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阴谋图王之书” 的《六韬》 或称《太公六韬》，源出于《金版六弢》或《太公》 237篇。故与《诗》《书》《礼》《乐》相提，与《金縢》并称，虽非太公亲笔，却是太公之书。 太公书，《史记》称《太公兵法》，《汉志》称《太公》；银雀山汉墓出土《六韬》竹简，定州汉墓则出土《太公》竹简；《后汉书》以下史志，多以《六韬》著录，似还原《六弢》之名。名称的多样，有分合为名的区别，也有时代不同的原因；其内容， 大抵不出《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太公》237篇。“《周史六弢》六篇”下有班固自注：“惠、襄之间，或曰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这是三说并存而肯定的是第一说；“或曰”是疑似之语，唯“惠、襄之间”为肯定结论。惠、襄之间约是公元前676年到前651年之间。在这期间，齐先后退楚救郑，伐山戎救燕，救邢，救卫，伐狄封卫，召陵会盟，首止会盟、会王世子以安周室；又为葵丘之盟，是管仲佐桓公尊王攘夷、兴亡继绝、合诸侯、匡天下的图霸称雄时期。管仲自称“修旧法而业用之”(《国语·齐语》。)，《唐李问对》说齐人得太公遗法，“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复修太公法，……管仲制齐之法，其实皆得太公遗法”……太史公所说的“非兵不强，非德不昌”的兴盛之道，太公能发扬光大，王子成父能发扬光大，管仲同样能发扬光大。管仲举任王子成父将兵，故桓公称霸也赖于王子成父的武功，但管仲先于王子成父发扬光大黄帝、汤、武之道，“复修太公法”而成就桓公霸天下之业的。因此，唐太宗说：“儒者多言管仲霸臣而已，殊不知兵法乃本于王制也。诸葛亮王佐之才，自比管、乐，以此知管仲亦王佑也。”(《唐李问对》。)为完成尊王室、匡天下的大业，管仲和王子成父继承并发扬光大了“本于王制”的兵法，即“复修太公法”。以此而使为周史官镂于金版、存作王朝典册的《太公六弢》得以整理和传承于世。所以，颜师古《周史六弢》注说：“即今之《六韬》也，盖言取天下及军旅之事。?字与韬同也。” 《六韬》的思想内容丰富广泛、博大精深，不止于兵事，因而不是一部纯粹的兵书，而是一部文事武备兼资取鉴、治国行师并可为用的古代典籍，最集中、最全面地反映了太公的思想。崔述《丰镐考信录》指出：“古者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是以三代以上，文武之途不分，无事则用之治国，有事则用之行师……太公者，及述尧舜禹汤之道，以佐文武而开孔子者，非徒以兵事见长也。”“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太公是以此开孔子的先行者。这正点明了《六韬》的要义。所以，如依战国诸子学说归类，《六韬》思想不能说独出于哪一家，而是各家思想兼取其长而儒、道思想更显。 《六韬》开卷就强调“至公”，强调天下为公，提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的思想。这正是《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等儒家官天下思想的同义语。《尚书》：“皇天无亲，惟德是辅”，高诱注：“故曰‘天下之天下也’”，至公至平是图王业、取天下的根本。《吕氏春秋·贵公》：“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尝试观于上志，有得天下者众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于公。故《鸿范》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偏无颇，遵王之义。无或作好，遵王之道；无或作恶，遵王之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伯禽将行，请所以治，周公曰：‘利而勿利也。’” 得天下必先用公平，失天下必自任偏私，古今不会异样。“尝试观于上志”句，高诱注：“上志，古记也”，即古代典籍，这里指《尚书·洪范》等古籍。《洪范》讲的是治国安民的大法。其中“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等句，都强调了不要有偏私，不要结朋党；不逆反，不偏斜而保持治道的广平、至公、正直的重要意义。