：身居君主之位，应该怎样? 太公答：应该安详稳重而沉着清静，柔和节制而胸有成竹，善于施恩而不与民争利，虚心静气而公道无私，处理事务公平正直。文王问：君主应该怎样倾听意见? 太公答：不可轻率地接受，也不可粗暴地拒绝。轻率接受就容易丧失主见，粗暴拒绝就会闭塞言路。君主要像高山那样使人仰慕不已，要像渊海那样使人莫测其深。神圣英明的君主之德，就是清静公正达到极点。文王问：君主怎样才能做到洞察一切呢? 太公答：眼睛贵在明察事物，耳朵贵在敏听意见，头脑贵在思虑周详。依靠天下所有人的眼睛去观察事物，就能无所不见；利用天下所有人的耳朵去倾听意见，就能无所不闻；凭借天下所有人的头脑去思考问题，就能无所不知。四面八方的情况都汇集到君主面前，君主自然就能洞察一切而不受蒙蔽了。 总之，国君治国理民，以“国安而民治”为福，而以“国危而民乱”为祸。国君治国，无不欲趋福而避祸，但只有贤圣之君才能趋福而避祸。作为国君，在行仁爱、行恩德、行道义、行王道的前提下，要做到正身、饬官、化民，并具备君主应该具备的品德修养和行为规范，方可称为贤圣之君，具备趋福避祸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