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出京逃亡兖州，其目的之一即是企图在那里组织起一个反对并声讨董卓的联盟。因此，一到兖州，他就开始大串联活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即是“引会英雄”而“创谋河外”。

讨董的理由当然非常冠冕堂皇，董卓擅行废立，酖杀太后，专擅国政，图谋不轨，实属十恶不赦，天下义士岂能坐视而不同心讨伐？但是，就袁绍而言，其真正的动机还是想要在政治上寻求一条出路。这里所谓的“出路”，不单指躲避眼前被搜捕的危险，更主要的还是指今后长远的前途。袁绍一直认为：以自己的门第、声望、才干和社会交往，完全可以做一番主汉家天下沉浮的大事业，普通的一官半职只能吸引燕雀，岂能留得住志存高远的鸿鹄？有了这样的心思，他就总想一鸣而惊天下。建议尽诛宦官是如此，而今企图组成讨董联盟也是如此。

经过袁绍的串联，决心参加反董讨董联盟的第一批成员，有兖州刺史刘岱、东郡太守桥瑁、陈留郡太守张邈、豫州刺史孔伷、山阳郡太守袁遗等人。另外，弃官回到家乡泰山郡的鲍信和王匡，还有逃亡回家乡豫州沛郡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的曹操，逃奔荆州南阳郡（治所在今河南省南阳市）的袁绍异母兄弟袁术，也都先后加入了这一联盟。起事的时间，初步定在当年的年底。

把反董讨董联盟的架子搭起来后，作为倡议者的袁绍却忽然发起愁来。因为起事在即，而他这个首谋者却还两手空空，没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坚强武装力量。就在他愁眉紧锁之际，董卓的任命文书送到了，袁绍不禁高兴得大叫一声：“真乃天助我也！”

袁绍何以兴奋如此？原来，那冀州处于黄河之北，人口殷盛，民风劲悍，自来是天下精兵的主要来源地。而冀州下辖的九个郡之中，又以勃海郡人口最多，东汉后期登记在册的户口数，即达十三万二千户、一百一十一万口之众，是九郡中唯一一个人口逾百万大关的。其余诸郡，人口最多仅有六七十万。再者，东汉中期之后，地方秩序日见动荡，为了稳定局势，原本只管行政事务的郡太守，往往要兼任本郡地方军队的将军，故而被称为“郡将”。换言之，郡太守在地方有征召军队之权。如今袁绍得任百万人大郡的太守，组织一支直属部队的难题不是迎刃而解了么？

因此，尽管时值严冬岁暮，且又将离妻别子，袁绍仍然意气风发情绪昂扬，赶往昌邑县正北七百里外的勃海郡去了。

袁绍北赴勃海后不久，陈留郡太守张邈的府中，即来了两位官员。一位是徐州广陵郡（治所在今江苏省扬州市西北）的太守张超，另一位是张超的首席幕僚臧洪。张超乃张邈之胞弟，他风尘仆仆赶到陈留，是要同家兄商量一件大事。这件大事，竟然也是举兵讨伐董卓。

事情最先是由臧洪提起的。臧洪字子源，乃徐州广陵郡射阳县（今江苏省宝应县东）人氏。其人体貌魁梧，志气慷慨，更兼才能出众，故而张超礼聘他为自己的幕僚长，郡中事务都托付给他。董卓废帝杀后专擅朝政之后，臧洪义愤填膺，立即向张超进言道：“主公世受皇恩，兄弟并居大郡，今王室倾危，贼臣未诛，此诚天下义烈之士报恩效命的时机。广陵大郡，吏民殷富，义旗一举，可得二万兵众，以此诛除国贼，为天下表率，乃是合乎大义之举！”

张超深以为然，所以就同臧洪一起到陈留郡来见家兄。

此时，张邈正在郡治西北百余里处的酸枣县（今河南省延津县西）一带作起兵的准备，一听家弟亦有此心，当然十分高兴。在同臧洪言谈之后，张邈对臧洪大为器重，于是又派臧洪去见刘岱、孔伷等盟友。刘岱和孔伷也很赏识臧洪。臧洪俨然成为袁绍之后又一个反董联盟的联络人，在他的推动之下，起事的时机日益成熟。

