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七年（1627），熹宗驾崩，因皇帝无子嗣，故而信王朱由检受遗命于同月丁巳日继承皇位，是为明思宗，次年改年号为“崇祯”。时，阉党乱政，魏忠贤以司礼秉笔太监提督东厂，其亲信田尔耕为锦衣卫提督，崔呈秀为兵部尚书。可谓是朝廷内外遍布魏忠贤的同党，而熹宗皇帝临死前还曾专门叮嘱朱由检说，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也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熹宗开始着手于铲除阉党，整理国事，以复兴大明。

^{明思宗崇祯帝}

据史料记载，思宗皇帝为信王是就“素稔忠贤恶”，故而深自儆备，思宗在入宫当天，竟是一夜未眠，以佩剑防身，甚至不吃宫中的食物，只吃袖中私藏的麦饼。随后，又在优待魏忠贤和客氏的同时，逐步削弱魏忠贤的影响。天启七年十月十三日，就在思宗登基为帝两个月后，御史杨维垣上疏弹劾崔呈秀，由此也就掀开了清算阉党的大幕。

由于崔呈秀在魏忠贤将门下号称“五虎”之一，虽然杨维垣在这份试探性的奏章中只是弹劾崔呈秀，而并没有攻击“厂臣”魏忠贤，并称“呈秀毫无益于厂臣，而且若厂臣所累。盖厂臣公而呈秀私，厂臣不爱钱而呈秀贪，厂臣尚知为国为民，而呈秀惟知恃权纳贿”。但在皇帝免除崔呈秀兵部尚书一职后，朝野上下还是敏锐地感觉到了皇帝清算阉党的心思。于是，主事陆澄原、钱元悫，员外郎史躬盛纷纷论奏魏忠贤。十月二十六日，海盐县贡生钱嘉征上疏，劾忠贤十大罪：一并帝，二蔑后，三弄兵，四无二祖列宗，五克削籓封，六无圣，七滥爵，八掩边功，九朘民，十通关节。

在举国上下一片请杀魏忠贤之声中，皇帝遣魏忠贤凤阳守陵，旋又传旨兵部云：“朕临御以来，深思治理，乃有逆党魏忠贤擅窃国柄，奸盗内帑，诬陷忠良，草菅多命，狠如狼虎，本当肆市，以雪象冤，姑从轻降发凤阳，岂巨恶不思自改，致将素畜亡命之徒，身带凶刃，环拥随护，势若叛然，朕心甚恶，着锦衣卫差的当官旗前去扭解，押赴彼处交割，其经过地方，着该抚按等官，多拨官兵，沿途护送，所有跟随群奸，即时擒拿具奏，毋得纵容遗患。若有疏虞，罪有所归，尔兵部马上差官星速传示各该衙门。钦此。”

兵部闻旨，即差千户吴国安，前去扭解魏忠贤，至新店，距阜城县20里时，魏忠贤密得李永贞飞报，知自己死期已到，于是“晚至县，宿尤克简家。时有京师白书生，作挂枝儿在外厢唱彻五更，形其昔时豪势，今日凄凉，言言讥刺，忠贤闻之，益凄闷，遂与李朝钦缢死。”

在魏忠贤自缢而死后，皇帝又下诏“磔其尸，悬首河间”，同时笞杀客氏于浣衣局，并在净乐堂焚尸扬灰，而魏良卿、侯国兴、客光先等并弃市，籍其家。关于客氏之死，刘若愚《酌中志·客魏始末纪略》记载为：“逆媪客氏......至奉旨籍没，步赴浣衣局，于十一月内钦差乾清宫管事赵本政临局笞死，发净乐堂焚尸扬灰。”而《明季北略·卷三》则记载为：“上命太监王文政，严讯客氏，得宫人任身者八人，盖其出入掖庭，多携侍媵，谋为吕不韦、李园故事也。上大怒，立命赴浣衣局掠死，子侯国兴等，俱伏诛。”

崇祯二年（1629）正月二十一日，思宗召见阁臣韩爌、李标、钱龙锡、吏部尚书王永光、都察院左都御史曹于汴等于文华殿，谕定魏忠贤逆案。韩爌等不愿树怨太多，仅定四五十人以上。于是崇皇帝不悦，令以“赞导”“拥戴”“颂美”“谄附”等为目，将魏忠贤党人罗列其上。三月，韩爌等奏上逆案，崇祯亲自裁定。自魏忠贤、客氏磔死外，其余以六等定罪。而崔呈秀等以“首逆同谋”罪立斩；刘志选等以“交结近侍”罪，俱斩，秋后处决；魏广微等11人与魏志德等35人，俱充军，罪名“谄附拥戴”，太监李实等以“交结近侍又次等”罪，俱充军；顾秉谦等129人以“交结近侍减等”罪，坐徒三年，赎为民；黄立极等44人革职闲。

在清算了阉党之后，皇帝又平反冤狱，重新启用天启年间被罢黜的官员，此后皇帝又下诏为东林党人恢复名誉，并修复东林书院。然而，此举却也使得朝内党争再起。

万历三十二年（1604），吏部郎中顾宪成革职回乡，其与高攀龙、钱一本等在家乡无锡东林书院讲课，“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常常和东林书院中人谈论朝政得失，他们渐渐形成了一个在野集团，被称为“东林党”。《明史·孙丕扬传》说：“南北言官群击李三才、王元翰，连及里居顾宪成，谓之‘东林党’。”此后，又有沈一贯纠集在京的浙江籍官僚，结为“浙党”，再加上官应震、吴亮嗣为主的楚党，以及山东齐党，此外还有宣党和昆党，如史料所载“自万历以前，未有党名，及四明（沈一贯）为相，以才自许，不为人下，而一时贤者如顾宪成、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流，蹇谔自负，每相持。附四明者，言路亦有人。而宪成讲学于东林，名流咸乐于趋之，此东林、浙党所自始也”。

由于东林党人与宣党、昆党、楚党、齐党、浙党相互攻击，从而使得所谓“东林党争”绵延数十年，几无宁日，后人评价“夫明之亡，亡于门户；门户始于朋党；朋党始于讲学”。又有“党祸始于万历间，浙人沈一贯为相，擅权自恣，多置私人于要路；而一时贤者如顾宪成、高攀龙、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属，气节自许，每与政府相持。而高、顾讲学于东林，名流咸乐附之，此东林党祸所自始也”之说。

万历四十五年（1617）浙党吏部尚书郑继之主持丁巳京察，于是齐（亓诗教、周永春）、楚（官应震、吴亮嗣）、浙（姚允文、刘廷元）三党大肆斥逐东林党人，从而使得朋党之争，愈演愈烈。有些能力的阁臣，也就只有温体仁与周延儒，但二人品行不端。于是乎，大明朝，竟到了无人可用的地步，而此时的大明是举国上下一片凋零，在内外交困之中，急需要能臣干吏来维持国家，处理政事之时，可思宗又有何人能用？

其实，自崇祯元年开始，大明帝国的内忧外患已然不堪，全国上下，灾情不断。先是陕西、山西，后是河南，继而山东、江南，乃至于荆楚、三辅，一场全国性的大旱灾席卷而来，越来越频繁的大旱对于以农业为根本的帝国来说，完全是致命的打击，于是民变不断，加上外有后金频频入犯，帝国已然是糜烂不堪。

崇祯元年（1628），后金练兵5万，借狐狸衬兵（狐狸衬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一种装束，此处指蒙满边界的游牧骑兵）1万，打造盔甲战车，欲于三岔河三路出兵，过宁远围屯，攻越山海、石门，兵部覆请敕边臣多方哨探，随地设防，清野固守为万全之策。思宗皇帝允从。是年八月二十二日，后金犯黄泥洼。袁崇焕令总兵官祖大寿击却之，斩180级，获马骡120匹。次年，十月二十七日，后金兵分三路，一路攻打入大安口，参将周镇死亡；一路攻入龙井关，一路攻打洪山口，参将张安德等败逃，张万春降。蓟州被围，十一月，京师戒严。此后，后金皇太极亲自督军攻入龙井关，以蒙古喀尔沁台吉布尔噶图为向导，攻克洪山口。别将攻克大安口，会于遵化。同月初四，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入援，于遵化战死，全军覆没。巡抚王元雅、保定推官李献明、永平推官何天球、遵化知县徐泽、前任知县武起潜等，据城拒守，城破皆死。是为“己巳之变”。

十二月，宣大总督及宣府、保定、河南、山东、山西巡抚，闻京城戒严，都奏请率师入卫。山西巡抚耿如杞与总兵张鸿功也率5000人赴援。军队曾有令曰：“卒至之明日，汛地既定而后给饷。”山西援兵既至，今日令守通州，明日调昌平，后日又调良乡。驻地累更，三日没有给军饷，军队乃发生哗变。事发后，耿如杞、张鸿功被捕入狱。时四方援兵先后集，以缺饷故，多肆剽掠。

^明军

而也就在这一年，马懋才奏：“臣乡延安府，去年全年无雨，草木枯焦，民争采山间蓬草为食。蓬草尽，则剥树皮而食。树皮尽，则掘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饥民相聚为盗，与其坐等饥死，不如为盗而死。又烧人骨为薪，煮人肉以为食者，而食人之人，不数日即面目赤肿，燥热而死。于是，死枕藉，臭气熏天，安塞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不及掩埋者，又不知还有多少？小县如此，大县可知，一处如此，他处可知。百姓又安得不相牵而为盗。而庆阳、延安以北，饥荒更甚。”灾荒之下，自然民变不断，先有王二、王大梁，后虽平定，但继起者日众。崇祯二年（1629）闰四月初八，起义军7000余人攻三水，游击高从龙败死。官兵被伤者2000余人。

崇祯二年十一月，袁崇焕被执下狱后，思宗复用孙承宗，孙承宗力保祖大寿，复用承宗为督师，移镇山海关，修建入海长城之“老龙头”，且于建后由内阁大学士杨嗣昌题字“宁海城”于“老龙头”城楼上，辽左得以粗安。但此时，后金兵在蹂躏京畿之后，又自通州东行，攻克香河，进逼永平。三年，正月初四，黎明，永平城破，副使郑国昌自缢于城上。知府张凤奇等皆死。接着陷滦州，知州杨濂自刎，太仆寺卿冯运泰先遁。再攻抚宁，参将黄维正力守，四日不克。转攻昌黎，还永平。此后，后金兵在攻下滦州后，分兵自抚宁向山海，离关30里列三营。山海北路副总兵官惟贤与参将陈维翰设两营拒敌。后惟贤奉马世龙命，率陈维翰及游击张奇化等往袭遵化。城中兵出击，惟贤军先锋死战，后队乘势进攻，城上矢石如雨。惟贤、张奇化皆战死，士卒死伤300余人。

二月，皇太极率后金大军主力撤回沈阳，留阿巴泰驻守明境内滦州、永平、迁安、遵化四城为战略据点，虎眈北京。五月，明兵部尚书、大学士孙承宗督理军务，重新集结力量，值后金大贝勒阿敏、贝勒硕托领兵5000余入关与驻滦州、水平、迁安、遵化四城的阿巴泰换防之机，由山西总兵马世龙、锦州总兵祖大寿、山东总兵杨绍基等统兵围攻滦州。

阿敏在永平得知滦州被围，派大将巴都礼领兵数百赴援，并缩短战线，将迁安后金守兵撤至永平。明军将巴都礼所率援军歼灭后，遂用红夷大炮轰击滦州城，尽毁城楼。后金守将纳穆泰率众力战不支，遂于十二日夜弃城奔赴水平，途中遭明军马世龙截击，损失将士400余人。阿敏连续受挫，被迫全线撤退，返回盛京。祖大寿、马世龙等诸将克复永平、遵化、迁安、滦州四城，史称“遵永大捷”。

