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代迄于汉魏，被称为“国体”家的有二人，太公是其一。所谓“国体”家，就是德、法、术“三材”皆备的政治家。施德治以昌国，行仁政以安民，太公是周公、孔子的启迪者；“建法立制，强国富人”，太公是桓公、管仲的前圣；“思通道化，策谋奇妙”，太公又是范蠡、张良的先师。周公、孔子倡导仁德，桓公、管仲盛为首霸，范蠡兴越，张良安汉，太公则兼众之长而被称为“国体”，故能先后兴周兴齐，故能继伊尹之后完成了三代历史上“应天顺人”的“汤武革命”。《人物志·流业》：“兼有三材，三材皆备：其德足以厉风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术足以谋庙胜，是谓国体。伊尹、吕望是也。” “三材”缺一者不能称之为“国体”。《史记·齐太公世家》：“以太公之圣，建国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作为一个政治家，太公的圣明，取决于他的“三材皆备”，而太公“国本”的建立，则是以他“兼有三材”的思想为基础。桓公、管仲以继承太公的国本而致五霸之盛，故称“修善政”，从而使“前圣”“后盛”一脉相承。 太公德、 法、术“三材”兼具的素质和能力源于他的“修道术”。何谓修道术?“人功和天地参合，助成天地所生，才有道术可言。” (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齐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这是对“修道术”的简明释义，而修道术的核心是“仁爱”，是仁政，则是对太公修道术的最精要的归纳和总结。因为，天生万物，地长万物，天地生长万物，是仁爱的体现。所以，从助成天地生长之功的思想而产生了仁人爱物的思想，从仁人爱物的思想而产生了仁政和德治的治术，是太公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辩证统一的必然结果。由此可见，太公由修行道术而形成的仁爱思想，由仁爱思想而产生的仁德政治，由仁德政治和“三材皆备”的个人素质而形成的文德武功，是其思想学说产生发展的必然产物。换句话说，太公的思想学说、治道治绩，其产生发展的脉络是很清楚的，先后都有着必然的因果联系而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因此，太公仁人爱物的哲学思想，因俗简礼的民本思想，富民强国的经济思想，尊贤尚功的政治思想，文武兼用的军事思想以及礼刑并用的法制思想，都如木有其本，水有其源。而它们的本源便是修道术。 仁人就是爱人，也是爱人的人。行政理民本于爱人，便是以人为本的思想。所以人本是太公政治思想的基础。人本的核心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基于这一核心，太公强调君主必须实行仁、德、义、道的政治，才能取天下、守天下。君主同天下人分享天下之利而不独擅其利的，叫做仁；能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的，叫做德；和天下人同忧乐、同好恶的，叫做义；能为民开辟生财致利之道的，叫做富民有道。太公仁人利物的政治思想实即以天下为公的“官天下”思想。 “因俗简礼”是太公独具特色的治国安民之道。而因俗顺民是太公人本思想的根本体现。太公世代是东夷齐地的土著。东夷齐地有“君子国”的称号。太公继承了先祖的德泽，也通熟故乡的礼俗。因此，出于“因循为用”的务实思想，太公封齐建国，即行因俗简礼之政。因俗就是顺民，简礼则首先实行简易政治。因俗顺民，故有“下令如流水之原”的成就；实行简易政治，“平易近民”，故有“民必归之”的功效。因而太公治齐，5个月即报政于周王朝。报政，就是政事治理情况的报捷。 仁政的核心是爱民。爱民的首务是富民。富民是强国的基础。因此他作出了能富民才是行仁政而“不富无以为仁”的结论。太公兴周兴齐，他既有富民之道可以富民，更有富民之效可以强国。太公强调，只有“能生利者”才可能建立王道，才可能取得天下。 太公的富民之道是“共利”和“生利”两条。用通俗的说法就是开源节流。节流是实行与天下人分享天下之利，实行“共利”；杜绝君主和少数人“独擅天下之利”。开源是为民广开生财致富之源。提倡农、工、商并重，强调本、末并举，“通商工之业， 便鱼盐之利” ，促进货利往来；“劝女功，极技巧”，促使齐国冠带衣履遍销“天下”；开发山海之利，发挥地方优势，都是太公开源、“生利”之道。 太公的“共利”之道，可以限制或杜绝朝廷和官府的挥霍、贿赂及贪污之弊，以保持廉政的本色。其“生利”之道的实行，则首次打破了重“本”抑“末”的小农经济格局，首次把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有机结合在一起，并第一次树立起了经济开放的典范。 