《洪范》作为《周书》的一篇，传为武王大业初定，向箕子等大臣所咨询的经国济民之法。在这前后，武王接受了太公的《丹书》之戒。这是箕子向武王陈述的“天地之大法”。《洪范》等“上志”所记大都为当时的政治要领，或即周史官所录存的档案典册。“大法”以至公至平为要，既有箕子之语，有周公之语，也必有太公之语，集而存作王朝典要。《吕氏春秋》引录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之句就来自《六韬》。这句话被历代称引为至公至平思想的最佳表达。“天下为公”的理想和号召由此树立起来。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正是儒家的理论。公而不自私、不自利而利人。《说苑·政理》：“武王问于太公曰：‘治国之道若何?’太公曰：‘治国之道，爱民而已。’曰：‘爱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败，生之勿杀，与之勿夺，乐之勿苦，喜之勿怒。’”这段文字引自《文韬·国务》，与周公“利而勿利”之义同趋或有过之，也是赖周史官载传而刘向再引的儒家治国爱民的理论。 《汉书·艺文志》归《太公》入道家，是根据太公的思想、著作、治术而定的。诸子百家兴起于战国时期，道家自不例外。但任何学说或理论的产生都有个循序渐进而形成的过程。“黄老之学起于齐学” (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齐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黄老之学……事实上是培植于齐，发育于齐，昌盛于齐的。”(《沫若文集》卷十五。)齐地礼俗和文化传统，太公必有继承。《史记·齐太公世家》《史记·鲁周公世家》都记载太公行因俗简礼之政而使齐国迅速富强起来，记载太公行简易、平易之政而使民归之。因俗本于“因循为用”之道，简易、平易则出于“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之旨。太公思想与以《六韬》为代表的著作中不乏道家思想，说明道家思想在齐地“培植”“发育”的时间是漫长的，而其“昌盛”时期便是战国，而及于汉。有道家思想未必就是道家，太史公和班固的记载都以实录而变通，没有拘守“诸子百家兴起于战国”这一绝对界限。 在中国历史上，大规模骑兵部队的出现以至于以步骑兵代替车兵而成为军队主力，一般说法是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但《六韬》中已出现“武骑士”“战骑”等骑射用语，似乎超越了时代界限。这有两个原因，其一，太公时代已经有了“骑士”，或者说“骑射已经盛行”了。马能拉车，也能载人，是人类认识的逻辑发展，是人类实践都可证明的。殷墟第十三次发掘发现了人马合葬墓：一人、一马、一犬和一套兵器合葬在墓中。而“由马的装饰和人的武器看来，这匹马不像是用以驾车，很像是供人骑的，而这个人便是骑士”(胡厚宣《殷墟发掘》，上海学习生活出版社，1995年。)。考古发现有“马登”，又有“马先”的卜辞，则说明了“殷代的单骑和骑射已经盛行”(于省吾《殷代的交通工具和驲传制度》 ，载《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5年第2期。)。既然单骑和骑射出现或盛行于殷代，则太公论及于此也就不足为怪了。其二，《六韬》“非一人之手笔”无疑义。所以，在不失太公思想主旨的前提下有窜改，有损益，都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只有这样才会产生“切近世，极人变”的无穷效果。因此，传本《六韬》中出现了“将相分职”“万乘之主”以及“骑射”等用语，可能是后人增益的结果而不是断言其为伪书的依据。 《逸周书》是周代重要典籍。《克殷》《世俘》等篇所记周初史事，多有所据。此书大量载录了《六韬》文字，在年代等方面两书可以互相对照参证，引十条于下： 1.《文韬·盈虚》：祸福在君。《逸周书·命训》：福禄在天。 2.《文韬·明传》：见善而怠，时至而疑，知非而处，此三者道之所止也。《逸周书·王佩》：见善而怠，时至而疑，亡正处邪，是弗能居，此得失之方也。 3.《文韬·守土》：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逸周书·和寤》：绵绵不绝，蔓蔓若何；毫末不辍，将成斧柯。 