这一年河南巡按吴甡疏奏“开封、归德之间，近河诸州县，与山东、直隶接壤。原有邪妖借白莲、金禅之教，煽惑村民，勾结亡命，分布号召，在在有之。近日所获大盗，皆挟妖书，称王号，纵横闾左，跨州连邑，布满三四百里之内，声称紫微星失道，谋举大事”。不过白莲教显然不是朝廷的心腹大患。这一年，陕西农民起义军开始向山西发展，山西自河曲至蒲津1500里，皆与陕西为邻，且河道狭窄。于是崇祯三年（1630）三月二十八日，陕西的农民起义军由神木渡河，进入山西，攻襄陵、吉州、太平、曲沃。从此起义烽火燃遍晋、陕二省。

应该说，皇帝面对陕西、山西的灾情并不是无动于衷，延绥一带连年灾荒，百姓流亡、从起义军造反者，十之有七。职方郎中李继贞上疏奏请赈济饥民，于是崇祯四年正月二十三日，思宗皇帝遣御史吴甡带10万金赈之。吴甡至延绥，以西安推官史可法主赈事。后即命吴甡代李应期巡按陕西，史称“赈延绥饥”。不过明末的灾难和民变却是一系列的，是全国范围的。崇祯四年（1631）二月二十二日，福建起义军数千人自长赖坑突攻瑞金县。教谕王魁春署邑事，谕民兵力守。起义军走福建古城。而在这一年的七月十七日夜，湖广长沙、常德、宝庆、岳州、衡州等府地震。常德、澧州尤甚。常德府武陵，夜半地震有声，黑气障天，井泉泛滥，地裂孔穴，浆水涌出，倒塌荣府宫殿及城垣房屋无数，压死男妇60人。澧州，震声如雷，地裂沙随水涌，房倒树拔，压死人畜无数。荆州府坏城垣十之四，民舍十之三，压死军民十余人。

也就在这一年，后金开始进攻皮岛，当初袁崇焕杀毛文龙之后，皇太极便图谋攻占皮岛，以解除背后的隐患。崇祯三年，明将刘兴治接受了皇太极的招降，暗中准备再叛逃后金。时因其兄刘兴祚战死殉国，故而朝廷怀疑刘兴祚假死再叛投后金，而未与抚恤，刘兴治气愤不平，迁怒代署皮岛诸务的陈继盛有意不奏报。平时两人不睦，此时刘兴治遂动杀机，于是借祭祀刘兴祚，设计将陈继盛等11人杀害，继而举兵叛乱，到处杀掠。闻变之后，大明派副总兵周文郁等入岛安抚。刘兴治接受安抚，叛乱渐息。五月，朝廷任命锦州参将黄龙为征虏前将军都督佥事，镇守登莱、东江，驻皮岛。这才使得东江局势暂时稳定下来。但是，因为刘兴治已然叛变，故而骚乱并没有停止。八月，他伙同参将李登科、游击崔耀祖、都司马良、李世安、郭天盛、守备王才、王成功等人签署了一份“盟誓”书，秘密送往沈阳。

崇祯四年（1631）二月，皇太极复信，再次表示欢迎之意，甚至“即当天地盟誓，毫无违背”。于是三月十六日， 刘兴治策划叛逃，先杀将校中不愿从其叛乱之将，参将沈世魁全家被害，仅沈本人幸免得脱。于是沈世魁与其部下合谋，候至深夜，率众杀刘兴治，叛乱得以平定。而此时，皇太极已派额驸佟养性率兵200至铁山，以拨船接应，然而后金军的行动却被明兵发现，佟养性大败而回。皇太极得知自己约降计划完全落空后，大怒，下令把刘氏家口全部屠灭。此时，有从皮岛逃至沈阳的奸细上奏称：“兴治被杀，岛中未定，若于此时以一支兵袭岛，则可全利也。”于是皇太极决心征讨皮岛。

崇祯四年正月初八，后金已经开始铸造红衣大炮，炮身上镌曰：天祐助威大将军。并有铸造年月，督造官员及铸匠、铁匠的姓名。后金原本是无火器，而自此，开始铸炮。不过此番出兵皮岛，后金并没有使用火炮。是年五月二十七日，皇太极以总兵楞额礼为右翼主帅，喀克笃礼为左翼主帅，率骑兵1500人，步兵4500人，征南海岛。此后，后金军经边镇义州，进入朝鲜境内，直取宣川。六月四日，由宣川分兵四路：一路入蛇浦，一路陈于身弥岛浦口，一路陈于郭山宣沙浦，一路奔嘉定。合四路后金兵“步骑数万，凭陵冲突，遽塞沿路”。

由于后金所占四处，都在皮岛东北至东面的沿海一线，故而使得后金大军从陆上形成了对皮岛的半包围形势。但尽管对于皮岛构成了包围，可攻打皮岛，却首先要解决战船问题。后金大军向来以骑兵为主，既不会造船，也没有善于操舟的水兵，于是皇太极决定向朝鲜借船。然而仁祖李倧见到满达尔汉、董纳密带去索船的书信后，却拒绝借船给后金，并表示“明国犹吾父也，抚我二百余年，今征我父之国，岂可相助以船？船殆不可借也！”满达尔汉与董纳密无可奈何，只能回国。由于借不到船，后金是只能在宣川“砍木造船”，做攻皮岛的准备，同时，沿海岸线筑墙。

由于之前后金军已经进至身弥、宣沙等岛，故而副总兵张焘率军进攻身弥岛，与后金兵展开激战。由于明军掌握大量火器，又有成批船只，习于水战，给予后金兵以重大杀伤，以至于“毙尸成绩”，被迫从身弥岛退却。接着，督军大小兵船百余艘迎战于宣川浦。据朝鲜人目睹战况：“战舰蔽海，连日进战，炮烟四塞，声振天地。”可见战斗是何等激烈！有一后金将领，两腮中一炮丸，颐颔被打坏，用头巾裹结，载到宣川就死了。兵士死尸累累，“扶伤盈路，不可胜记。杵卤俱漂，草木浑腥”。副总兵沈世魁于十二日、十九日等数日连续进攻位于蛇浦的后金兵，浴血奋战，“神炮诸发，虏阵披靡，死伤甚众”。

此番战事，张焘率军驾船进逼沿海。史载，“战舰蔽海，连日进战，炮烟四塞，声震天地”。又有“……令西人统领公沙的西劳等，用辽船架西洋神炮，冲击正面，令各官兵尽以三眼鸟枪、骑架三板唬船，四面攻打。而西人以西炮打筑墙，计用神器19次，约打死贼六七百……此海外一大捷”。

从记载来看，这次作战中，有西洋人参战。事实上，此次作战的确有葡萄牙人参加，《火攻挈要》记载，“崇祯四年，某中丞令西洋13人，救援皮岛，歼敌万余，是其猛烈无敌，著奇捷之效者此也”。但事实上，天启年间，就有西洋人参与辽东的战事。

当萨尔浒之战后，时在翰林院供职的徐光启前往通州练兵，此时，他就力主向澳门葡人购炮御敌。光宗泰昌元年，徐光启委托李之藻派门人张焘、孙学诗到广东又辗转到澳门向西商购买了红夷大炮四尊，并极力向朝廷进言：“今时务独有火器为第一义……可以克敌制胜者，独有神威大炮一器而已。” 天启元年（1621）三月，辽东战局急剧恶化，后金军又占领了辽阳、沈阳。于是在徐光启的建议下，朝臣们一时间纷纷主张要多造西洋大炮。次年七月，以张焘和孙学诗为钦差，持兵部檄文往澳门聘请炮师和购买火炮，并以优厚待遇从澳门及闽广招募技师工匠来京设厂铸炮。

就在广宁之战后，帝国丧失山海关外辽河以西的大片疆土时，天启三年四月，新购置的22门大炮，连同被招募来京帮助造炮练兵的23名葡籍炮手和一名翻译，由张焘解送到京。部尚书董汉儒随即奏请派人学习制炮技艺。此后，帝国先后从澳门引进了30门大炮，其中11门部署在辽东，京城有炮18门，还有一门在试炮时炸毁，葡萄牙人若翰哥里亚被当场炸死，大明帝国将其安葬于北京郊外，并“从优给恤”。不过也就因为此事，朝内清流以“遂断其必有害而无利”为由，将那些葡萄牙炮手解散，“立命返澳，毫无挽回余地”并弹劾徐光启“一味迂腐”，不应“以词臣而出典兵”，选拔兵士是“骚动海内”，并称其练兵的目的“无非骗官盗晌之谋”，还说什么“以朝廷数万之金钱，供一己逍遥之儿戏……误国欺君其罪大”。此外，还因为兵部尚书崔景荣的反对，御史邱兆麟的弹劾，受到排挤的徐光启也被迫称疾归乡。

思宗皇帝即位后，起徐光启为詹事府詹事，于是徐光启乃于崇祯二年正月上疏要求练兵，其疏有言：台乞先与臣精兵五千或三千，一切用人选士、车甲兵仗、大小火器等事，悉依臣言，如法制备，再加训练。择封疆急切之处，惟皇上所使，臣请身居行间，或战或守，必立效以报命。既有成效，然后计算增添……然马步战锋精兵，终不过三万人……此为用寡节费万全必效之计。

于是崇祯元年四月，徐光启升授礼部左侍郎。七月，两广军门李逢节和王尊德奉旨至澳门购募炮师和大铳。此后，在都司孙学诗的督护以及耶稣会士陆若汉的伴同下，一名叫贡萨握·德谢拉的澳门葡人率领的31名铳师、工匠和傔伴，共携大铁铳7门、大铜铳3门以及鹰嘴铳30门北上，而这个贡萨握·德谢拉在徐光启《闻风愤激直献疏》中被称作“西洋统领公沙的西劳”。

崇祯二年十一月，后金军入关时，他们方才行至山东济宁，忽闻后金已破北直隶遵化等城入关了，刚好遇到兵部奉旨前来催促的差官，由于漕河水涸，公沙等乃舍舟从陆，昼夜兼程。十一月二十三日，至涿州，队伍在此遭遇后金军。此时，州城内外士民已经乱成一团，都打算弃城逃避，公沙的西劳、陆若汉、孙学诗乃会同知州陆燧及原任大学士的乡宦冯铨等商议，急将运送的大铳入药装弹，推车登城据守，并在四门点放试演，声似轰雷，后金军闻声因而不敢南下，随后即北退。

崇祯三年正月，公沙的西劳等所率的铳师和大铳抵京效命，而此时，袁崇焕下狱，祖大寿愤怒惊惧之极乃率辽兵东返，满桂力战身亡，副总兵申甫和兵部右侍郎刘之纶所率领诸部也先后败没。在此情况下，大明决定支付领队公沙的西劳每年150两的薪水，每月再加15两的额外花费，其余之人则年支100两，每月另给10两的伙食钱，以让这些“雇佣兵”能够为大明所用。

崇祯正月四日，所有西洋大炮被安置在都城各要冲，并在京营内精选将士习西洋点放法，并赐炮名为“神威大将军”。随后，因辽东战情紧急，公沙的西劳和陆若汉主动上表，称“奉旨留用，方图报答……天未远臣，愿效愚忠”，于是陆若汉等人前往山东登州，协助登莱巡抚孙元化造炮练兵，孙元化对西方火器十分熟谙，他以为“中国之铳惟恐不近，西洋之铳惟恐不远，故必用西洋之法”。也就在这个时期，“西洋统领公沙的西劳”率众参加了皮岛之战。

