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塞之术 经济先于政治，政治先于军事，是太公所以安周安齐的根本方略。出于仁人爱物的治国思想，太公以实行经济为先导的仁政为取天下和守天下之本，所以仁政的首务便是富民，不能富民便谈不上什么仁政。而太公的富民之道，就是他的“开塞之术”。 《通典·食货》在称述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而先后收到兴周兴齐的功效时，引太公的话说： “知开塞之术者， 其取天下如化，是谓政之大端矣。”这里所说的“开塞之术”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不墨守成规，不邯郸学步，即“不法古，不修今”，根据自己具体的国情，树自己的特色，走自己的道路，不求固定模式，而善变常通穷。二是破闭破塞，拓辟开放之路。 “不法古，不修今”与变常通穷同义，是太公开塞之术的可贵之所在。《易》之所载，唯广大、变通、阴阳、易简配为“四义”。《易·系辞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突出了变通之可贵。《商君书·开塞第七》解释了开塞的意义，实际上是称道了太公等开塞、变通的“兴王之道”：“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势。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异势而皆可以王。故兴王有道，而持之异理。武王逆取而贵顺，争天下而上让；其取之以力，持之以义。” 兴盛王业各有其道，关键在于开塞之术。武王灭商是以下伐上、以小伐大、以臣伐君，因此叫做逆取；而贵顺则是有德代失德，应天而顺人。以武力争得天下而提倡让而不争；以臣取代君位而崇尚顺而不逆；以暴力夺取天下而以义理巩固天下，都是太公的兴盛王业之道，即太公的开塞之术。而太公以其开塞之术富民，树立了“本末”并举的先例，拓辟了经济开放的基础，树立了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有机结合的典范。 太公的富民之道可归结为“节流开源”四个字：节流，以实现“共利”为目标；开源，则以追求“生利”为效果。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国君一人的天下。因此国君必须同天下人共享天下之利而不能独占其利，叫做“同其利”或“共利”。建立专职的财货管理机构，制定必要的财货管理制度，以防止“上溢而下漏”，即防止或者杜绝朝廷及官府挥霍滥用、贪污贿赂等弊端的发生，是节流的目标，也是共利的保证。“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能为民谋求致富之道、开辟生财之源的叫生利有道。生利有道就是王道，或称为“兴王之道”。故生利有道者必得天下人归心。发挥当地人才和自然资源优势，变其常而通其穷，开发山海之利，实行本、末并举，提倡通货积财，保证货利往来，是开源的举措，也是生利的保证。 总之，太公以其开塞之术为富民强国之道，作为他先后兴周兴齐的“兴王之道”，以此而获致“取天下如化”的功效，都是必然的。 二、富民强国 强国在于富民，富民是强国的先决条件，因此，太公主张治国安民必须行仁政，而富民就是行仁政的首务。《六韬·文韬》载，“太公曰：‘无疏其亲，无怠其众；无掘壑而附丘，无舍本而治末……是故人君必从事于富，不富无以为仁，不施无以合亲。疏其亲则害，失其众则败。’”不可疏远亲族，不可怠慢民众，不要损下而益上，不要弃本而逐末，国君必须努力使国家富足。国家不富足，民众不富足，就谈不上仁政。国不富、民不富，就必然会疏其亲、失其众，受害遭败也在所难免。 国富足的基础是民富，民不富国无以富。因此，要建立王业的君主，要用王道治国安民，亦即用仁义之道治国安民的君主，其首当所务就是富民。《说苑·政理》：“文王问于吕望曰：‘为天下若何? ’对曰：‘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道之国富仓府，是谓上溢而下漏。’” 太公列举了四类君主：行王道的君主必务于富足万民，行霸道的君主先务于富足战士，只图苟且存留其国的君主唯务于富足君主和卿大夫一小撮，而无道的国君则只图君主一人富足! 富国富民是强国的基础，是行仁政的核心所在。