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所及而研究兴起。所以对于姜太公思想及其事功的研究，应该从西周时期就开始了。太公以“实缮”黄帝之法而形成的“取天下及军旅之事”的大经大法，在太公当世即被周朝史官镂于金版，得以典传下来。在桓、管称霸时，流传渐广。这就是《金版六》即太公用以灭商兴周的方略。至周武王去世，周公辅佐成王，太公和吕伋平三监和淮夷之乱以后，周王朝开始了“成康之世”。其时，周公以“次序官政”和制礼作乐喧夺了对太公思想应有的重视。因而到康王末年和昭王初年，渐见“王道微缺”之兆。至周穆王临朝，“王道衰微”“文武之道缺”已成为王朝安定的威胁。于是穆王不得不命太公的族人吕侯为王官，“作修刑辟”，而称《吕刑》或称《甫刑》。《吕刑》实由“祖述”伯夷刑典、“宪章”太公法制，因时制宜、沿革损益而成的成文法典。因为太公佐文武制定了西周王朝的整套制度，所以《吕刑》的修订和颁行，再次兴起了对太公思想的研究，是必然的。周宣王即位，推进了这一研究活动，因而王朝又显现出崭新的气象。 “太公退，又行之于齐”(《汉书·食货志》。)。太公封齐建国，其行之于齐的当然不止于他的经济方针，而是整套的富民强国之道。齐人奉太公的富强之道为“国本”。管仲相桓公，继承太公之业，把对太公思想及其事功的研究推向新高潮，因而盛为五霸之首。晏婴、田穰苴及田齐诸王，无不遵行太公之道，实行太公之治，继承和研究并行，故能长盛不衰。孙武及其高祖孙书、晚辈孙膑，都和田穰苴一样，以世代研究和继承太公的政治思想及兵战思想而成为古代著名的军事家。 周王朝的建立和齐国的兴起，使对太公思想及其事功的研究遍及列国。吴公子季札称颂太公表率东海而创立泱泱大国之风，致使齐国前途不可限量。孔子则称道太公功在兼济天下而非许由独善其身者可比。没有研究就没有结论。所以季子和孔子的赞美， 都是研究者的结论。两姓齐国迄于田齐威王和宣王近800年的长盛不衰，是齐人继承和发展太公“国本”的结果，也就是研究和光扬太公思想及其事功的结果，齐湣王的败灭则是违背太公思想使然。 稷下学风兴起，诸子百家进一步阐明了太公的“微言大义”，从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到法制思想及军事战略战术思想，从不同角度，用不同观点，于方方面面加以探讨和阐发，首先为威王、宣王提供了许多富强的成法和参照，同时也遗于汉唐的明君贤相以富国强兵的借鉴和师法。稷下诸子对太公思想的引申阐发和争鸣，是以研究为前提的; 西汉御史大夫等对太公思想及事功的师承和发扬，是以研究为前提的; 房玄龄、李靖、唐太宗等人对太公思想及其事功的探讨和继承，也是以研究为前提的。唐代以后，许多关于太公的兵学论著纷出，同样是以研究太公的政治、军事思想为前提的。由此可见，自西周迄于近代和现代，太公思想及其事功的研究，一贯于中国历史的古今。 这样一个影响深远的人物，在历史的流传中，在文艺作品中、传说故事里、戏剧舞台上被塑造为多种艺术形象，从不同角度反映姜太公的大智大勇、大圣大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