皮岛之战，后金兵虽然“犹溃而复合，合而复溃，如是者再四”，但终究敌不过明军的猛烈炮火和海上用船之不便，被迫放弃进攻，“畏缩奔于80里之外，不敢复近海岸”。六月二十八日，后金自朝鲜撤兵，七月二日回到沈阳。

^明军

而就在取得皮岛之战的胜利时，大明帝国却发生了两件影响巨大的事情，其一是李自成崛起，还有就是宦官监军。李自成，原名李鸿基，生于万历三十四年，陕北米脂县李继迁寨人。幼牧羊，后为银川驿卒。崇祯元年，李自成之舅安塞高迎祥起义，号“闯王”。崇祯二年，朝廷裁减驿站，没有了生计的李自成，逃至甘州充边兵。崇祯三年，李自成聚众起义。崇祯四年六月初，王嘉胤牺牲，部众共推王自用为领袖。是年，七月间，王自用与老回回、八金刚、扫地王、射塌天及高迎祥、张献忠等共36营、20余万人马会聚于山西。李自成从高迎祥，号为“闯将”，并与张献忠部会合。

而宦官监军则贻害更大，宦官监军其实早在东汉之时就已经有过先例，东汉恒帝延熹五年，武陵郡（今湖南常德西）蛮起兵叛汉，进攻江陵（今属湖北），荆州刺史刘度、南郡太守李肃望风而走，武陵蛮占据荆州大部。汉廷派车骑将军冯绲率兵10余万进讨，冯绲上书请设监军。

其实，所谓监军都是朝廷临时所遣，以代朝廷协理军务，督察将帅，汉武大帝时曾置监军使者，两汉、魏晋、隋代皆有，省称监军，也称监军事。又有军师、军司，亦为监军之职。唐初，袭前隋制，以御史监军。《通典》载:“至隋末，或以御史监军事。大唐亦然。时有其职，非常官也。开元二十年后，并以中官为之，谓之监军使。”也就是说初期的监军其实只有御史充任，而且不过是执行“监视刑赏，奏察违谬”之职而已，既不是常设之职，也不参与军事。

明初以御史为监军，专掌功罪，赏罚的稽核。思宗皇帝初即位时，鉴于魏忠贤祸败之事，尽撤诸镇守中官，委任大臣。既而诸廷臣陷于门户之争，兵败饷绌，而不能进一策，乃思复用近侍。崇祯四年（1631）九月初九，复遣中官王应朝、邓希诏等监视关、宁、蓟镇兵粮及各边抚赏。二十四日，又任命太监张彝宪总理户、工二部钱粮，唐文征提督京营戎政，王坤往宣府，刘文忠往大同、刘允中往山西，各监视兵饷。从此太监监军之风大开。可结果，却是“诸监军多侵克军款，每战先逃，戎务更坏”。

崇祯四年，辽东的局面越发糜烂，是年，辽东巡抚邱禾嘉建议筑广宁、义州、右屯三城以御后金进犯。督师孙承宗则谓“广宁道远，当先据古屯，筑大凌河城，以渐而进”。于是当年七月动工，令祖大寿、副将何可纲征发班军1.4万人筑大凌河城，并以4000兵据守其地。就在大凌河城将筑成，兵部尚书梁廷栋被罢。廷议“大凌荒远，不当城，撤班军赴蓟”。邱禾嘉乃撤防兵，只留班军万人以守。后金闻此事，八月皇太极以倾国之师，于八月初四发兵逼大凌城。掘濠树栅、四面围合，另派军截锦州大道。在后金大军兵围大凌河，以红衣大炮攻城时，孙元化急令孔有德救之，但至吴桥发生兵变，有德倒戈回山东，于是局面更加混乱。

吴桥兵变的起因是崇祯三年（1630）一月，孙元化随孙承宗镇守山海关，三月加山东按察副使，五月升登莱巡抚。后袁崇焕杀毛文龙，于皮岛的毛文龙旧将哗变，孙元化接收了皮岛的叛将孔有德、耿仲明、李九成、李应元诸将。孔有德被任命为骑兵参将，耿仲明则被派往登州要塞。

皇太极率兵攻大凌河城，祖大寿受困城内，八月二十二日，兵部发文命驻防在皮岛的前协副总兵张焘率兵至旅顺旁之双岛，与参将黄蜚以及孔有德部会师。张焘等遇飓风，迟迟未能从海路至三岔河牵制后金大军。十月二十三日，兵部又命孙元化急调孔有德以800骑赶赴前线增援。十一月十四日，部队始齐集。可是，登州辽东兵却与山东兵素不和，“或相残杀，辽人怨愤”。二十七日，孔有德抵达吴桥时，因遇大雨春雪，部队给养不足，又部队行抵吴桥时，与山东人屡有摩擦，吴桥县令毕自寅默许县人闭门罢市。时有一兵士强取山东望族王象春家仆一鸡，结果该士兵被“穿箭游营”。于是，众士兵气愤，击杀该家仆，事后王象春之子不肯罢休，要求查明真相，李九成把孙元化给的市马钱花尽，恐遭非议，于是抢先哗变。此后，孔有德受李九成、李应元父子的煽动，在吴桥发动叛变，在山东境内连陷数城，史称“吴桥兵变”。

就在广东道御史宋贤上疏弹劾山东巡抚余大成、孙元化：“登莱抚臣孙元化侵饷纵兵，贪秽已极。其所辖士卒，数月间一逞于江东，则劓截主将；再逞于济南，则攻陷城池，皆法之所不赦者。”广西道试御史萧奕辅指责孙元化放任孔有德，又说张焘“卸罪于波涛，借词于风汛”时，坚守城池的祖大寿已经陷入危局。史载，祖大寿率城中兵马四次突围，但“全败还”。此后，孙承宗派总兵官吴襄、宋伟率兵4万相继数次增援救援，但合军赴援的宋伟、吴襄二将却是素来不和，于是在长山坡遭遇溃败。此后又夜渡小凌河，驻长山，结果又败，吴襄部率先逃遁，太仆寺卿监军道张春、副将祖大乐等32将被俘，张吉甫等则战死。

而这个时候，倒戈杀回山东的孔有德则连陷临邑、陵县、商河、青城诸城，率兵直趋登州。孙元化急令张焘率辽兵守登州城外，遗总兵官张可大发兵抗击，以两路成合击之势。但张焘部与孔有德旧职，张焘的兵卒随即投入孔有德行列，而张可大部自是大败。与孔有德是旧交的登州中军耿仲明、陈光福等人在城内秘密邀集辽东诸将为内应，天黑以后，接应孔有德叛军攻进城里。崇祯五年（1632）正月，登州便告失陷，总兵张可大斩杀其妾陈氏后，上吊自尽，孙元化自杀未成被俘，城中葡萄牙人有西劳经、鲁未略、拂朗亚兰达、方斯谷、额弘略、恭撒录、安尼、阿弥额尔、萨琮、安多、兀若望、伯多录等，12人战死、15人重伤。叛军掳获了旧兵6000人、援兵1000人、马3000匹、饷银10万两、红衣大炮20余门，西洋炮300门。

此后，孔有德念旧，崇祯五年二月，将元化和宋光兰、王征、张焘等人放还。虽然孙元化与余大成、张焘回到京师，但却因为党争为政敌陕西道试御史余应桂、兵科给事中李梦辰所陷害，而被交付镇抚司，在狱中遭到酷刑，“手受刑五次，加掠二百余”。尽管徐光启上疏称如孙元化有造反之意，“臣愿以全家百口共戮”，但终无法挽回。崇祯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孙元化与张焘同被处死，宋光兰和王征、余大成充军。而战死的葡萄牙人则待遇颇为不错，统领公沙的西劳经兵部尚书熊明遇疏请，被追赠为参将，副统领鲁未略赠游击，铳师拂朗亚兰达赠守备，傔伴方斯谷、额弘略等则各赠把总职衔，每名并给其家属赏银十两。其余诸人则各给行粮十两，然后都被遣送回澳门。

与此同时，被围的大凌河城已是弹尽粮绝，至三月中“军士饥甚，杀其修城夫役及商贾平民为食，析骸而炊。又执军士之羸弱者，杀而食之”。于是祖大寿粮尽而降，大寿副将何可纲不从，大寿执之，于后金诸将前杀之。可纲不变色，不出言，含笑而死。城内饥人，争取其肉。后大寿编假奏报朝廷曰：可纲慰阁部，献身为食。但由于祖大寿投降，思宗大怒，因此罢孙承宗官。

史载，祖氏世代为辽东望族，祖大寿、祖大乐、祖大弼三兄弟皆辽东将领，大寿最早是熊廷弼、王化贞的部将，后来随孙承宗，以大寿佐参将金冠守岛。天启三年，主持修筑宁远城。天启六年正月，努尔哈赤攻宁远，大寿佐袁崇焕等守城，大败之，以功升副总兵。天启七年五月，皇太极再攻宁远，大寿、满桂率兵与后金兵激战。六月，清军又败走，史称“宁锦大捷”。崇祯元年，朝廷用袁崇焕督师辽东，赐尚方宝剑。六月，擢大寿为辽东前锋总兵，驻守锦州。后崇焕诛杀毛文龙，发生“己巳之变”，后金军南下，北京戒严，大寿从袁崇焕入卫京师。不久，崇焕下狱，又闻满桂为武经略，大寿率部毁山海关东走，朝野震惊。思宗命袁崇焕以书招回，孙承宗亦遣使抚慰，大寿得书，受其感召，全军皆哭，奋勇杀敌，连克永平、迁安、滦州，辽左乃安。此番祖大寿粮尽而降，皇太极赠以御服黑狐帽、貂裘、雕鞍、白马，并使之回锦州为内应，但大寿与从子祖泽远率所属兵300多人回锦州后却没有作为内应，而是坚守锦州十余年，并多次与清军作战。

^{明军“出警入跸”图}

崇祯五年（1632）八月，为平定孔有德叛乱，朝廷命朱大典巡抚山东，救莱州，朱大典率兵数万及关中劲旅抵德州，杀叛敌陈有时，后兵分三路，金国奇率兵从中路进昌平，总兵陈洪范率兵从南路进，参将王之富等从北路进。诸军皆带三天粮至沙河，孔有德迎战，大败而回，二十日莱州城围始解。此后，官军围登州，筑围墙以困孔有德，其城三面据山，一面临海，墙有30里长，东西俱抵海。明将分番戍守。于是，孔有德军不能出，只能开炮击官军。虽然李九成一度出城与官军战，但最终阵亡。面对围城，孔有德一度欲弃登州入海。官军龚正祥等率舟师拒于海口，时大风突起，舟破，孔有德军突至，俘龚正祥，然而孔有德依然不能出海。双方由此陷入僵局中，直到崇祯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参将王之富、祖宽等克登州水城。由于当时孔有德等在围城中，粮绝，但恃水城可逃，故不降。于是，王之富等夺其水城门外护墙，孔有德与耿仲明遂逃。此后官军攻水城未下，乃采用游击刘良佐之策，以火药炸城。城崩，将士涌入。副将王来聘先登，受伤而死。城破，俘千余人，自尽及投海死者不可胜计，山东平。