《史记·货殖列传》列太公为古代以善道而富民强国国君的榜首：“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 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 或守贫或富足，没有谁剥夺或施予，但巧者富余而拙者不足。太公初封营丘时，齐地盐碱地多，人烟稀少。太公于是鼓励妇女致力于养蚕抽丝纺织刺绣，极力提倡工艺技巧，又让人运销鱼盐到各国各地区，广通鱼盐之利。结果别国的人和财物流归齐国。齐国产的冠带衣履遍销天下，海岱之间的诸侯都整理衣袖来朝拜齐国。其后，管仲重修太公之法，设立管理物价财政的九个官府，齐桓公依此而称霸天下。由此，齐国的富强，一直延续到田齐威王和宣王。《史记·齐太公世家》称：“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太公到齐国后，修明政事，因民顺俗，简化礼仪，开放工商之业，发展渔业和盐业的优势，齐国变为大国。齐国“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齐都临淄亦成为“海岱之间一都会也”，所以“其中五(方之) 民具”而形成“大国之风也”(《史记·货殖列传》。) 。对于太公实行的富民强国措施及功效，《汉书·地理志》载述：“太公以齐地负海?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凑。后十四世，桓公用管仲，设轻重以富国，合诸侯成伯功，……故其俗弥侈，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临淄，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中具五民云。” 五方之民安其富、乐其俗而不归，正说明齐国的富庶和临淄的繁华。而一个“地?卤，人民寡”的齐国很快成为一个“人民多归齐”的“大国”；一个“少五谷而人民寡”的齐国很快成为“人物辐凑”“号为冠带衣履天下”的富国的关键，在于太公“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经济方针的贯彻实行，其中主要包括“本末”并重的经济政策、货利往来的开放政策、开源节流的财货出入政策以及权通轻重的市场物价政策。 “本”指“本业”或称“本务”，即农业；“末”是“末业”或称“末作”，即“商工之业”。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农业被视为本当所事和本当所务，而工商业因被卑视和贬抑，故从业者常被视作“弃本逐末”或“追逐末利”，因而使农业和工商业不能协调发展，使工业和商业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富民强国的作用。太公的经济政策，却一反其道。他把农、工、商尊为“三宝”，实行三宝并重、农工商并举的经济政策。《六韬·文韬·六守》：“太公曰：‘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农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三宝各安其处，民乃不虑。……三宝定，则国安’。” 农、 工、 商之前冠以大字，是强调对农业和工商业的重视与发展，因此称之为“三宝”。三宝是指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三大支柱，非农工商莫属。农民安居乐业，粮食就会充足；工匠安居乐业，器具就会充足；商贾安居乐业，财货就会充足。三大行业各得安其居而乐其业，民众也都会安居乐业而致国泰民安之盛世。三宝发展完善协调，国家就会长治久安。《史记·货殖列传》引《周书》而师承太公“货殖”之法：“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 《周书》是《尚书》的组成部分，是记载周代史事的书。太公辅佐文王、武王立法建制，其中包括生财致利的大计。《周书》关于“货殖”的记载，应取自太公之道，所以《史记·货殖列传》 置太公生财致利之道于卷首加以称述和推崇。 太史公引自《周书》中农、工、商并重的经济思想，与太公“三宝”并重的思想完全一致，说明西周初期的富强如齐国的富强一样，都是遵法太公经济思想的结果。太公的经济思想为齐国历代君主所传承，至桓公和管仲更有创造性的继承发展，故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是太公发展工商业、实行本末并重的总方针，是推行经济开放、促进货利往来的基本原则。而开掘地方资源、发挥地方优势，则是上述方针和原则的产物。这就是太史公称道太公作为“巧者有余”的机巧之处。 