基于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而不是一人的天下的认识，则国家是万民的国家，不是一姓的国家。因此，只有调动天下人的智慧和力量来治理天下，天下才能治理好；只有调动一国人的智慧和力量来富强国家，国家才能富强起来。因此太公才能实行“尊贤智，赏有功”或称“尊贤尚功”之政。仁是亲亲，重在亲其所亲，即亲亲为首。义是合宜合理，即尊贤为次。这是周礼、鲁礼之制。太公与此相反，他以“先疏后亲，先义后仁”(《说苑·政理》。)为其尊贤尚功之道，突出了尊贤重于亲亲、任贤先于任亲的特点，突出了先公后私的务实精神。东夷齐地是五帝的故乡。太公尊贤尚功之政的实行，是以五帝“官天下”之道对三王“家天下”之道的冲击，是任人唯贤之道对任人唯亲之道的冲击。尊贤尚功是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而不计血统、宗族。以此成为齐国的政治传统， 奠定了齐国800年长盛不衰的基础，太公成为政治开放、务实的典范。 《李卫公问对·卷上》：“周《司马法》，本太公者也。”即没有太公兵法便无从产生周《司马法》。因此，黄帝创立的兵制，深奥无比，唯“太公实缮其法”，而以兴周，而以成太公兵法。再如《史记·太史公自序》所称道的“非兵不强，非德不昌”的黄帝兵法，黄帝、汤、武赖之以兴，是因为黄帝、汤、武做到了德与兵的合理运用。太公正是充实和升华了德与兵有机结合的黄帝兵法，而被称“能绍而明之”，或被称“实缮其法”。由此可见，先德后兵、兵德相辅相成的用兵之道是太公军事思想的核心。这一思想突出体现于《六韬》的《文韬》《武韬》中。太公强调“树敛”而使天下归之，亦即树立仁德政治以收揽天下人归向，实即以行得道之政而求多助之效。可知“树敛”源出“人本”思想。德兵相辅相成的思想也体现在《司马法》全书而突出在《仁本》和《天子之义》中。仁本就是以仁爱为本，也同于人本。《仁本》提倡以仁爱为宗旨的义战立场，突出了太公德兵兼用的思想。指出：作为义战，基于仁爱的宗旨，用合乎理义的方法治理国家而达不到目的，就不得不采取特殊的手段。此特殊手段即表现为战争，这就是“贤王……兴甲兵以讨伐不义”的正义战争。所以“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体现着吊民伐罪的正义性，因而上述任务便是正义战争的使命。 此外， 太公强调“国不可从外治， 军不可从中御”的重要意义，第一次提出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及立将、励军等制胜理论。 法制的合理建立和实行是令行禁止的保证。太公继承发展了其先祖“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周书·吕刑》。)的礼法之制，制礼立法，实行先礼后法、先教后刑的礼法兼用之政；他“建立法制”，无非为了“强国富人”，而兴周兴齐，无不达到了这一目的。 《礼记·杂记》：“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太公先佐文王“修德倾商”，后佐武王兴师伐纣，“迁九鼎，修周政，与天下更始。师尚父谋居多”。故汉人称太公“用能造周”。既然太公先后佐文、武创立了周王朝，则文、武一张一弛、宽严相济的治天下之道，必赖太公建立无疑。因此，《司马法·仁本》总结“贤王”礼法并用的先例说：“贤王制礼乐法度，乃作五刑，兴甲兵以讨不义。”“大刑用甲兵”，即兴师讨罪是五刑中的大刑。《司马法》总结和师法贤王的用刑，其中包括太公佐武王伐纣的先例。《汉书·刑法志》：“爱待敬而不败，德须威而久立，故制礼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这里说明了礼法兼用的必然和必需，并间接肯定了太公“一张一弛”之道的历史贡献。“自黄帝有涿鹿之战以定火灾”到“殷、周以兵定天下”之说，也同样总结了自黄帝至太公“制礼以崇敬，作刑以明威”的文德武功。 太公兴周，使“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使“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史记·周本纪》。)，是太公兴礼兴德的结果。而其“伐犬戎”“伐密须”“败耆国”到最后灭纣，则又是太公明威用刑、讨伐不义的典型。太公兴齐，因齐俗而顺齐民，但同时杀死了目无国法的狂?与华士。此外，太公实行依法“上贤”、依法“去不肖”的人才路线，实行赏必有功、罚必有罪、赏信罚义的劝惩政策。《司马法·天子之义》中“故礼与法，表里也；文与武，左右也”的说法，首先师承的应是太公礼法兼用之道。 由以上对于太公哲学思想、经济思想、政治思想、军事思想和法制思想的简述，及其韬光养晦、勤身苦志、致力兼善天下的个人素质而树起的“三材皆备”的古代政治家特有的形象，便可推知其治国治军方略的形成之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