转眼便到了年底。兖州刺史刘岱、豫州刺史孔伷、陈留郡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广陵郡太守张超，都如期领兵来到陈留郡的酸枣县。这酸枣县北枕黄河，西通洛都，是一处军事冲要之地，故而被选为诸军集中的大本营。众人来到酸枣，作为地主的张邈便指挥部属，修建结盟誓师的土坛和广场。就在万事俱备，只待众人公推的盟主袁绍前来主盟之际，从冀州方面忽然传来可靠的消息：袁绍被冀州牧韩馥用兵管制约束，无法脱身南来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韩馥字文节，乃豫州颍川郡（治所在今河南省禹州市）人氏，时任冀州牧之职。两汉时期的州，在较长时间内主要是一种监察区而非行政区，其监察长官叫做刺史。刺乃“刺奸”之刺，意思是察举打击不法的官员和豪强。在东汉灵帝时，又在地位重要而秩序不宁的州设立州牧，以便统一军政权力。凡称州牧，即是该州军政两兼的长官，不只负责监察而已。州刺史的级别官品，比郡太守都要低，而州牧则比郡太守还要高。董卓控制国政之后，韩馥从较低的御史中丞，跃升三级，得任大州的州牧，不免对董卓有感激之意。而袁绍到冀州下属的勃海郡上任之后，颇得冀州士大夫群体的拥戴，韩馥也生怕此人动摇自己的位置，所以对袁绍的动态极为注意。袁绍在勃海大力招兵买马的消息传来，韩馥坐卧不安，因为无论此举现时是否针对自己，袁绍拥有强兵，对自己都是潜在的威胁。于是，他以袁绍直属上级长官的名义，派出一支军队到勃海郡，并由几名干员指挥，对袁绍实行监管。袁绍猝不及防，而且也不愿意把自己辛辛苦苦拉起来的部队拿来与韩馥孤注一掷，便只得老老实实地待着。当然他也派出心腹潜往兖州，向刘岱等人通报消息，要他们从外部想办法帮自己脱身。

与此同时，韩馥手下的一位名叫刘子惠的主要幕僚，也把韩馥如何监管袁绍使之不能举兵的情况，写信告诉了刘岱，此事更得到进一步的证实。众人紧急商量的结果，决定了以下三条办法。

第一，诸军既已集中，形迹显露，起兵之事只能马上举行而不能推迟。兖、豫二州一旦起事，必定天下响应，这对韩馥将形成很大的压力。

第二，由桥瑁伪造一封京城三公共同签发的公文，内容是历数董卓之罪，说明国家倾危，希望各州郡齐举义兵，以解国难。这封公文写好之后，桥瑁将派专使送往紧邻的冀州，就说兖州诸郡已经传阅，并将应命举兵，以逼迫韩馥做出抉择。

第三，由刘岱亲自回信给那位刘子惠，请他转告韩馥，如果坚持亲董立场，不让袁绍起兵，那么联军在击破董卓之后，便将掉转兵锋，合力进攻冀州，向韩馥问罪。

计议既定，东汉献帝初平元年（190）春正月，刘岱、孔伷、张邈、桥瑁和张超五支义兵，便在酸枣县的坛场整队誓师。五人公推臧洪登坛主持歃血结盟仪式并宣读盟文。消息迅速传开，曹操和鲍信、鲍韬兄弟，也在酸枣县东南三百里外的己吾县（今河南省宁陵县西南）起兵响应。接着，王匡起兵于河内郡（治所在今河南省武陟县西），袁术起兵于南阳郡（治所在今河南省南阳市）。一时间，讨董之声四起，天下为之震动。

再看冀州那边的情况。桥瑁伪造的那封假三公文书，很快送到冀州的首府邺县（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韩馥是一个凡庸之才，遇到此类棘手之事便有些不知所措。他只好召集幕僚问道：“为今之计，当助袁氏呢，还是当助董氏呢？”

正直爽快的刘子惠立即回答道：“今兴兵为国，何谓袁、董！”

韩馥自知所言不当，不禁面有惭色。刘子惠见主公很觉难堪，连忙和缓语气进言道：“兵者凶事，不可为首，可先注意其他州郡动静，再作定夺。”

韩馥很觉有理。但是，当兖、豫等州起兵的消息传来之后，他仍然迟疑不决。刘子惠无奈，只得把刘岱说今后将把韩馥作为国贼帮凶对待的信件呈交韩馥。韩馥阅信后的第一反应是恐惧，马上写了一封表示歉意的书信驰送袁绍，同时在信中历数董卓之罪，表示冀州亦将参加以袁绍为盟主的讨董联军，并热切盼望袁绍前来邺城，为冀州加盟而重新主持结盟誓师的仪式。第二反应却是恼怒，恼怒刘子惠将冀州内部矛盾通报外人，致使自己处于千夫所指的境地。他立即下令处死刘子惠，幸好其他幕僚挺身相救，刘才得免一死，但仍被罚做苦工以示惩戒。

袁绍恢复自由，大为兴奋，随即着手调集勃海郡内数千精兵，筹备粮草，直奔西南七百里外的冀州首府邺县。待他赶到邺县之时，已是当年二月的月底了。

此处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各州郡组成讨董联军的经过，均见于正史《三国志》、《后汉书》等确凿记载。但是，后来罗贯中《三国演义》，将起兵的策动者写成曹操，是由曹操向袁绍送去一通假传的诏书，也就是所谓“矫诏”，袁绍这才通报各州郡起兵声讨董卓，这是不明白真实情况的误说。另外，《三国演义》所罗列的各州郡参加成员名单，也有讹误，不足为据。