太公称“天有时，地有财”，是他重视天有四时之变并善于顺应其变，重视地有财富之积并巧于开发其积。善应天时之变，巧发地财之积，便是生利有道；生利有道便能满足天下“归利”的愿望而确立“王道”。王道确立，天下人就自然归顺。这就是“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的释义，即不独擅天地之利并教人善于开发其利。 齐地桑蚕丝织刺绣业源远流长，精工巧手多是妇女。太公“劝女功，极技巧”，促进了地方传统产业和技术的发展， 更进一步调动和发挥了地方人才优势， 特别是“女功”的优势。其结果则是“齐冠带衣履天下”。齐地临河滨海，莞蒲鱼盐之利取之不尽。太公广通鱼盐，大力开发山海之利，以充分发挥地方自然资源优势，而谋求富强的结果是“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太公的富民强国之道，包括两个方面：与天下人共享天下之利而不得独擅其利，是一个方面。国君自奉微薄，生活俭朴，清正廉明，轻征薄敛，不误农时，助成农功等，都是其中的细目；而善于开源节流，致利生财有道，是另一方面。“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劝女功，极技巧”等是致利生财有道的主要内容。而善于通货积财、明于流通调节，并做到征取有节、使用有度，则是开源节流的重要内容。《汉书·食货志》：“凡货，金钱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详靡记云。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故货宝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 “太公退，又行之于齐。至管仲相桓公，通轻重之权，曰：‘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人君不理，则畜贾游于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矣。故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者，利有所并也。计本量委则足矣，然而民有饥饿者，谷有所藏也。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守准平，使万室之邑必有万钟之藏，藏繦千万；千室之邑必有千钟之藏，藏繦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种?輙粮食，必取澹焉。故大贾畜家不得豪夺吾民矣。’桓公遂用区区之齐合诸侯，显伯名。” 由上记载可以看出：在夏代、殷代之前，用以交易的金钱布帛的有关情况没有记载。太公佐周而为周王朝创立了《九府圜法》。其法规定：黄金，1寸见方，重量为1斤；钱币，外为圆形，中间有方孔，轻重用铢作计量单位；布，广2尺2寸为幅面，长4丈为1匹。货币最宝贵的是金，最便利的是刀，用泉(钱)来流通，用布来分配，用帛来聚存。 太公封齐之后，其法又在齐国推行。管仲“修先王之法而业用之” (《国语·齐语》。) ，首先继承太公之法，实行变通贵贱、平衡供需等经济政策。他指出：年景有歉丰，因而谷物有贵贱之差；政令有缓急，因而货物有轻重之别。身为国君而不加管理，蓄积多的商贾就会乘老百姓不能自给之机而以涨价为其本钱百倍的粜价而卖粮给百姓! 所以说，有兵车万乘的大国，就必然有拥有万金的商贾；有兵车千乘的诸侯国，就必然有拥有千金的商贾，其利润可得双重，但百姓仍有挨饥受饿的，是因为有人过多积藏粮食! 百姓粮食有剩余时，就会低价出售，此时仁德的君主即可因粮价降跌而收购敛存；百姓粮食不足时，粮价就会上涨，其时仁德的君主即可因粮价上涨而散发济民。轻重、敛散适时，就可保供求平衡。一个拥有万户人家的城邑，就必须有万钟粮食的蓄藏，有千万贯钱币的储备；一个拥有千户人家的城邑，必须要有千钟粮食的积蓄，而有百万贯钱币的储备。这些蓄藏和储备，春天用以供给耕作播种，夏季用以供给田间管理。耒耜等农业器械，种子、播种用具和食粮，必须用此而予以供足。这样，那些大商大贾等囤积居奇者就无法巧取豪夺百姓了。齐桓公、管仲正是用此太公遗法而使僻小的齐国称霸天下。这里突出了太公“九府圜法”对治国安民的特有功效。 《食货志》所载太公的“九府”之制和理财之道，久居于人类社会“经济理论之开山的历史地位”(房立中主编《姜太公全书》，学苑出版社，1996年。)。