而出逃的孔有德、耿仲明此后从镇江堡降后金，降书曰：“本帅现有甲兵数万，轻舟百余，大炮、火器俱全。有此武器，更与明汗同心协力，水陆并进，势如破竹，天下又谁敢与汗为敌乎？”皇太极大喜，出郊十里迎接，孔有德等人的投降使得原本缺乏火炮的后金此后也开始能够数使火炮。此后在崇祯六年七月十四日，后金兵进取旅顺时，孔有德便积极为后金兵出谋划策。当时，总兵官黄龙驻守旅顺，因鸭绿江有战事，黄龙派水师往授，孔有德等侦知旅顺空虚，遂带领后金兵袭其城。黄龙数战皆败，弹药俱尽，遂自刎。游击李惟鸾自焚其家属，力战而死。

吴桥兵变此一事件本身起因很小，但能够从一偷鸡小事酿成一场兵变，原因很多，时人称吴桥兵变爆发的原因为：“孔、李枭獍素习，一反也；为登土人凌蔑积恨，二反也；不愿远戍宁远，三反也。”

其实自从崇祯五年以来，大明帝国的内部已经不仅仅只有兵变了。这一年，六月初六，黄河于孟津决口。崇祯年间，黄河多次决口，军民商户死伤无数。百姓转徙，到处丐食，无路可走，乃聚而造反。同年九月，农民军高迎祥、罗汝才、张献忠等聚集山西，分四路出击。连续攻克大宁、隰州、泽州、寿阳诸州县。朝廷乃令宣大总督张宗衡驻平阳，巡抚许鼎臣驻汾州，分地守御。十四日，李自成攻陷修武县，杀知县刘凤翔。十二月，朝廷又派贺人龙、李卑、艾万年三将进关中，助张宗衡、许鼎臣围剿农民军。兵至，张、许争三将兵为己部，而贺人龙等无所适从。农民军趁机入据磨盘山，分其众为三：阎正虎据交城，进逼太原；邢红娘、上天龙据吴城，进逼汾州；紫金梁、张献忠攻沁州、武乡，陷辽州。知州李呈章、乡官杨于楷、张友程、举人赵一亨、候标并死之。至崇祯六年二月十一日，农民军进入河北，参将杨遇春率兵追之，中伏死。义军连陷赵州、西山、顺德、真定等。又于邢台摩天岭西下，至武安，败左良玉军；守备曹鸣、主簿吴应科等皆战死。农民军在河北势力大震。

崇祯六年（1633）六月，川兵邓玘奉诏授剿农民起义军，到济源，射杀义军首领紫金梁，义军乃退至林县。杨遇春追杀之，中伏而死。义军乃用其旗，诱杀其他官军，结果川军大败，初五土司马凤仪一军也被义军击败于侯家庄。此后，在十二月初一，农民军乘胜攻陷伊阳，伊阳知县金会嘉弃城逃跑。乡官故兵部车驾司主事李中正，集家人及里中壮士奋击，众寡不敌，全部战死。卢氏生员常省身，占据险地与义军战两昼夜，力不支，令妻子自缢，然后拔剑自刎而死。

战局糜烂，焦头烂额的思宗皇帝于是在崇祯六年冬，再令保定、河南、山西诸路官军围剿农民军。是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农民军乘黄河冰冻飞渡冲出合围；连克渑池、卢氏、伊阳三县，从陕西进入河南。河南巡抚元默重兵堵截，农民军转而南下，经汝州至淅川、内乡、光化、南阳。此后，农民军由合营而分军，老回回等五营农民军攻入湖广。崇祯七年正月初五，罗汝才等部农民军，由郧阳渡汉水，次日攻襄阳，连克平利、白河等处。十四日，南破凤县入四川。二月初五，农民军攻陷兴山，杀知县刘定国。十五日，下瞿塘。二月二十一日，又攻下夔州府、大宁，围攻太平。由于土司秦良玉率军阻断了农民军前进的道路，崇祯七年三月，入川之老回回等数营义军又自阳平关入秦州，复返陕西。

而另一路农民军则在崇祯六年冬，突破官军的合围，入河南境。攻占南阳后，起义军分军，老回回等五营攻入湖广，李自成等入汉中，张献忠率部赴信阳。至崇祯七年正月，张献忠自信阳西去商、洛地区。李自成与张献忠合兵攻取澄城，直逼平凉等州县。二月二十八日，张献忠等13营义军自河南商、洛西出潼关进入汉南。三月，老回回等部也由川返陕，就这样，农民起义军重又联合一起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

就在皇帝为四处的民变而焦头烂额时，辽东尚可喜降清。史载，尚可喜本不是辽东人，万历四年，其祖父尚继官举家迁往辽东海州。万历三十二年（1604），随父尚学礼从军戍守边关。尚学礼官至副总兵，长期镇守辽东，乃是东江总兵毛文龙部下。天启五年（1625）尚学礼与另三位副总兵在柳河之役中战死，其兄长尚可进，亦为辽东名将。崇祯六年，于对后金的作战中战死。尚可喜从军后，效命于东江总兵毛文龙帐下。袁崇焕斩毛文龙后，黄龙为东江总兵官，尚可喜为其部下。崇祯五年，孔有德叛明，陷登州，旅顺、广鹿岛副将皆往从之。黄龙遣尚可喜抚定诸岛。时后金兵驻旅顺，尚可喜击走之，遂驻其地。不久，升为广鹿岛副将。崇祯六年七月，东江总兵黄龙兵败自杀，于是以沈世奎代之为总兵。结果，沈世奎接任后排挤原毛文龙旧部，部校王庭瑞、袁安邦等构陷尚可喜，诬以罪。崇祯七年，沈世奎檄召尚可喜到皮岛，试图诳尚可喜至皮岛，意图诬以罪名，加以谋害。此事为尚可喜部下许尔显等人得知后，尚可喜遂有去意。于是，遣许尔显、班志富诸部下前往沈阳，与后金接洽。皇太极闻之，兴奋至极，大呼“天助我也”，并赐尚可喜部名“天助兵”。崇祯七年正月初二，尚可喜携麾下诸将、辖下五岛军资器械航海归降。皇太极出城30里相迎，赏赐珍宝无数，发还先前所俘虏的且能找到的尚可喜家族成员共计27人（彼时后金所俘100余人，尚可喜二位夫人乱中自尽）。旋即封总兵官。

崇祯七年，尚可喜降后金时，大明帝国已经是风雨飘摇了，到处都是灾荒，时山西、陕西自去年八月至今不雨，赤地千里，民大饥，人相食。民饥而乱兴，而明军将领又往往杀良冒功。于是中州诸郡，畏官兵甚于“贼”。于是，给事中吴甘来请发粟以赈饥，皇帝应允，下诏发帑赈饥。可仅仅是赈灾是不够的，大明帝国并没有放松对起义军的镇压。崇祯七年六月，总督陈奇瑜与郧阳抚治卢象升合兵于上津。时农民军各部多入汉南，陈奇瑜乃引军西向，约会陕西、郧阳、湖广、河南四巡抚围剿汉南农民军。农民军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等部见明军四集，误走兴安车箱峡。峡谷之中为古栈道，四面山势险峻，易入难出。时天雨两旬，被困的农民军马疲食尽，李自成用顾君恩谋诈降，以重宝诱陈奇瑜左右及诸将。奇瑜许。七月，起义军从车箱峡脱围者计3.6万余人。这次机会的浪费，使得大明再无平息民变的良机。

此后，思宗皇帝以农民军聚集陕西，下令河南兵入潼、华，四川兵由兴、汉，山西兵出蒲州、韩城，湖广兵入商、洛，合剿农民军。崇祯七年十月二十七日，湖广兵援汉中，被农民军击败，副总兵杨正芳及部将张士达战死。皇帝震怒，将陈奇瑜下狱，而以洪承畴为兵部尚书，并兼摄陕、晋、楚、豫、川五省军务，准备更大规模地围剿农民军。是年十二月，农民军高迎祥、李自成等部由陕东出终南山，进入河南，连克陈州，灵宝、汜水、荥阳等地，声势复震。思宗皇帝急令洪承畴出关与山东巡抚朱大典合力围剿农民军。

然而就在这时，后金皇太极为统一漠南蒙古，第二次西征察哈尔。是年秋七月，后金军回师，以大明边将扰其境、杀其民、匿逃人为名，于七月初八入上方堡，进围宣府。宣府守兵发炮击之，于是皇太极乃退走应州，兵掠大同，攻陷得胜堡。一时间京师震动，诏令总兵陈洪范守居庸，巡抚丁魁楚等守紫荆，雁门。此后，后金军分四路攻掠宣、大地区。是时沿边城堡多失守，后金军攻灵邱。灵邱知县蒋秉采募兵坚守，守备世奇，把总陈彦武、马如豸，典史张标，教谕路登甫，并战死。城破后，知县蒋秉采自缢死，其家合门殉之。一时之间，天下震惊。

此时，大明帝国此时正忙着镇压高迎祥、李自成所部，根本无力对抗后金，自洪承畴率主力出潼关，在河南信阳大会诸将，准备对起义军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以来，征讨还是颇有成效的。譬如李自成起义军来息县一带活动时，李若星吁请合兵向义军反击，是役义军死伤千余。此后，至崇祯十年，当农民军高迎祥、李自成率部东围庐州，取含山、和州时，明军趁着农民军连营数十里攻滁州时，于正月初八，由总督卢象升率总兵祖宽、游击罗岱等诸道兵驰援滁州，与两军大战于城东五里桥。农民军战不利，连营俱溃，北退50里，被斩1200余级，从朱龙关至关山，积尸埴沟委堑，滁水为不流。农民军失利后，北渡逼泗州、徐州，复转入河南。至月末，部分起义军自南山还商、雒。二月十一日，卢象升奏捷，斩676级，夺马骡400余匹。可就在捷报传来时，却传来了山西遭受连年的旱灾、虫灾的奏报，这一年，天下灾荒不断，民无粮，只得食树皮、草叶。树皮、草叶尽，乃人相食。临近山西的河南南阳，也发生饥荒。唐王朱聿键奏河南南阳饥，甚有母烹其女以食者。思宗皇帝乃下诏发3500金赈济山西、南阳，并免山西受灾州县新旧二饷，更为糟糕的是，驻守宁夏的士兵，也因兵饷无措，而发生兵变。史载，饥兵群起围攻官署，巡抚右佥都御史王楫因不能措饷，饥兵索饷无着，乃鼓噪而杀之。兵备副使丁启睿率军镇压，捕获为首者七人，立即处斩，兵变才被抚定。

崇祯十年农历四月十一，后金国大汗爱新觉罗·皇太极称帝，改元崇德，以是年为崇德元年，正式改国号“大金”为“大清”；改族名为“满洲”，定都沈阳，改名盛京。众臣上尊号“宽温仁圣皇帝”。登基之后，皇太极便派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等统八旗兵10万攻明。

六月二十七日，阿济格兵分三路入喜峰口、独石口，巡关御史王肇坤拒战，兵败而死，明军退保昌平，清兵再侵居庸、昌平北路。大同总兵王朴驰援，击斩1104人，俘获143人。此后清兵入京畿，攻陷昌平后，又相继攻下良乡、围攻顺义。顺义知县上官荩与游击治国器，都指挥苏时雨等据城守。城陷，荩与国器、时雨等皆死之。清军乘势，又攻下宝坻、定兴、安肃、大城、雄县、安州丙子胡乱等近畿州县。