4.《文韬·六守》：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逸周书·文酌》：五大宝……三大工、四大商、五大农。 5.《武韬·文启》：天有常形，民有常生。《逸周书·常训》：天下常性，人有常顺。 6.《武韬·文伐》：养其乱臣以速之，进美女淫声以惑之。《逸周书·大明武》：委以淫乐，赂以美女。 7.《武韬·发启》：同情相成，同恶相助，同好相趣。《逸周书·大开武)：同好维乐，同恶维哀。 8.《武韬·文启》：同恶相助，同好相趣。《逸周书·大武》：同好相固，同恶相助。 9.《武韬·顺启》：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有道者处之。《逸周书·殷祝》：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故天下者……唯有道者宜久处也。 10. 《龙韬·选将》：使之以财以观其廉；试之以色，以观其贞；告之以难，以观其勇；醉之以酒，以观其态。《逸周书·官人》：试之以难，以观其勇；临之以利，以观其不贪；醉之以酒，以观其恭；从之以色，以观其常。 此外，《六韬·武韬》有《三疑》篇，《逸周书·大明武》也有“三疑……”；《北堂书抄》引《六韬》：“昔烦厚氏用兵无已，诛战不休，兼并无所立，至于涿鹿之野，诸侯叛之，烦厚氏之亡也。”《逸周书·史记》也载：“昔阪泉氏用兵无已，诛战不休，并兼无亲，文王所立，智士寒心，徒居至于独鹿，诸侯叛之，阪泉以亡”，相同记载还有许多，可以看出《六韬》和《逸周书》多相通。 足以证实文献的是考古发现。1972年银雀山汉墓出土的部分《六韬》竹简54枚，残简内容与今传本《六韬》中的《文韬》《武韬》《龙韬》的相应篇章多相合。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载《六韬》校注本分类目录是： 一、［文韬·文师］(带［］号的篇名是整理拟补的，下同) 二、尚正(即传本《文韬·六守》) 三、守正(即传本《文韬·守土》) 四、［文韬·守国］ 五、［武韬·发启］ 六、［武韬·文启］ 七、三疑(即传本《武韬·三疑》) 八、［《群书治要》所录《武韬》］ 九、［《群书治要》所录《虎韬》］ 十、葆启［即《六韬》佚篇］ 十一、［《北堂书抄》所引《六韬》文］ 十二、［《太平御览》所引《六韬》文］ 十三、［《吕氏春秋·听言》《汉书·晁错传》所引《六韬》文］ 十四、［《六韬》佚文］ 此外，银雀山出土的《六韬》简书书写时不避“邦”“恒”“启”等汉初皇帝之讳，可断定竹简书写时间在西汉之前，因而成为目前能见到的《六韬》的最早传本。这一发现否定了《六韬》为秦汉、魏晋掇余伪撰之说，使人们进一步肯定了它的成书年代和价值。“关于《六韬》，有人认为是伪书，但1974年(应为1972年--编者注。)在山东省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出土了《六韬》残简五十四枚，张烈据此作《〈六韬〉的成书及其内容》一文，否定了伪书说，认为汉留侯张良所读《太公兵法》即此《六韬》”(［日］ 谷中信一《〈逸周书〉的思想及其成书》，载《姜太公与齐国军事文化》，齐鲁书社1997年8月。)。这便是对《六韬》伪书说的修正或否定。 继汉代简书《六韬》《太公兵法》或《太公》之后，历代典籍都著录《六韬》其书或选录《六韬》其文。如《群书治要》抄录《六韬》27篇，其中12篇不见于今本；敦煌遗书唐人手写本《六韬》 ， 尚存24篇，其中18篇不见于今本；《艺文类聚》引《六韬》 20条，其中14条不见于今本；《太平御览》引《六韬》121条，其中76条不见于今本。这些情况说明，今本《六韬》当是宋元丰年间册定《武经七书》时的删定本，原本被删削不少，其他兵书掺入《六韬》的也不少。 总之，《六韬》作为中国古代的军事百科全书，初存档于金版而赖周史官传世。其成书虽非一人手笔，递相传承更过数百千年，但至今仍保持太公“非德不昌，非兵不强”思想的要略或主旨，故非伪书。《六韬》以修德治、行仁政、以民为本的政治军事思想为主线，突出了“大智不智、大谋不谋、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及“欲击”而“敛翼”“将搏”而“俯伏”的韬晦思想，突出了政治重于军事、文伐先于武伐、谋胜贵于兵胜的制胜之道。因而太公《六韬》“有天子将兵事，可以威在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