逗留于应昌的元惠宗妥懽帖睦尔最终等来的不是奇迹，而是死神。1370年农历四月二十八日，在位37年，享年51岁的元惠宗妥懽帖睦尔因痢疾而去世。二十天前明军统帅徐达在本道峪（今甘肃定西西北）彻底击溃了围困兰州的王保保。而与此同时李文忠的大军正在向应昌进军的途中。朱元璋对自己的这两路大军都寄予了厚望，他说：“王保保方以兵临边，今舍彼而取元主，失缓急之宜。吾欲分兵二道：大将军自潼关出西安，攻定西，以取王保保；左副将军出居庸，入沙漠，以追元主。使其彼此自救，不暇应援。元主远居沙漠，不意我师之至，如孤豚之遇猛虎，取之必矣。”

撤离兰州的王保保，纵兵四掠。三月，徐达兵至定西，王保保退屯本道峪（在定西西北），徐达进兵沈儿峪，与王保保所部隔深沟而垒，立栅以逼之。双方兵力相当，但明军粮储充足，王保保则兵疲粮乏。四月，徐达命各卫士兵昼夜轮番掠扰残元军，使之无法休息。初七夜，令军士停止骚扰，俟其军熟睡之际，袭其中军，擒获元郯王、文济王及国公阎思孝、平章韩札儿、虎林赤、严奉先、李景昌、察罕不花等官1865 人，将校士卒84500 余人，获马15280 余匹，驼骡驴杂畜无算。王保保只能带着其妻、子数人从古城北遁走，至黄河得流木而渡，入宁夏奔和林。至此，元帝国势力基本上退至漠北。

面对明帝国庞大的远征军，即位的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不想成为猛虎口中那只孤独的小猪，终于向自己祖先的龙兴之地——和林转移，不过他跑得很仓促，连自己的儿子——买的里八剌和后妃宫人也成为了明军的俘虏。在他身边只有当年背着他学乌鸦叫的脱脱之子——哈剌张和几十名骑兵。在和林爱猷识理达腊与自己曾经信任过，也曾经讨伐过的老朋友王保保再度会合。在孕育过一代天骄的草原之上，这三个难兄难弟久别重逢的景象将是何等唏嘘。

客观地说，此时元帝国虽然丢失了富饶的中原大部，但名义上依旧能够对漠北、辽东等地实施有效的统治，加上盘踞云南的梁王把匝剌瓦尔密，以及控制巴蜀的明玉珍政权对朱元璋治下大明帝国的牵制。此时即位为帝的元昭宗爱猷识理达腊，至少从地盘和兵力上来看，要较之昔日草创蒙元帝国的远祖成吉思汗有利的多。而元昭宗爱猷识理达腊首先寄予厚望的便是掌控辽东的太尉纳哈出。

纳哈出是昔日成吉思汗麾下四杰之一木华黎的后裔，他和朱元璋也算是老相识了。早在1355年身为元帝国太平路（治所在今安徽当涂）万户的纳哈出便在战场上被朱元璋俘虏过。按照《明史》中的说法，朱元璋曾以纳哈出为名臣后人，待之甚厚，劝其归顺。但纳哈出却坚决不肯。最终朱元璋竟然好言相抚，厚赠银两，准其北归。从这个角度来看，纳哈出无疑是幸运的，因为在随着朱元璋的日益强大，不再需要彰显自己“优待俘虏”后，这位起义军领袖处死过诸多元帝国的所谓“名臣之后”。而侥幸保全首级的纳哈出此后也是一路官运亨通，在元惠宗妥欢贴睦尔放弃大都北逃之际，已经被册封为丞相，元昭宗爱猷识理达腊即位后，更进一步加封其为太尉。

但必须指出的是纳哈出虽然“雄踞辽东”，但其所控制的地域并非囊括“统有七路、一府。属州十二，属县十”的辽阳行省全部，因为就在辽东地区此时还活跃着屯兵老鸦山（今辽宁凤凰城）的辽阳行省平章高家奴、“集兵屯盖州之得利瀛城”的辽阳行省平章刘益以及“屯聚开原”的辽阳行省左丞相也先不花。而纳哈出所部则主要集结于在开原西北350里的辽河北岸金山一线。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不得不从元帝国建立以来对东北诸民族的管理讲起。元帝国治下的辽阳行省呈现汉、蒙古、契丹、女真多民族混居的状态。辽帝国曾经把大批汉人强行迁徙到中京（今老哈河上游）、东京（今辽宁辽阳）等地区，广置“投下军州”。因此直到元代辽阳行省的汉族人口仍比较集中地分布在辽河流域和渤海湾东西地区。因此刘益这样的汉族官吏能够在元末的乱世中，称为元帝国辽东地区的军政长官也就不难理解了。

驻牧于辽阳行省的蒙古人，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跟随份地在这里的诸王勋臣一起迁徙来的蒙古部众，除了与成吉思汗家族沾亲带故的“东道诸王”之外，便以在灭金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的木华黎家族的部众为多，另一来源则是先后被遣往该地区担任镇戍的蒙古军。这部分蒙古人分布的面更广一些，但仍主要集中于以辽河流域为中心的行省南部。而纳哈出和也先不花则分别被视为这两股蒙古势力的代言人。纳哈出身为木华黎的后裔，动员本族及“东道诸王”的牧民，以号称20万的大军据守金山一线，既是对元昭宗爱猷识理达腊的支持，同时也可以被视为“东道诸王”对自己领地的保护。与当地蒙古驻军领袖的也先不花形成掎角之势。