天下糜烂至此，朝内党争却是不断，史载，“六月奸人张汉儒窥温体仁欲罪东林，遂入其门下，相与定密谋，乃抗章诋毁钱谦益、瞿式耜居乡不法。体仁从中主持之，逮二人下诏狱严讯。谦益危甚，求救于司礼太监曹化淳。汉儒侦知之，告体仁。体仁密奏上，请并坐化淳罪。上以示化淳，化淳惧，自请按治，乃尽得汉儒奸状及体仁密谋，疏上，帝始知体仁有党，遂命汉儒等立枷。”

温体仁，浙江乌程人，此人算得上是思宗皇帝当政期间任期最长的内阁首辅了。天启二年（1622）时，温体仁升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次年回部任左侍部。七年晋南京礼部尚书。崇祯三年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进文渊阁，五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书，进武英殿。史载，“体仁辅政数年，念朝士多与为怨，不敢恣肆，用廉谨自结于上，苞苴不入门”。当初在思宗即位之初选择阁辅时，温体仁与礼部侍郎周延儒两人弹劾钱谦益有受贿之嫌。的确，钱谦益与东林党人交游甚笃。他的父亲是顾宪成的同学、朋友，钱谦益15岁时就曾拜谒顾宪成，后长期就学东林书院，对顾推崇备至，称他“醇然有道”。入京后，拜孙承宗为师，自称：“余举进士，出吾师高阳公们”。还将邹元标视作“余之执友”，引缪昌期为“同志”。

崇祯元年七月，钱谦益赴京，任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同年十一月，会推内阁大臣，候选人为成基命、钱谦益、郑以芳、李腾芳、孙慎行、何如宠、薛三省、盛以弘、罗喻义、王永光、曹于汴共11人。而时任礼部尚书的温体仁人望较轻，并不在名单上，刚刚在袁崇焕处理锦州兵变一事中奏对获得思宗皇帝称赞的礼部侍郎周延儒，也因为“望轻”而被排除在外。

温体仁揣测思宗皇帝必然有所怀疑，于是在十一月初五上疏攻击钱谦益“关节受贿，神奸结党”。思宗皇帝看到温体仁的奏疏后心中怀疑，便在十一月初六召集众臣在文华殿开会。会上，温体仁“言如涌泉”，称钱谦益“结党受贿，举朝无一人敢言”。于是思宗皇帝认为“满朝俱是谦益一党”，由于思宗皇帝一直就厌恶朝中大臣结党，加上钱龙锡等大臣纷纷为钱谦益开脱，吏科都给事中章允儒言辞最为激烈，并称：“温体仁觊觎相位很久了，否则弹劾钱谦益什么时候不可以，何必要等到会推阁臣的时候？”可结果温体仁回应：“钱谦益此前在闲散衙门，我今天弹劾就是为朝廷考虑。章允儒这样说，看来他们是真的结党了。”于是皇帝感慨“要不是温体仁，朕就要被欺骗了”。遂将章允儒下诏狱，并将钱谦益“革职听勘”，给事中瞿式耜、御史房可壮等人都因为涉嫌和钱谦益结党而被降职或免职，而11名会推候选人一并弃用，而温体仁则与周延儒入阁并出任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后来温体仁又排挤周延儒，并出任阁辅。

史载，温体仁善于利用思宗的性情而当政八年，并得到思宗的恩礼优渥，对于温体仁当政，御史吴履中曾评价说：“温体仁托严正之义，行媚嫉之私，使朝廷不得任人以治事，酿成祸源，体仁之罪也。” 《明史》则将他列入奸臣传，并评价曰：“流寇躏畿辅，扰中原，边警杂沓，民生日困，未尝建一策，惟日与善类为仇。”史载，温体仁回乡后的次年，便病死。其死后，思宗赠为太傅，谥文忠，然而福王朱由崧即位于南京后，便削其谥号。

温体仁之后，思宗皇帝重用之人是杨嗣昌，此人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杨时芳为武陵名士，其父杨鹤乃万历三十二年进士，诗文俱佳。杨嗣昌晚父六年，于万历三十八年中进士。因处乱世，杨嗣昌及其父亲杨鹤均以督兵著世。杨鹤官至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而杨嗣昌则历任杭州府教授、南京国子监博士、户部郎中、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仍掌兵部事，期间整饬军务。天启二年五月初二，曾替登莱巡抚袁可立向皇帝请饷，“抚臣袁可立受命方新，请发帑金二十万安兵散民，似非得已。惟在圣明裁定，赐予若干”。但因为国库吃紧，这项请求并没有得到批准。天启三年，其受阉党排挤，称病辞职归里。崇祯元年，起为河南副使，加右参政。后升任右佥都御史，巡抚永平、山海关诸处，以知兵闻名朝野。今山海关显功祠内有杨嗣昌塑像，称赞他整饬防务、修筑山海关两翼城，抵御后金入侵有功。崇祯七年，授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旋以其父母相继去世而回家丁忧。崇祯十年，农民起义席卷中原，是年三月，帝召杨嗣昌至京师，两人谈话后，一直以来，杨嗣昌都是力主“安内方可攘外”，故而他认为只有镇压民变，才能够集中全力于辽东。史载，帝曰：“恨用卿晚。”于是六月，杨嗣昌被任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并主持镇压农民军起义事务。

对于飘忽不定的农民军，杨嗣昌采用“四正六隅”“十面之网”之策，以对民军各个击破。所谓“四正”是陕西、河南、湖广、凤阳四镇，“六隅”则是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六区。而集合“四正六隅”为十面罗网，各有侧重，协同配合，“随贼所向，专任剿杀”。受命督军镇压后，嗣昌增兵14万，加饷银280万两。由熊文灿为五省军务总理，剿抚兼施。此举在一年内颇见成效。当时张献忠率军自潜山出，连破太湖、蕲州、黄州等地。崇祯十年三月二十五日，献忠率军与明军大战于太湖之鄷家店。献忠以数万兵围明军数重。又遣将统军阻击史可法等援军。时天雨，农民军从四面进攻，短兵相接，斩明将潘可大等40余人。明军大败，损兵6000余。于是，献忠率军乘胜东取和州、含山、六合等地。但至崇祯十一年春时，各路流民军均连遭挫折。在杨嗣昌策划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战略下，李自成在陕西遭到几次失败。崇祯十一年一月，自成等部闻洪承畴率军入川，齐聚川北。洪承畴檄川中诸道兵严守要害。农民军据险守川北，久粮乏，承畴以川师诱之，亲率陕兵设伏于梓潼。十三日，自成在梓潼被困，与承畴战不利，率余部走还陕西。崇祯十年三月，李自成率部从川入陕后，自洮州出番地，总督洪承畴令曹变蛟与贺人龙追歼。自成率军与曹变蛟所部连日苦战，转战千里。番地人稀粮乏，农民军无以得食，力不支，战死饿死者众。洮州败后，李自成率军复入塞，赴岷州及西和、礼县山中。曹变蛟率军追剿之，于是李除自成亲统的六队，混天星、过天星等先后降明。此后，洪承畴度自成必奔潼关，与孙传庭定计，设三伏于潼关南原，每50里立一营，同时令总兵官曹变蛟追自成后。李自成军至潼关南原，伏起，大军溃败，死伤无数。此战，李自成身受重伤，妻女、辎重俱失，仅与刘宗敏等18骑突围，匿于陕西东南的商洛山中，潜伏不出。

此后，刘国能等也在河南归顺朝廷，都给张献忠的队伍带来了巨大的困难。此后张献忠在进袭南阳的战斗中被左良玉军击败，本人也受了伤，幸被部下孙可望力救脱险，遂带部队退居谷城。在官军的强大攻势下，为了保存实力，张献忠在谷城、罗汝才在郧阳，分别接受了兵部尚书熊文灿的“招抚”。自此，民变稍稍平定。

但也就在这一年冬天，清军三路大军第四度南侵，睿亲王多尔衮、贝勒岳托统帅军队从沈阳出发，绕道蒙古，从密云东面的墙子岭、喜峰口东面的青山口，突破长城要塞，蓟辽总督吴阿衡、总兵鲁宗文战败而死，中官郑希诏逃走，一时间，燕京震动。此后，清军长驱直入，犯保定，攻高阳。年已75岁的孙承宗率领全家子孙拒守，高阳城墙低矮，城破，一家40余口皆壮烈战死。思宗闻讯，追复其故官，给予祭葬。南明弘光帝时，追谥“文忠”。

之后，清军兵屯于牛栏山，威胁京畿，思宗皇帝和战不定，杨嗣昌时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力主议和。嗣昌深知朝廷兵力、财力不足以支持两线作战，故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建议，但宣大总督卢象升主张坚决抵抗，于是思宗皇帝召宣、大、山西三总兵入卫京师，又三赐卢象升尚方剑令督天下援兵，并诏总兵杨国柱、王朴、虎大威诸军入卫。二十四日，京师戒严。史载，卢象升幼时潜心读书，好骑射，虽是文人，皮肤白皙，但天赋异禀，“白皙而臞，膊独骨，负殊力”。万历四十四年，17岁进入国子监“补博士弟子员”。天启二年，举进士，授户部主事。卢象升能与士共甘苦，善于驭下，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史载“（象升）居官勤劳倍下吏，夜刻烛，鸡鸣盥栉，得一机要，披衣起，立行之”。

崇祯二年，皇太极绕过关锦防线，沿喜峰口入袭京畿，时任知府的卢象升募兵1万人勤王，未及战，后金兵即退去。崇祯三年，提任参政，负责练兵，于北直隶大名府一带（古名天雄）以亲友、同乡的关系来招募军士，号“天雄军”。崇祯四年，因治绩优良升任按察使。崇祯六年（1633），卢象升率所练“天雄军”，镇压由山西入河北之民变。后任五省总督，负责在江北、河南、湖广、四川、山东剿灭民变，其与将领祖宽、左良玉多次击败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部。史料中说“象升军到汝阳时，军中断粮三日，象升以身随之断粮，军无怨言，无人逃亡”。

汝阳之战，卢象升自城西攻，高迎祥几十万大军崩溃。高迎祥聚合部众20万之众，继续逃亡，在确山再败于卢象升。自崇祯八年五月至十一月，卢象升以率绝对劣势兵力，先后十余战皆胜，斩杀民军3万余人，彻底扭转了战略局势。崇祯九年正月，高迎祥会合张献忠，30万之众攻击南京，不利，退攻滁州。卢象升率军赶到，以两万之众再次击败高迎祥，并以各将领围堵，高迎祥人马散尽，退入湖广郧阳。卢象升手下祖宽所部以不熟山势为由，拒绝入山作战，于是卢象升无计可施，这才使得高迎祥得以逃脱。

崇祯九年四月，皇太极建国。六月，阿济格率清军攻入喜峰口，纵意抢掠而去。卢象升调任宣大总督，率师进驻京畿，严明军纪，操练兵马，清军不敢进犯。此番清军三路大举南侵，北京戒严，思宗皇帝和战不定，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杨嗣昌主张议和，但卢象升主张坚决抵抗，遂率诸将分道出击，与清军战于庆都、真定等地。然杨嗣昌手握兵权，事事掣肘，切断卢象升粮饷，屡屡调走卢象升部生力军，致使号称“总督天下援兵”的卢象升部只剩区区5000老弱残卒。是年十二月十一日，卢象升移兵巨鹿贾庄，已断粮七日，全凭百姓自愿捐粮掺杂冰雪为食，然无一人叛。

