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地理志》载：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 这里是说，齐国“尊贤智，赏有功”这一富民强国之道的实行始于太公的修道术，齐地人多好经学儒术的风尚习俗成于太公的修道术，而齐人因顾惜功名而务求进身用世及其从容宽厚、通情达理而又足智多谋的素质和风尚的形成，也归功于太公的修道术。 “道术”是治理国家、治理天下的方术，因而或称为治道或治术。《庄子·天下》篇称述“天人”“神人”“至人”和“圣人”等以修道术治国安民的“古之人”，都是从“轩、顼已下迄于尧、舜”的古代圣君。虽然《庄子》说“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但三代诸侯国君中被史家称为以修道术为治术的，唯太公一人。既然“治方术者”术多人众，但其中以修治“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之术为术的人，应是太公。“本数，仁义也；末度，名法也。夫圣人慈育，恩覃黎庶，故能明仁义以崇本，系名法以救末”。太公正是德、法、术“三材皆备”即“能明仁义以崇本，系名法以救末”的政治家。 “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是说人能配合天地生长万物的自然规律而助成其生长化育之功。而谐和天下、恩泽普施于百姓都在“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之中，即在人功和天地参合之中。标明仁义树以为本，设立法度名分附以为末，也都是“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所必行的。 天地的最大功德和根本规律就是生长万物。《易·系辞下》：“天地之大德曰生。”“德”即规律或属性。《易·乾·文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在这里，“大人”就是德高功大的人，大德至仁的人。大人德高功大的体现就是行合天地之德，亦即参合天地以人功而助成天地所生。换句话说，行合天地之德，只有参合天地以人功而助成天地所生，才能树高德、立大功，才可配称为“大人”。《易·系辞下》又说：“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天地之道是客观存在的自然之道，其以生长万物为根本属性和规律。人道与天地之道相对而言，则具有能认识天地之道和参合天地之道以成其功的能动作用。天地既然以生长为其属性和规律，人能参合天地而助成其生长化育之功，便是合理地以尽人道，即主观能动性的正确发挥，从而实现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科学的辩证统一。依此可知，这里说的“兼三才而两之”，是指人道对天地之道而言的，即所谓“对立的两面”。“两不立，则一不可见” (《正蒙·太和》。) 之说，?完全可为“兼三才而两之”之说的释义。总之，天道地道是本然之理，人尽其道是合理之事。 以上简述了修道术的意义与功效，而胡适的“人功和天地参合，助成天地所生，才有道术可言的论述”(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齐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则是对“修道术”含义的言简意赅的说明。《尚书·泰誓》：“唯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天生万物，地长万物，因此说天地为万物父母。而能参助天地生长以成其功，是人所独具的灵秀，故人为万物之灵。这仍是“三材”关系之说。从自然万物推及于百姓万民，上天矜怜万民，民意就是天意，所以万民的意愿，天必顺从。因此，参助天地成其生长之功是顺合天道，而行合民心民意，以爱民安民为务更是行合天意，合而言之就是仁人爱物。以此为政就是仁政和德治，因为仁政德治的根本体现只能是“圣人慈育”。太公辅佐武王伐罪吊民，禁暴止虐，“恭行天罚”，都是仁人爱物的体现，是《泰誓》思想的实行。可信《泰誓》作于太公。《史记·齐太公世家》：“文王崩，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业，东伐，以观诸侯集否。师行，师尚父左杖黄钺，右把白旄以誓，……还师，与太公作此《太誓》。” 修道术是为立国强国而奠基，为治术治道的根基，因此古人称之为“道基”。汉初政治家陆贾在其《新语·道基》中盛称太公的修道术：“传曰：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功德参合，而道术生焉。故曰……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养育群生，一茂一亡……故圣人怀仁仗义，分明纤微，忖度天地，危而不倾，佚而不乱者，仁义之所治也……太公自布衣升三公之位，累世享千乘之爵……以圆制规，以矩立方，圣人王世，贤者建功：汤举伊尹，周任吕望，行合天地，德配阴阳，承天诛恶，克暴除殃……” 伊尹、吕望史称伊吕。商汤举伊尹而灭夏桀以兴商，文武任太公而灭商纣以兴周，都是“行合天地，德配阴阳”的义举，因而都建立了“承天诛恶，克暴除殃”的功德，被称作“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汤武革命”(《易·革》。)。很明显，他们功德的建立，一方面在于他们的“怀仁仗义”“养育群生”，另一方面则在于他们的“以圆制规，以矩立方”，即做到了“明于本数，系于末度”的有机结合。总之是靠了其功德而参合于天生万物、地养万物的修道术。 史家称太公以修道术为经世济民之术。佐周武王作成的《泰誓》中，太公表述了他的这一思想；而在传世的《六韬》一书中，同样直接或间接地表明了太公的这一思想。《六韬·文韬·守国》：“太公曰：‘天生四时，地生万物，天下有民，仁圣牧之。故春道生，万物荣；夏道长，万物成；秋道敛，万物盈；冬道藏，万物寻。盈则藏，藏则复起，莫知所终，莫知所始。圣人配之，以为天地经纪。’” 太公指出，生长敛藏是天地四时的自然规律。天下有民亿万，唯有圣贤才能妥善治理。天地的自然规律，“圣人配之，以为天地经纪”，即只有圣人能参合效法这一规律，以作为治理天下的普遍原则。《武韬·文启》：“太公曰：‘天有常形，民有常生。与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静矣。太上因之，其次化之。夫民化而从政，是以天无为而成事，民无与而自富，此圣人之德也。’” 太公指出：天地有一定的生长敛藏规律，民众有经常从事的职业生计。君主能同民众共安生业，天下就会安定。最好的政治是应合民心进行治理，其次是宣扬政教以感化民众。民众被感化就会服从政令。所以，天地之道无为而能生长万物，民众无需施舍就可丰衣足食，这就是圣人的德治。《武韬·发启》：“太公曰：‘王其修德以下贤，惠民以观天道。天道无殃，不可先倡；人道无灾，不可先谋。必见天殃，又见人灾，乃可以谋。……行其道，道可致也；从其门，门可入也；立其礼，礼可成也；争其强，强可胜也。’” 太公把天道和人道紧密结合在一起。他要君主修德行仁，礼贤下士，施加恩惠于民众，必待天殃、人灾并见的时候，才可起而兴师问罪、拨乱反正。实行吊民伐罪之道，政治理想就可以实现；遵循正确的路线，统一天下的目标即可达到；建立适当的制度，便一定能获得成功；确立强大的优势地位，就可战胜强大的敌人。 基于修道术的政治思想，太公确立了他的“树敛”之道。树敛之道就是树立仁政德治以招揽天下人归心的治道，即仁、德、义、道结合为用的政治路线。《六韬·文韬·文师》：“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 从天下不是一人一姓独有的天下，而是天下人共有的天下这一认识出发，太公强调君主必须同天下人共享天下之利而不得独擅其利，即行仁爱；必须为天下人免死、解难、救患、济急，即施恩德；必须与天下人同忧乐、同好恶，即行道义；必须为天下人谋利益，即立王道。以此形成了兴周灭商、安齐兴齐的战略决策，建立了经世济民的历史功业。“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的理论从根本上否定了家长制、家天下的专制制度而初始树起了“天下为公”的旗帜。 总之，修道术就是以人功顺合天地生长的自然规律，而爱人、而利物，助其生长，济其成熟的治国之道。人君效法天地之道，行仁政，施德治，助万物，济民生，是太公修道术的目的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