记载的从太公创立“九府圜法” 到管仲变通为轻重九府， 从“前圣”“建国本”到“后盛”“修善政”而使齐国长盛不衰的史实，突出了太公经济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依据《汉志》的记载，太公经济思想对社会历史的贡献概括为以下三条： 作为买卖交易的基本媒介和要素，金、钱、布帛在夏代和殷代以前，其有关情况没有记载。至太公佐文王、武王开国奠基，为周王朝创立了“九府圜法”，始对金、钱、布帛的规格、形制、计量、比价等作出了规定，从而提高了金、钱、布帛的重要地位，扩大和规范了其作用，方便了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流通，促进了交换与流通的发展。这是太公对人类社会所做出的历史贡献之一。 太公封齐建国之后，其法又倡行于齐。因而在太公当世，齐即由一个贫弱小国变成一个富强大国。至桓、管之世，管仲遵行太公的既定国策，由“九府圜法”变通为轻重九府，重在变通贵贱，调节有无，调控物价，保持平准。此法的实行，大大促进了货利往来、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力地限制了富商大贾以贱买贵卖手段对农民所实行的“百倍其本”的盘剥“豪夺”，有力地保障了民众衣食和农器等的常足，以官府的力量实现了“贫富有度”的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保证了长治久安。这是太公对发展社会经济所做出的历史贡献之二。 《汉志》载“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颜师古注：《周官》太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金、职币，皆掌财币之官，故云九府。也就是说，“九府”是太公为周王朝设立的九个管理财币货物的职能部门，分别为周官天官冢宰及地官司徒的属官。朝廷置立“掌财币”的专职部门和专职官员，以管理财货的收入支出等事务，做到量入量出，其以开源节流、避免“上溢而下漏”等弊端为目的。这是太公为古代财货管理奠定了初基，对发展社会经济做出的历史贡献之三。 《周官》即《周礼》。据《周礼·天官冢宰》《地官司徒》等篇章记载，九府的职责和作用，以及设立九府的目的和意义就很清楚了。 大府就是太府，周官之一。掌管府藏会计事务，即财货的收取支用事务，为太宰之副，其具体职责是管理“九贡”“九赋”“九功”的贡进与分配。 “九贡” 是王朝征取的9种贡物，以“致邦国之用”，是“祀贡”“嫔贡”“器贡” “币贡”“材贡”“货贡”“服贡”“ 贡”“物贡”9种贡物。“九赋”是规定征收的九种赋税，即“以九赋敛财贿”，是“邦中之赋”“四郊之赋”“邦甸之赋”“家削之赋” “邦县之赋”“邦都之赋”“关市之赋”“山泽之赋”“币余之赋”9种赋税。 “九功”是从事9种职业的人应缴纳的赋税，其实就是农、工、商万民缴纳的赋税。包括：一曰三农，二曰园圃，三曰虞衡，四曰薮牧，五曰百工，六曰商贾，七曰嫔妇，八曰臣妾，九曰闲民。 大府按九贡、九赋、九功贡赋的规定收受货(金玉)贿(布帛)入府库，然后将货颁发给内府等部门，使其收藏备用；将贿颁发给职内等部门，使其收存备用。通常，货贿的精良者供王用，其余供邦国使用。再具体的颁发用途是：关市税收供国君膳食服装费用；邦中(即畿内)税收供接待宾客费用；四郊税收供马牛饲养即“刍秣”费用；家削(大夫采邑)税赋贡颁赐群臣费用；邦甸的税收供营造、制作等事业的费用；邦县的税收供馈赠慰劳宾客的费用；邦都的税收供各种祭祀的费用；山林陂泽的税收供诸侯、诸大臣丧葬、赠奠、赙 之类的费用；币(敝)余之赋税即旧残物品折价出卖而得的赋税，是供君主宴饮、玩乐、赏赐的费用。 《周礼》记载大府颁发财货“以式法授之”于不同部门，也就是按照“祭祀之式”“宾客之式”“丧荒之式”“羞(馐)服之式”“工事之式”“币帛之式”“刍秣之式”“匪颁之式”和“好用之式”九种方式把财货发放给有关部门，以供所谓“王之膳服”“宾客”“稍秣”“匪颁”“工事”“币帛”“祭祀”“丧纪”“赐予”之用。大府把财货以九式即“以式法授之”有关部门的目的在于“均节财用”，必然产生实际的经济效益，是积极而有效的节流措施，这一节流的目的意义主要在于防止或杜绝挥霍、挪用、贿赂、贪污和盗窃。 贡赋分为“邦国之贡”与“万民之贡”两大类，各有不同用途。凡邦国所进贡赋，供接济盟国祸丧等凶礼之用，即以财货哀贶吊慰邦国祸丧，用于丧礼、荒礼、吊礼、 礼、恤礼五事。凡所征取于万民的赋税则用以充实府库。九贡、九赋、九功之赋收取全具，年终，大府把颁发于各府及供九式之用的金玉、布帛等进行总计，并做出一年收付的明细。 