与此同时辽河流域也曾是契丹族龙兴的故地。在金代，除留居故地者外，还有部分契丹人陆续被金政府从西北路或西南路强制迁徙到这里。虽然在元帝国治下辽东契丹族逐渐被离散部落，杂处于它周围的汉、女真或其他诸族之中，最终消失于史籍之中。但仍有部分尚能保持或重新恢复了聚族而居的状态，而契丹人出身辽阳行省平章高家奴显然就是这股势力的代表。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元帝国统治之下的辽阳行省看似仍幅员辽阔，但其统治基础仍主要集中于汉、蒙古、契丹三部聚居的辽河流域。除此之外从辽阳（今辽宁沈阳）地区以南直达辽东半岛南端，主要被受汉文化影响较深，文明程度比较高的“熟女真”所控制。散布在长白山西麓北至松花江上游和中游，以及牡丹、绥芬二水流域的女真诸部，则被称为“生女真”。其经济文化的发展，虽比“熟女真”诸部稍落后一步，不过由于早与和汉、渤海等民族的互相融合或影响而逐渐扩大农耕生产，因此在元代他们与其南面的所谓“熟女真”，差别已经不是很大了。

在东北松花江、混同江的两岸及其周围的深山茂林中生活的通古斯语族诸部，则构成了元代称为女直水达达和兀者诸部的主体。水达达居住在混同江南北之临江滨水区域，大多数人仍然过着“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的牧猎生活，有时也捕鱼为食。从经济发展的水平来看，要比它南面的“生女真”诸部更落后一步。但总体来说在元帝国统治时期，“生女真”和所谓的“女直水达达”和“兀者”诸部基本被排除于政治活动之外，除了令其进贡毛皮、“海东青”猎鹰等土特产之外，元帝国始终将辽东行省的偏远地区视为重犯流放之地。而元惠宗妥欢贴睦尔执政初年，更由于向极东北诸部勒索无度，而激起水达达和兀者的反抗。这次起义时断时续，前后共经过近10年才最终平息。

辽阳行省令出多门，不相统属的局面显然不利于元昭宗爱猷识理达腊的“反攻大业”。因此这位“北元”皇帝随即决定派遣自己的童年玩伴哈剌张前往辽东，就近协调各方面的势力。但就在元昭宗爱猷识理达腊试图统一辽阳行省军政大权的同时，朱元璋的注意力也从西北战场转向了辽东。对于生长于江淮地区的朱元璋而言，苦寒的辽东无疑是一个遥远的异域，与其劳师远征，不如采取政治攻势。

1370年朱元璋派出降将万户黄俦前往辽东，招降当地的汉族军阀——行省平章刘益。有趣的是，黄俦和纳哈出也是老相识。当年朱元璋俘虏纳哈出之时，便是黄俦出面劝降的。朱元璋此次派黄俦出使辽东，显然不是简单的招降刘益那么简单。刘益身为汉族官吏在元末的乱世之中早已抱定了待价而沽的态度，面对朱元璋的招揽，随即“以辽东州郡地图，并籍其兵马钱粮之数，遣右丞董遵、佥院杨贤奉表来降。”朱元璋对此颇为满意，随即以刘益的地盘为辽东卫，任命其为指挥同知。

“指挥同知”不过是从三品的官爵，刘益本人或许满意。但却很难摆平麾下诸将。朱元璋的委任状刚刚签发没多久，新近设立的辽东卫便发生了蒙古族将领洪保保刺杀刘益的恶性事件，洪保保发动的叛乱虽然在张良佐、商詗等刘益旧部的弹压下被平息，但洪保保劫持黄俦逃往纳哈出所盘踞的金山一线，还是引起了辽东卫的全线警觉。在受到张良佐所发出的“辽东僻，处海隅，肘腋皆敌境。平章高家奴守辽阳山寨，知院哈剌章屯沈阳古城，开元则右丞也先不花，金山则太尉纳哈出。彼此相依，时谋入犯。今保保逃往，衅必起”的求援之后，朱元璋并没有第一时间出兵支援辽东卫，而是命马云、叶旺两员战将领兵从山东莱州出发，横渡渤海湾后，于旅顺口一线登陆。

朱元璋此举从战略来讲可谓避实击虚，马云、叶旺两人虽然均为千户，所部兵力并不多。但登陆之后很快便整合当地摇摆于元、明之间“熟女真”诸部的势力，形成了对屯兵老鸦山高家奴契丹武装的威压之势。1372年高家奴在马云、叶旺两部的打击之下，不得不主动请降，至此明帝国在辽南地区建立起了与纳哈出长期对抗稳固的后方基地，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北元政府与属国高丽之间的外交关系。

1368年八月，明军攻克大都之后，明帝国与高丽之间即分别主动遣使聘问。1369年五月，高丽对明称臣，从此“遣使朝贺，岁以为常”。但高丽长期以来都是元帝国，双方皇室之间保持着密切的姻亲关系，而与朱元璋势力则直至洪武元年末才开始接触。因此在与明帝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时，仍与北元藕断丝连。对于此事朱元璋也多次对高丽使节表达过不满。但此时的高丽南有为元牧马之野的耽罗（今济州岛），海上倭寇猖獗，北与纳哈出等隔江相望，其四临强部，保持与北元帝国的外交关系，也在情理之中。明帝国在辽东站稳脚跟之后，高丽渐与北元朝廷断交，但随即遭到了也先不花、纳哈出等蒙古将领的合兵入侵。高丽王国无力抵抗。只能继续维持在元、明之间摇摆不定的状态。

朱元璋自认为这样的局面维持不了太久，因为1372年正月，朱元璋已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冯胜为右副将军，发兵十五万，兵分三路远征岭北，号为“清沙漠”。徐达率领中路军出雁门直捣和林，李文忠领东路军经应昌赴岭北，冯胜西路军进兵甘肃。目的自然是一举扫荡北元的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