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太公是炎帝神农氏苗裔，尧舜之世四岳伯夷的宗胄。伯夷为尧“典三礼”“立五刑”，又佐禹治水有大功，因而得受封于吕，继炎帝之业。以部族为姓，以祖封为氏，故太公姜姓吕氏，名尚，史称姜太公、姜子牙，或称吕望、吕牙等。世居东海之上。他约生于殷王武乙至文丁临朝时期，卒于周康王六年。史家称之为周朝开国圣臣和齐国开国圣君。 古时东海泛指今山东江苏毗邻的沿海之地，秦汉时先后为琅邪郡和东海郡，即今山东日照、莒县一带近海处。东海各地原是东夷故地，是“羲炎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下论孔墨，上述羲炎”，姜太公就是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之下出生和成长起来的。史籍称他为“东夷之士”或“东海上人”，意即生长于东夷的秀士和世居于东海之滨的高人。 夏商之世，申、吕衰微。姜尚生值殷末，家世早已败落。他虽有匡世济时的志愿，但纣王无道，贤愚颠倒，终是进身用世无地而穷困大半生。直到年过七十，方遇周文王访聘为师。文王去世，其子武王继位，尊姜尚为师尚父，师修文王的绪业，太公始得建立其“广利天下”的功业。 孔子称“太公勤身苦志，七十而遇文王”，为的是“兼利天下”而非“独善其身”；史家称吕望“其德足以厉风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术足以谋庙胜”，即德、法、术“三材兼有”。姜尚“兼利天下”和“三材兼有”的体现有二：一是灭商兴周，二是安齐兴齐。继伊尹辅助商汤灭夏兴商之后，姜尚先佐文王修德倾商，再佐武王伐罪灭商，最后完成了三代史上“应天顺人”的“汤武革命”，成为除暴安良、吊民伐罪的又一位谋主和功臣，所以典籍每以“伊、吕”并称。周武王以开国首功封太公于齐。太公以其圣明建立立国之本，以尊贤尚功而求富民强国之效，由此树起泱泱大国之风。从兴周到兴齐，姜尚先后为自己写下了“佐天子为圣臣”、治邦国为“圣君”的历史。 姜尚用以兴周兴齐的是他的“修道术”和“开塞之术”。“人功和天地参合，助成天地所生，才有道术可言”。“知开塞之术者，其取天下如化，是谓政之大端矣”。所以，“修道术”是姜尚实行“人本政治”、推行天下为公的思想基础；“开塞之术”是姜尚实行变常通穷，实行尊贤富民，贯彻“不法古，不修今，与时变，与俗化”的理论基础。 “助成天地所生”就是要以爱人利物为本。姜尚强调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而不是一人的天下。因此，他一方面行仁政，施德治，制礼立法必因俗顺民；一方面“尊贤智，赏有功”，调动天下人的智力以治理天下。以此树立起古代政治家独有的形象。 仁政之本在于富民，“不富无以为仁”，富民是强国的基础。因此姜尚在强调国君必须同天下人共享天下之利而不得独擅其利的同时，更强调国君必须善于为民广开生财致富之道。姜尚初为周设立了“九府圜法”，统一和促进了金钱、布帛等的流通与交换，肇始了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有机结合，首次建立了财货管理体制，初开开源节流之道，充实了周国国力。及其封齐建国，更因地制宜，调动与发挥当地人才优势和自然资源优势，“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使齐“冠带衣履天下”；实行“本末”并重，促进货利往来而使齐国“富强至于威、宣”，以此树立起富民强国的典范。 爱人之要在于安人。止暴禁非，吊民伐罪，“兴甲兵以讨不义”，都是安人者所必务。姜尚运筹的牧野之战被视作三代战争史上重要的战例，正在于它的以战止战、以杀止杀、“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正义性。“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因此牧野之战终于成为中国古代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最早战例”。“非兵不强，非德不昌”作为黄帝、汤、武兴盛之道，唯姜尚初能发扬光大，并使之“切近世，极人变”。由此可知行德行仁是姜尚战胜攻克之本，而正奇巧用则是他为达“以义正之”目的的权变。 姜尚“大兵发而万物皆服”的武功是以“大明发而万物皆照，大善发而万物皆利”的文德为前提的。即在树立仁德政治、招揽民众归心的原则下，姜尚兼用文伐、武伐、正奇制胜的战略战术。文伐是政治先于军事的战略，用奇是“全胜不斗，大兵无创”的战术。姜尚用他这样的战略战术佐文王、武王倾商灭商所形成的“兵权与奇计”，便为其“后世之言兵者”宗奉为“本谋”，他也因此而被尊奉为兵主或武祖，树立起中国古代第一位军事家的高大形象。 姜尚将其先祖伯夷的制礼立法充实升华为德威兼用、先礼后刑的治国之道。他一方面强调要“为国以礼”：治国以仁德义道四者具备，是“为国以礼”；有德有才者进而任之，无德无才者退而黜之，是“为国以礼”；“明长幼，别贵贱”也是“为国以礼”。另一方面又强调置法出令，强调法令必行。他以“杀贵大，赏贵小”立信；以“刑上极，赏下通”树威；以宽严相济之道佐文、武行“一张一弛”之治，这成为他兴周兴齐的政治保证，并由此树立了礼法兼用的“政之大经”。 坎坷穷困的遭遇，造就了姜尚韬光养晦、勤身苦志的性格；怀才不遇的经历，又养成了他穷理致知、动心忍性的品节；先祖功业和传统文化，则陶铸了他足智多谋、文武兼备的个人素质。而多年的穷困不遇，又坚定了他兼济天下的意志；长期的勤身苦志，更增益了他兼济天下的能力。姜尚以“先疏后亲”尊贤，以尊贤尚功强国；以变常通穷发展，以本末并重富民。他仁德先行，法术辅成，所以称他“独擅谋略”则差之公允；他用德求昌，用兵求强，所以称他“专善阴权”则失于片面。 姜尚因其文德武功备受历代尊崇， 经史典籍称之为圣臣圣君， 诸子百家尊之为“百家宗师”，并受到历代王朝的追封和加谥。其文德武功为周史官镂于金版，传于世，《庄子》所称《金版六弢》应即其书。后经管仲、王子成父、田穰苴及孙武等齐人的继承发展， 太公之业更得发扬光大，齐国得长盛不衰800年。张良受太公法于黄石公而为王者师。桑弘羊等法太公术而有汉武盛世。房玄龄、李靖等师承太公法以佐唐太宗，而有贞观之治。总之，中国的兵家莫盛于齐国，齐国的兵家莫不归宗于太公。因此，太公或者被尊为大智大勇、独来独往的救世主，或者被尊为聪明正直、除暴安良的圣君。无论历代王朝的褒封加谥，还是古今民众的顶礼膜拜，无非都是太公“兼利天下”的效应使然。但是，姜太公毕竟是人不是神。有必要恢复他本来的历史面目，使其“兼利天下”的思想和富民强国的事功再现于当代，传于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