玉府，掌管国君的金玉宝器，珍奇玩好物品、兵器战具的收存保管，凡精良的式贡余财都收存于玉府，多供国君的专用。内府，掌管所收纳的九贡、九赋、九功的货贿、精良的兵器、精美的器具等的收藏，以供诸侯朝觐时国君所颁赐之用。外府，掌管邦国泉(钱)币的收入与付出，其付出以供购求或制作一应物品的不时之需，而待邦国取用。泉府，泉通钱，故泉府也可看做“钱府”，职责是在市场上按照税律税则而次第征取市税，兼收购市场上一时滞销的货物，目的在于调剂余缺、稳定物价。其方法是：对一时滞销的民用货物，官府按其原价予以收购，并明码标价布告于众，以待不时急需者前来购买；买者支付原价，即不加价出售。都、鄙的人服从市场管理人员所定价格的规定，照价付钱，买取所需货物。此外又有对外赊欠的规定：凡为祭礼而需用的物品，赊欠不能超过旬日(十天)即偿付；为丧葬而用的物品，赊欠不能超过三个月而偿付。百姓赊贷货物，贷主与主管官吏辨定货物之后，主管官吏付货给贷主，贷主需要支付利息。付息量按同类物品在所产邦国的售价计算。天府掌管祖庙宝物的传守与保藏。职内执掌邦国赋税收，包括九职、九贡、九赋的税收，总名之曰“赋入”。赋入通过职内而入大府。职金掌金、玉、锡、石、丹青的戒令，与地官 人分职： 人掌上述名物的提取，职金主上述各物的收藏。职币，职责是依据法式收敛官府、都鄙的余财，聚起之后再分发于诸官府以供公用，特指供军旅的费用；所谓邦国大事多指兵戎之事，故知邦国余财多用为治军整旅的费用。 《周礼》有关篇章对太府的记述，相对说来较为详细。因为太府主管国家主要贡赋的贡进和分配，为太宰的副贰；依规定的名目征收赋税，又以规定的式法颁发财货，一进一出必经太府。以此为例可以看出，九府分职而理，各有专职专权专务，九府的职权通合为用，则共同承担着一个聚财节流的重任，由各府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彼此制约而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比较严密的货贿、财币管理、监督的体制。泉府主要掌管市场流通交易和市场征税，以通轻重之权，而求调剂余缺、暂济贫乏、稳定物价之效。但泉府作为市场经济的主管部门，却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由此可见，太公设立“九府圜法” 即设立9个“皆掌财币之官”府，是他富民强国的根本举措。一方面说明太公认识到了贡赋收取和市场征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基本来源，所以必须设官置吏，专管其事，以确保敛散以时，进出有节；另一方面，太公在给予九府以敛财聚货职权的同时，更给予他们以节流积财的责任，以杜绝“上溢而下漏”，充实国蓄。齐桓公和管仲，正是继承和发展了太公的生财理财之道，在太公“九府圜法”的基础上建立轻重九府，加强通货积财，为称霸天下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史记·货殖列传》 和《汉书·食货志》 都把太公和管仲富民富国之道紧密联系起来记述，称道“前圣”“后盛”的致利生财之道。 作为太公富民强国的经济政策，“本末”并重，即农、工、商并重的方针；货利往来，即对外开放的方针；开源节流，即置九府使之敛散以时、轻重有节等方针，在齐国得到历代君主的继承， 迄于田齐宣王。以此使齐国长盛不衰近800年。其后，汉武帝、桑弘羊和唐太宗先后继承了太公的富强之道，从而造成了汉武帝和唐太宗两朝的盛世。《盐铁论·轻重》：“御史进曰：‘昔太公封于营丘，辟草莱而居焉。地薄人少，于是通利末之道，极女工之巧。是以邻国交于齐，财畜货殖，世为强国。管仲相桓公，袭先君之业，行轻重之变，南服强楚而霸诸侯。今大夫君修太公、桓、管之术，总一盐、铁，通山川之利而万物殖。是以县官用饶足，民不困乏，本末并利，上下俱足。此筹计之所致，非独耕桑农业也。’” 这里的“县官”是指朝廷。桑弘羊辅佐汉武帝“定大业之路，建不竭之本”。其“不竭之本”就是师承太公的“财畜货殖”之道。御史大夫当时的首领是桑弘羊。他们“修太公、桓、管之术”的结果是“县官用饶足，民不困乏，本末并利，上下俱足”。房玄龄等以“太公通市井之货，以致齐国之强”(《晋书·食货志》。)的富民强国思想辅佐唐太宗，出现了“贞观之治”。可见太公的经济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 综上所述，太公的经济思想以开放务实为基本特色。除汉、唐以外，在漫长的封闭保守的封建社会中，太公经济思想的特色常在“韬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