此后，宦官高起潜统关宁兵数万在鸡泽，距离贾庄不到50里，卢象升派遣杨廷麟去求援，高起潜置之不理。卢象升知事不妙，军中大哭，誓与清军决一死战。随拔寨而出，于蒿水桥决战清军。史载“骑数万环之三匝。象升麾兵疾战，呼声动天，自辰迄未，炮尽矢穷。奋身斗，后骑皆进，手击杀数十人，身中四矢三刃，遂仆。掌牧杨陆凯，惧众之残其尸，而伏其上，背负二十四矢以死”。战后，杨廷麟及部下在战场上寻获卢象升遗体，甲下尚着麻衣白网（服父丧）。三郡之民闻之，痛哭失声，声震天地。而高起潜得知卢象升大军兵败之后，惊恐失措，欲西逃，竟率军东退20里，遇敌伏军大溃，仅只身逃逸。自请督察军情的枢辅刘宇亮至保定闻败，也仓皇退入晋州，而清军即乘胜长驱直入，分陷昌平、宝坻、平谷等地，京师震动。于是二十日，思宗皇帝下诏征总督洪承畴率军入卫，陕西巡抚孙传庭为兵部郎督侍援军同行。

卢象升战死后，杨嗣昌却一意诬陷象升临阵脱逃，并派士卒俞振龙等三人前往查看。俞振龙不畏淫威，坚持指认卢象升遗体，“嗣昌怒，鞭之三日夜，且死，张目曰：‘天道神明，无枉忠臣。’”千总杨国栋因为不肯顺从杨嗣昌意思修改唐报，坚持称卢象升已战死，而被处极刑。卢象升遗体停尸80多日后方被家人收殓，“至明年二月二十八日始大殓，神色如生”。

当洪承畴接到皇帝诏书，北上勤王时，清军已经在崇祯十二年三月初八至十一日从青山口出长城北归，而皇帝却依然决心以洪承畴镇守蓟辽边境，当陕西巡抚孙传庭建议以陕西精锐之师调回对抗“流寇”时，朝廷未采纳，反以孙传庭为保定总督，孙传庭借口推辞，结果崇祯大怒，命将其逮捕入狱，于是剿寇策略遂功亏一篑。此后李自成、张献忠再度崛起，直至明亡。

洪承畴此人的确有才能，其早年家贫，幼时即帮助母亲兜售豆干为生，11岁即辍学。曾任云南按察使的当地学者洪启胤对其颇为同情，传授洪承畴《史记》《资治通鉴》《三国志》《孙子兵法》等，神宗万历四十三年孝廉，次年入京参加会试，得中进士二甲14名，授刑部江西司主事，历员外郎、郎中等职，天启二年升浙江提学，又升浙江布政使参议。熹宗天启七年，升陕西督道参议。思宗崇祯时，流寇大起。时年，洪承畴37岁，韩城遭民军王左桂围攻，杨鹤调洪承畴救援，洪承畴带数百由家丁、仆人、伙夫拼凑的军队，首赴沙场，以卓越指挥解围韩城，斩杀500余人。此后两个月里，所部号称“洪兵”，连战连捷。“托塔王”王左桂降，承畴宴请，席间杀之。洪承畴好杀降卒，崇祯四年四月，令贺人龙等设酒宴犒劳降卒，趁机杀300余人。费密说：“陕西总督某招抚数千人，某日遣降卒樵采，去其弓矢，发兵数千人围杀。降卒见状，纷纷拔木举石，奋起反抗，突围而出。从此以后，民军绝了投降之心。”然而，纵观明末农民起义，多见民军假意接受招安，一旦解围，即行反叛，张献忠屡降屡叛，正是一证，可见承畴先见之明。

同年八月，延绥巡抚死于任上，洪承畴代之为巡抚，十月授陕西三边总督。七年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督河南、山西、陕西、四川、湖广等处军务，镇压农民起义。

崇祯十一年十月，洪承畴大破李自成，李自成仅以18骑败走商洛，于是农民起义转入低潮。之后，卢象升受杨嗣昌掣肘，战死于巨鹿。思宗皇帝不得已将洪承畴从西线调来，这显然给予李自成、张献忠喘息之机。当总督洪承畴和陕西巡抚孙传庭率军北上入卫京师时，思宗皇帝从枢辅杨嗣昌议，进洪承畴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蓟、辽军务，孙传庭总督保定、山东、河北军务。而此时，满清睿亲王多尔衮已经率军饱掠后，从山东北返至天津卫，渡运河东归。三月初九，清军从青山口出关，退回辽东。是役，清军入关达半年，深入2000里，攻占1府、3州、55县，2关，杀明总督2、守备以上将吏100余人，俘获人口46万余、黄金4000余两、白银97万余两。

这一次，面对清军入侵，大明竟失陷城镇60余处，于是皇帝命杨嗣昌议文武诸臣失事罪。同时也因东事愈重，而决策抽练各镇精兵，复加征“练饷”。辅臣杨嗣昌定议：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临洮、辽东、蓟镇，及保定、畿辅、山东、河北各镇兵由各总镇、巡抚、总兵分练，东西策应，闻警即至。可就在当年十月，清军再次进攻宁远。时宁远守将为都督同知金国凤，统军近万人，然而面对强敌，宁远守军竟然胆怯。于是金国凤悲愤，率亲丁数十人出据北山冈与清兵苦战，矢尽力竭，与二子及众亲丁皆战死。

崇祯十二年，张献忠谷城再起，各地农民起义烈火复燃。于是崇祯帝“命杨嗣昌督师，赐尚方宝剑”进行镇压。杨嗣昌与陕西副将贺人龙、李国奇率军镇压。当时义军分为三路，西路张献忠据楚蜀界、东路革里眼、南路曹威、过天星等，于是杨嗣昌驻襄阳，而令总兵官左良玉专剿张献忠，此后左良玉率军与张献忠战于枸平关，献忠败。左良玉请从汉阳西乡入蜀追之。杨嗣昌令左良玉别派偏将追剿，左良玉不从。时张献忠移军至九滚坪，见玛瑙山险峻，将据之。左良玉军至山下，而张献忠已占据山巅，左良玉乃分兵三路，约闻鼓而上，鏖战久之，张献忠军败。史载“大破之，斩馘3620，坠岩谷死者无算”。此战，左良玉兵斩首地王曹威，白马邓天王等义军首领16人。而张献忠虽然妻妾被擒，他自己逃入兴、归山中，但不久又入兴安、房县境内，官军畏惧山险不攻，张献忠潜伏密林中，贿山民买盐米，山民成为义军耳目，张献忠收得散士，声势复振。

不过在当时，崇祯皇帝对于此战还是很满意的，此后，张献忠西走白羊山与罗汝才会合。此时曹威、过天星欲渡江，为明军官兵所阻。张献忠至，与之会合。崇祯十三年（1640）七月，张献忠虽累败，然气犹盛，立马江边，有不前者，辄斩之，官兵乃退，张献忠渡江后，屯驻万顷山，此时杨嗣昌才自夷陵朔舟而上。而张献忠势力已盛，连续攻下大昌、开县，北攻剑州，将入汉中。又攻绵州、泸州，至开县。杨嗣昌在重庆，召贺人龙、左良玉来援，皆不至。后罗汝才与明总兵孙应元等战于兴山之丰邑坪，被官军斩2300余级，俘500余人。罗汝才率其众逸走巫山，与张献忠队伍会合。

是年八月，杨嗣昌出师入蜀，其时监军万元吉先入蜀，令蜀将把守巴、巫等险要之地。而此时李自成则从郧、均进入河南。

此时，民变的根本还是源自腐败的朝政和频发的天灾，仅仅崇祯十三年，就有苏、松、湖等府的吴江、归安等地昼夜倾盆大雨，水势骤发，霎时汹涌，不分堤岸，屋宇倾倒。而米价腾升，斗米至银三四钱，富家多闭粜，民食草木根皮俱尽，抛妻子死者相枕。强横之徒三五成群，鼓噪就食，街坊罢市，乡村闭户人情汹汹。这一年，天下，草木皆被吃光，官府于城门外掘坑以埋饿死者，埋且满，饥甚无食的人争到坑内割食其肉，至有父子夫妇相食者。山东沂州蝗灾则是蝗遍野盈尺，百树无叶，赤地千里，斗麦二千。民掘草根剥树皮，父子相食，骸骨纵横，婴儿捐弃满道，人多自竖草标求售，辗转沟壑者无算。次年春疫疠继起，死亡过半。

虽然在三月七日思宗皇帝下诏罢各镇内臣，告谕道：“各镇内员，察饬已久。兵马、钱粮、器械等项，稍有改观，但战守防援，事权未能尽一。遂将总监、分守等内臣俱撤回京另用，凡边务一切钱粮、兵马、边防、剿御等事，着督、府、镇、道一意肩承。”而十四日，户科给事中左懋第疏陈四弊：民困、兵弱、臣工委顿、国计虚耗等。又请严禁将士剽掠、请散米钱，赈济饥民。思宗皇帝采纳其言，诏令上灾75州县所旧练三并停，中灾68州县止征练饷，下灾28州县等到秋后征饷，并令清理刑狱。此后在五月十三日、十六日，皇帝又告谕户部、都察院：直省告饥，而畿辅、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又有百姓茹土食菜，并无菜色，且剜肉爨骨，殣以泽量，言之堕泪。但都无法改变大明王朝摇摇欲坠的境地，而且到处用兵，也急需要军费，于是在这一年的十二月，皇帝下诏增天下关税。崇祯初年，关税每两增一钱，崇文门、河西务、临清、九江、浒墅、扬州、北新、淮安八关，增五万两。不久，又增二钱。户部尚书毕自严，议“增南京宣课司税额一万为三万”，南京户部尚书郑三俊以“宣课所收落地税无几，请税芜湖以抵增数”，自严乃上疏议“税芜湖三万，而宣课仍增一万”。后乃以度支日绌，增加关税20万两，而商人百姓日益穷困。

这样的情况下，大明又怎么可能能够镇压民变呢？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攻克汝州。这一年二月，李自成攻开封，城坚厚五丈。义军以洞车掩护士兵挖穴，巡按高名衡婴城固守。周王恭枵拿出库金百万两，招募壮士杀敌，并做米饭以饷军。开封副将陈永福背城而战，杀义军2000，李仙风督将游击高谦驰救，又杀义军700人。李自成军遂退走密县。而与此同时，张献忠攻克襄阳城。当时，杨嗣昌以襄阳为军府，饷金、甲器各数十万皆聚于城内。每门设副将防守。张献忠出川后，一日夜驰300里，道上杀杨嗣昌使者，取其军符，以28骑进入襄阳城。夜半火起，居民望见火，以为满城皆贼，夺门出城，城溃。张献忠执襄王翊铭于南城楼曰：“吾欲借王头，使杨嗣昌以陷藩伏法。”襄王朱翊铭与贵阳王朱常法皆被杀。此后张献忠在攻破襄阳后，又率兵东下，与罗汝才兵入河南，攻商城。当时知县盛以恒，移任开封同知，将行。张献忠军至，乃与乡官杨所修等拒守。时天下雨雪，守城士兵冻馁不能战，以恒率众射杀义军17人。后以恒受伤，被抓而死。三月间，张献忠攻随州，知州徐世淳知道张献忠军必至，集士民誓以死守。张献忠攻城，徐世淳住于南城谯楼，日夜把守，援兵未至。守城月余，援尽力穷。张献忠乃佯攻南城，潜兵自北城攻入。世淳革马巷战，死于军，城遂破。

四月十九日，朝廷以总督三边侍郎丁启睿为兵部尚书、督师，节制陕西、河南、四川、湖广、江北诸军。然而丁启睿本不知兵，受重任不知所为。受命出潼关，将由承天赴荆州，湖广巡按汪承诏将船藏起，启睿至，五日不得渡。折而向邓州，州人闭门骂。过内乡，同样不得入。大军只得行荒山，吃马肉。此后丁启睿闻自成军围开封，有军队70万，不敢去。张献忠在光山、固始间，兵少，丁乃与诸将相谋。诏檄左良玉，破张献忠军于麻城。此后，总兵左良玉又于信阳击败张献忠，当初张献忠自玛瑙山之败后，转兵他处，屡破数郡，颇为得意，遂再攻信阳，结果再次被左良玉击败，降将数万。此战中，张献忠受伤，乘夜东奔。左良玉急追，会天下大雨，江溢路绝，张献忠逃走。将至英山又被左良玉副将王允成所击，所从者只余数十骑。张献忠遂投于李自成，李自成欲以其为部属，张献忠不从，在罗汝才的帮助下逃走。随后，李自成乘胜再攻开封，连续攻陷其所属许州、禹州、陈留、通许、尉氏、洧川、鄢陵、临颍、长葛、新郑、汜水等十余城。李自成攻城，巡抚高名衡、总兵陈永福竭力抵抗，而永福射李自成中目，李自成遂撤围而去。

这一年，大明天下依然是灾情不断，吴江一带，大旱不雨，飞蝗蔽天。官令捕之，日益甚。米价每石银四两，流丐满道，多枕藉死。民间以糟粮腐渣为珍味，或食树屑榆皮。各处设厂施粥，吃者日数千万。两畿、山东、河南、浙江、湖广一带，大旱，蝗虫起。当时山东等省连岁告灾，给事中左懋等督催漕运，道中驰疏言：“臣自静海抵临清，见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李青山遂率领民众起义，阻断漕运，明廷大震。不得已之下，朝廷只能允许潜山、宿迁、太湖、怀安、桐城、望江等各输麦代漕米，准十之六。不久，又许淮安、扬州输麦抵漕粟。

^洪承畴

可也就在这一时期，爆发了著名的松锦之战。

松锦之战，又称松锦大战，是从明崇祯十二年（1639）二月到明崇祯十五年（1642）四月，在锦州地区进行的明朝与清朝入关前的最后总决战。明军共20万，清军共24万，以明军全军覆没，明军统帅洪承畴投降清朝告终。

崇祯十二年（1639），思宗皇帝调任洪承畴为蓟辽总督，加强东北边防，防卫金人。崇祯十三年（1640）三月，皇太极命郑亲王济尔哈朗、多罗贝勒多铎等人领兵修筑义州城 “驻扎屯田，令明山海关外宁锦地方不得耕种”。崇祯十四年三月，清兵包围了锦州，“填壕毁堑，声援断绝”。锦州守将祖大寿向明廷报称：“锦城米仅供月余，而豆则未及一月，倘狡虏声警再殷，宁锦气脉中断，则松山、杏山、锦州三城势已岌岌，朝不逾夕矣。”明廷命洪承畴领王朴、杨国柱、唐通、白广恩、曹变蛟、马科、王廷臣、吴三桂八总兵，步骑13万，速令各镇总兵“刻期出关”，速会兵于宁远。

由于洪承畴本人多谋善断，故而他深知清军厉害，而不敢冒进，只是驻扎宁远，以窥探锦州势态。并向朝廷表示：“大敌在前，兵凶战危，解围救锦，时刻难缓，死者方埋，伤者未起。半月之内，即再督决战，用纾锦州之急。”兵部尚书陈新甲以兵多饷艰为由，主张速战速决，催承畴进军，又分任马绍愉、张若麒为兵部职方主事、职方郎中督促决战。张若麒不知兵，认为锦州之围可立解，日日催促洪承畴进兵。思宗皇帝亦诏令洪承畴“刻期进兵”，洪承畴不得已，崇祯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在宁远誓师，率八总兵、13万人，浩浩荡荡出援锦州。

崇祯十四年四月下旬，洪承畴率部至松山与杏山之间后，依然颇为犹豫，洪承畴主张徐徐逼近锦州，步步为营，且战且守，勿轻浪战。但八总兵均怀骄横，不易服从统一号令，于是也就在这种情况下，七月二十八日，洪承畴抵锦州城南乳峰山一带。二十九日，命总兵杨国柱率领所部攻打西石门，杨国柱中箭身亡，以山西总兵李辅明代之。此时明军士气正锐，清军见到明兵如此气势，无不“大骇”。此后，双方在乳峰山战事胶着，“清人兵马，死伤甚多”，清军失利，几至溃败。此战后，洪承畴将吴三桂列为首功，并称：“吴三桂英略独擅，两年来，以廉勇振饬辽兵，战气备尝，此番斩获功多。”不过就当，明军控制了松山至锦州的制高点，以凌厉攻势重挫清军，局势开始好转时，兵部尚书陈新甲却以兵多饷艰为由，催促洪承畴进军。洪承畴拖垮清军之方略无法实施，不得已，率军进入松山，意图在松锦与之决战。

皇太极听说洪承畴为援锦州率马科、吴三桂等八大将，兵13万驻松山，而清军与之交战，又频频失利时，心急如焚，决定亲率援军趋松山。而朝鲜亦派出大量兵马和火炮支援清军，而且还有林庆业统帅水军随同清军作战。

崇祯十四年八月十八日，皇太极带病急援松山，虽然一路上皇太极鼻血不止，但依然日夜兼程行军。八月二十日，皇太极亲率大军到达锦州城北的戚家堡，分军驻王宝山、壮镇台、寨儿山、长岭山、刘喜屯。皇太极发现明军的弱点，对诸将说：“此阵有前权而无后守，可破也。”于是清军陈于松山杏山之间，横截大路，就地挖壕，紧紧包围在松山。史载，“断绝松山要路”，甚至“有刈薪、汲水者，辄为逻卒所杀”。

就当洪承畴与清军决战于松山、锦州之时，皇太极密令阿济格突袭塔山，趁潮落时夺取明军囤积在笔架山的粮草12堆。于是洪承畴所部陷入危机，欲战则力不支，欲守而送粮之路已被截断。

在松山被围，通道被断，松山粮饷仅存三日后，于是洪承畴召集诸将，主张决战突围，但诸将胆怯，不愿死战，这时张若麒也反对决战，于是明军“饷乏，议回宁远就食”，再加上“初筑时，承畴不之觉，已而知为所困，然亦不能争矣，遂上书求援，凡十有八疏。内臣高起潜恐承畴有功，力抑之，使不得奏”。于是洪承畴无可奈何，决定明日一早分成两路突围南逃。

然而大同总兵王朴畏敌，不敢应战，首先乘夜突围逃跑，结果诸军动摇，各军不待军令，争先退走，于是“各帅争驰，马步自相蹂践”，黑夜中，明兵“且战且闯，各兵散乱，黑夜难认”，清军则趁势掩杀，自此诸镇皆兵溃。总兵吴三桂、王朴等逃入杏山，总兵马科、李辅明等奔入塔山。洪承畴等人突围未成，只得困守松山城，丘明仰则誓与承畴同守，随后组织突围，双方战于尖山石灰窑，明军颇有攻势，但最后皆因潮涨失败。曹变蛟曾夜间突袭清军大营，皇太极亲军猝不及防，皇太极本人拔刀抵抗，遏必隆与锡翰偕同辅国公额克亲合力抵御，变蛟受伤撤离。此后，洪承畴所率兵13万，先后失亡5.3万余人，其仅率万人残兵坐困松山城。自此，锦州之围益急。而松山外援亦绝。

当松山被清军围困已久，且城中乏粮时，朝廷命顺天巡抚杨绳武救洪承畴，又派兵部侍郎范志完率军赴松山解围，但皆敛兵不敢出战。副将焦埏赴援，至山海关即败。不久，“城内粮尽，人相食，战守计穷”，松山副将夏承德遣人密约降清，并以其子夏舒为人质，与清军相约攻城日期，己为内应。清军至期攻之，城破。巡抚丘民仰及总兵官曹变蛟、王廷臣等皆死

崇祯十五年（1642）二月十八日城陷，洪承畴、祖大乐兵败被俘至沈阳。三月八日，祖大寿率部献城归降，清军占领锦州，在这之前，祖大寿多次击败清军，崇祯十一年还因破多铎军，被擢为少傅左总督。崇祯十四年七月，此番皇太极率师围锦州，命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军13万以解锦州之围，结果洪承畴兵败被俘，至此时锦州被困年余，粮尽援绝，祖大寿遂再次降清。

此后，四月二十二日，清军用红衣大炮轰毁杏山城垣25余丈，副将吕品奇率部不战而降，至二十九日，清军计斩杀明兵5万余人，松山、锦州、杏山三城尽没，至此松锦大战结束。此后，清兵攻克塔山，其时，兵部郎中马绍愉驻塔山等候朝廷议和之命，遣人谕清兵勿攻，清兵不听，遂攻克塔山城。城中兵民自焚，无一人降清。据《清太宗实录》记载：“是役也，计斩杀敌众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三，获马七千四百四十匹，甲胄九千三百四十六件。明兵自杏山，南至塔山，赴海死者甚众，所弃马匹、甲胄以数万计。海中浮尸漂荡，多如雁鹜。”

最初被俘时洪承畴为表示忠于明室，宣布绝食，但不久后被劝服，投降，到了五月剃发降清。洪承畴投降以后，明朝不知道他已经变节，思宗闻之大震，设坛赐祭：洪承畴16坛，邱民仰6坛。祭到第9坛的时候，又得到军报，说洪承畴降清了，京城大哗。

史载，洪承畴绝食数日，拒不肯降，范文程欲招降洪承畴，谈话之间，梁上落下来一块燕泥，掉在洪承畴的衣服，于是洪承畴“屡拂拭之”，范文程不动声色，告辞出来，回奏皇太极说：“承畴不死矣。承畴对敝袍犹爱惜若此，况其身耶？”皇太极接受了范文程、张存仁等的意见，对洪承畴备加关照，恩遇礼厚。而《清史稿》记载了洪承畴的最后投降：“上自临视，解所御貂裘衣之曰：‘先生得无寒乎？’承畴瞠视久，叹曰：‘真命世之主也！’乃叩头请降。”

松锦大战致使关外明军精锐尽丧，松山、锦州、塔山、杏山四城失陷，祖大寿举城投降，致使“九塞之精锐，中国之粮刍，尽付一掷，竟莫能续御，而庙社以墟矣！” 经营多年的宁锦防线彻底崩坏，一时间京师大震，王朴以“首逃”之罪被逮捕，此后又有御史郝晋弹劾吴三桂“六镇罪同，皆宜死……三桂实辽左之将，不战而逃，奈何反加提督”，兵部尚书陈新甲复议，但“姑念其（吴三桂）守宁远有功，可与李辅明、白广恩、唐通等贬秩，充为事官”。于是请独斩王朴。崇祯十五年五月十九日，王朴被杀，此外兵部职方主事马绍愉给予削籍的处分，吴三桂受到降级处分，但依然以其镇守宁远。后又有言官弹劾陈新甲之失，虽然新甲恐惧请辞，但皇帝不许，不久，思宗皇帝又诛杀陈新甲，职方郎中张若麒下狱论死。

自松锦大战后，大明帝国在辽东防御体系的完全崩溃，此后在辽西的最后防线仅剩下山海关的吴三桂部。而导致这场大败的原因其实在于大明帝国内部，思宗皇帝、兵部尚书陈新甲等人，偏信“原属刑曹，本不知兵”的辽东监军张若麒轻敌冒进之言，一味催战，也就在这盲目催战下，洪承畴“轻进顿师，进不能突围，退不能善后，形见势绌……遂使重臣宿将选率骁骑，十万之众，覆没殆尽”。

此外，督监不和也是根本，身为蓟辽总督洪承畴根据关外兵力和锦州守将祖大寿“逼以车营，毋轻战”的意见，主张且战且守，步步为营，逐步向前推进以解锦州之围。而监军张若麒却反对，“振臂奋袂，扶兵之势，收督臣之权，纵心指挥”，于是明军“但知有张兵部，不知有洪都督，而督臣始无可为矣”。总督和监军两者互相掣肘，明军不知所从，由此大败。当然了，洪承畴自身也有问题，他虽然精通兵家权谋，由于考虑到个人的得失安危，故而屈从于陈新甲、张若麒等人的权势，以至于当“陈新甲趣之，未免轻进以顿师”时，其便是率军孤军深入，而当“张若麒惑之，倏焉退师以就饷”时，又率军南逃，这种出犹豫和动摇，也是此番战败的根本。还有就是官兵尽皆畏死，面对皇太极亲自来援，最初有决一死战以解锦州之围的明军居然弃战南逃，如总兵王朴自己活命，不顾全军安危，违约先遁，造成此后突围被动，而朝廷为了解救洪承畴，命顺天巡抚杨绳武、兵部侍郎范志完率军赴松山解围，可是“皆敛兵不敢出”，更是问题。

崇祯十五年，并没有随着松锦大战的结束而结束。三月，张献忠攻舒城，时舒城无县令，参将孔廷训同编修胡守恒率民共守。后廷训降，乃教敌以车穴城，城穿数处，守恒督民补塞之。张献忠射书令其投降，守恒烧其书于城上，张献忠大怒，率军攻城，于是城破，而在攻克舒城后，张献忠又率军从六安至庐州。知府郑履祥、通判赵兴基，经历郑元绶等人分门把守。时提学御史徐之垣到庐州会试士子。张献忠派人伪装成儒生，带儒冠以入。半夜纵火，城中大乱，城遂破。

是年七月一日，开封告急，崇祯令左良玉赴援。左良玉及杨文岳、虎大威、杨德政、方国安四镇兵驻朱仙镇。左良玉见敌势盛，乃拔营而逃，襄阳诸军皆溃。左良玉军逃至半路又遇李自成伏军，左良玉军大乱，弃马骡万匹，监军佥事任栋死于阵，左良玉则逃至襄阳。遂以朱仙镇之败总督杨文岳免职，总督丁启睿逮下狱。

七月十七日，思宗皇帝告谕吏部：近来有司不修守备，贼至辄陷，原与冲锋阵亡及持久力诎之士不同。若概赠荫，保以奖励忠劳。今后宜详加分别。除异常义烈，恤典取自上裁。其失事损身，有司六七品赠监司五品，其五品赠临司四品，方简官赠京秩。著为令。但皇帝的这番用心良苦并没有换来他所想要的结果。八月十三日，又发生了安庆兵变，其初，副总兵廖应登领3000人，汪正国、李自春各领千人，到处骚扰，黎民重怨。巡抚徐世荫新到任，又值刑科给事中光时亨疏伦廖应登宜正军法，邸报先到，于是兵遂发难，杀都指挥徐良寇。此后徐世荫急从南京赶到安庆，徙应登兵太湖，汪正国率军兵临桐城，方才平定叛乱。

而至九月二十四日，被围半年的开封城已经粮草皆尽。巡抚高名衡等仍固守。高名衡等议决朱家寨口河灌李自成军。李自成知之。移营高地，亦驱难民数万决黄河，河水自北门入贯东南门出，水声奔腾如雷。城中百万户，皆被淹。惟周王妃、世子及巡按以下，不及2万人得以逃脱。李自成军也被淹死万余人，遂拔营而走。开封佳丽甲中州，城初围时百万户，后饥疫死者十二三，至是尽没于水。

至年底后，李自成攻陷襄阳，当时左良玉自朱仙镇战败后，退驻襄阳。李自成乘胜攻左良玉，至白马渡。左良玉移营于南岸，守浅洲，李自成军十万争渡，左良玉乃拔营而逃，走武昌。李自成军渡过白马渡，遂长驱进至襄阳，襄阳官吏都已逃走，李自成军遂趋宜城。

十二月八日，清军再次南下，攻兖州，兖州知府邓藩锡劝鲁王以派散积储以鼓士气，城犹可存，否则，大事一去，悔之晚矣。以派不听，清军到，各将分门死守，力不支，城破。鲁王自尽，乐陵、阳信等郡王都死，而邓藩锡等尽皆战死。

崇祯十六年，对于大明来说，是一个灾难之年。正月初二，李自成攻陷承天，建立政权大顺。正月二十五，张献忠攻打蕲州。三月二十五，张献忠攻入黄州。五月初，张献忠陷汉阳，武昌大震，时武昌城中空虚。三十日，张献忠攻陷武昌及旁近属邑后，乃于武昌立国。设五府六部，铸西王之宝。改武昌曰天授府，江夏曰上江县，据楚王宫，设尚书都督巡抚等官。开科取士，下令发楚邸金，赈济饥民。此后在八月初五，张献忠陷岳州。

而李自成则率军在十月初三攻克潼关后，又于十月十二日攻克西安，十月二十日，李自成改西安府曰长安，禁乡民短后衣，明年粮每石征一两三钱，今冬每石折草6000斤，输长安。各县遣骡300，征粟千石，大其斗，榜掠巨室助饷。十一月初四，李自成攻克延安。此后李自成改延安府曰天保府，米脂曰天保县，清涧曰天波府。十一月十四日，李自成又遣试郡县诸生，上等任六政府从事，次任守令，又次任佐贰。二十九日，李自成攻克榆林。此后，十二月初二，张献忠攻克建昌，十二月初七攻克抚州。而十二月二十一日，李自成攻陷平阳。十二月二十四日，东阳诸生许都起事。两天之后，李自成又攻克甘州。一时之间，大明王朝大半河山尽皆变色。

然而也就在这一年，大清崇德八年（崇祯十五年，1643）八月初九，皇太极猝死于盛京后宫，年52岁。谥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文皇帝，后累加谥为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敬敏昭定隆道显功文皇帝，庙号太宗。葬沈阳昭陵（北陵）。

关于皇太极之死，历史上有很多争议。有关清代官书上记载“无疾而终”，所谓崇德八年（1643）农历八月九日，已勤于政务一天的皇太极晚上亥时，在清宁宫南炕突然死亡。但还有史料记载，崇德五年，皇太极“圣躬违和”，崇德五年农历七月到鞍山温泉疗养。崇德六年松山大战时，因前线告急，皇太极原定于崇德六年农历八月十一日亲征，却因鼻血不止推迟三天。崇德七年，又因“圣躬违和”，在大清门外大赦人犯。崇德八年又“圣躬违和”，不但正月初一免了庆贺礼，而且再次大赦，并向各寺庙祷告，施白金。故而有人认为，皇太极一生勤于政事，事必躬亲，导致积劳成疾，加之宸妃之死，其悲痛不已，于是疾病一朝突发，瞬间猝死。

不管怎么说，皇太极继位之后，对于汉人的态度，才是大清强盛起来的根本。他即位之初，面对“邦家未固”的局面，皇太极认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因此强调“满汉人民，均属一体”。此外，又数次入关掳掠了上百万人畜，辽东汉人几倍于满人，于是他屡下谕强调宽待辽东汉人，“我国中汉官、汉民，从前有私欲潜逃，及今奸细往来者，事属以往，虽举首，概置不论”，又以“凡审拟罪犯，差徭公务，毋致异同”来再次重申满汉一体，此外还下令禁扰汉人，所谓“有擅取庄民（指汉人）牛、羊、鸡、豚者，罪之”，以及明确规定“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从而一改努尔哈赤屠戮汉人的政策，而代之以“恩养”。

史载，皇太极屡次谕其臣下，对于“凡新旧归附之人，皆宜恩养”，把故意扰害汉人的行为视为“隳坏基业”。并规定“管辖汉民各官，以抚养之善否”作为“分别优劣”的考核标准。再三申谕“今后来降之人，若诸贝勒明知而杀者，罚民十户；贝勒不知而小民妄行劫杀者抵死，妻子为奴”。天聪二年（1629）十月，兴师伐明时，皇太极更是再三申谕“归降之明人，即我民人，凡贝勒大臣有掠归降地方财物者，杀无赦，擅杀降民者抵罪”。

^{清太宗常服袍褂像}

但这也不等于皇太极全部偏向于汉人，譬如他要求汉官、汉民必须学习满语，以至于不少汉官“祗因未谙满语，尝被讪笑，或致凌辱，致使伤心落泪者有之”。此外，努尔哈赤曾于天命五年（1620），仿明官制“序列武爵，分总兵官品级为三等，其副将、参将、游击亦如之。众牛录下设千总四员”，但皇太极却规定，“先照汉人称呼的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备御，今后再不许叫”，而另称固山额真、牛录额真等满语官名。还将一些汉语城邑名称改为满语，“其沈阳城，称曰天眷盛京，赫图阿拉城曰天眷兴京”。此外，在服饰方面，皇太极还规定，“凡汉人官民男女穿戴，俱照满洲式样”，并告诫满族子弟要保持骑射的习俗，以防止大清步金朝之后路。

对于大清来说，皇太极的猝然而死并不是什么好事，因其生前未立下遗旨，所以众宗室旗主大加争夺皇位。作为皇长子的肃亲王豪格成为众人拥立的对象。而豪格争夺皇位的主要竞争者则是皇太极第十四弟掌正白旗的和硕睿亲王多尔衮。

实力强大的、原由皇太极直接掌握的两黄旗的将领，主张拥立豪格继承大位。图尔格、索尼、图赖、锡翰、巩阿岱、鳌拜、谭泰、塔瞻等朝廷重臣，相继造访肃王府上，表示拥戴肃王为君。而礼亲王代善也认为豪格是“帝之长子，当承大统”。而之所以两黄旗大臣都希望由皇子继位，其根本是以继续保持两旗的优越地位。他们的理由很简单，豪格军功多，才能较高，天聪六年已晋升为和硕贝勒，皇太极称帝之初晋肃亲王，掌户部事，是为合适人选。

而多尔衮也功劳颇大，又有多铎为首的两白旗支持，正红旗、正蓝旗和正黄旗中也有部分宗室暗中支持他。这个时候，德高望重的、掌握镶蓝旗的郑亲王济尔哈朗也就成了一个关键因素。但济尔哈朗，也倾向于拥立豪格登基，于是豪格有正黄、镶黄和镶蓝三旗的支持，再加上自己所领的正蓝旗将领的拥护，明显占据优势，但尽管豪格在诸子中论功劳和能力最有优势，可皇太极生前却并未有立豪格为嗣之意。

此后，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豫亲王多铎、睿亲王多尔衮等会商于崇政殿，以豪格为首的两黄旗和以多尔衮和多铎为首的两白旗彼此相争，委决不下。而朝廷内所有的王爷和重臣，都毫无例外地被卷入了多尔衮与豪格为夺皇位进行的斗争旋涡中，群臣们都在苦苦地寻求出路，惟恐出现动乱，伤及国运，最终多尔衮在两黄、两红和两蓝六旗不支持的情势下，提出由皇太极的第九子、年仅六岁的福临即帝位，由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和他共同辅政，于是礼亲王代善等奉福临登位，各王贝勒大臣等，共同誓书，昭告天地，同时宣布以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睿亲王多尔衮辅政，改元顺治。

第四章　宁远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