这段时间，京城之中局势大为混乱。得知关东（指函谷关以东）州郡纷纷起兵的消息，董卓相当震恐，因为他的部属多出自凉州（主要地域在今甘肃省、宁夏自治区），凉州兵虽然剽悍，却素来畏惧关东劲旅。震恐使得董卓进入半疯狂状态。二月三日癸酉，他下令毒死废帝刘辩。二月十七日丁亥，又下令移都长安以避关东军锋，上至皇帝百官，下至上百万百姓，全都被迫匆匆上路，史称是“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接着，他又下令焚烧洛阳城中的宫庙、官府、民居，发掘城郊皇陵及公卿坟墓以掠取珍宝，弄得洛阳附近“二百里内，室屋荡尽，无复鸡犬”。一座富庶壮丽的煌煌京都，顿时毁于一旦！

消息传到邺县，袁绍正与韩馥筹备结盟誓师事宜。关东州郡起兵后，一致推举袁绍为盟主。然而遗憾的是，诸军在两月前誓师酸枣之时，袁绍受制于韩馥，未能到场参加。如今正式起兵，袁绍认为有必要再以盟主身份举行一次结盟誓师的仪式。新加盟的韩馥，也有同样的要求。于是，誓师讨董的场面，便在邺县再一次重演。

这邺县县城，位于漳河南岸。誓师的坛场筑在城北的漳河之滨。为了与关东联军盟主的身份相配，袁绍又在勃海太守与司隶校尉的头衔之外，再给自己加上一个车骑将军的高级军职。誓师这一日，数以万计的兵马列队于坛场，袁绍偕加盟官员升坛就位，但见坛下旌旗蔽日，矛戟成林。袁绍强压心中的激动，从几案之上捧起一只盛有新割牛耳的珠盘，右手执牛耳，依次把那耳上流出的鲜血，涂抹在加盟者的嘴唇之上，这就是所谓的“歃血”。歃血既毕，袁绍放下盛有牛耳的珠盘，又从几案上另一珠盘中捧起盟誓文书，朗朗读道：

贼臣董卓，承汉室之微，负兵甲之众，陵越帝城，跨蹈王朝。幽酖太后，戮杀弘农（指被废黜为弘农王的少帝刘辩）；提挈幼主，越迁秦地；残害朝臣，斩刈忠良；焚烧宫室，蒸乱宫人；发掘陵墓，虐及鬼神；过恶蒸皇天，浊秽薰后士。神祇怨恫，无所凭恃；兆人泣血，无所控告。仁贤之士，痛心疾首；义士奋发，云兴雾合；咸欲奉辞伐罪，躬行天诛。凡我同盟之后，毕力致命，以伐凶丑，同奖王室，翼戴天子。有渝此盟，神明是殛，俾坠其师，无克祚国！

文中一是历数董卓杀死太后、少帝，擅自迁都，残害忠良等等罪恶，二则申明盟誓者讨伐董卓，兴复汉室的决心。袁绍把这一篇盟誓文字念得慷慨激昂，涕泗横流，在场者无不动容泣下。

誓师之后，袁绍立即统领兵马启程，前往西南四百里处的河内郡。在那里，他将与河内郡太守王匡的人马会合，从黄河的北岸威胁洛阳。冀州牧韩馥则留驻邺城作为后援。其余的盟军，除孔伷屯于颍川郡、袁术屯于南阳郡外，刘岱、张邈、张超、桥瑁、袁遗等军则屯聚于酸枣，从东面形成主攻洛阳的态势。弃官而归的鲍信与曹操，则由袁绍分别授以破虏将军、奋武将军的名号，两人的兵马也集中在酸枣。

袁绍在漳河誓师并进兵河内的情报，很快传到董卓耳中，他心想：你既然骂我“残害朝臣，斩刈忠良”，我今天就残害、斩刈给你看一看。当下他即派出一支特别行动队，把在京的袁氏家属五十余人，上至在朝任太傅的袁绍叔父袁隗、袁绍的生母，下至无知的婴儿等，全部逮捕诛杀，并埋入一个大葬坑中。

发泄了心中的怒火，董卓将留守指挥部设在洛阳城郊的毕圭苑中，坐镇指挥抵抗关东联军的进攻。但是出乎他意料的是，声势浩大的关东联军两支主力，即酸枣军团和河内军团，一直在原地不动，并无杀向洛阳与自己一决雌雄之意。

董卓心中好生奇怪。

原来，联军诸军的长官，虽然在结盟誓师时表现得无比的忠义奋发和壮怀激烈，一旦开上战场与“贼臣董卓”去认真较量，却又畏畏缩缩观望不前了。人人都不愿意拿自己的队伍去冒险，人人头脑中都是私字当先，就连盟主袁绍本人亦是如此。袁绍滞留河内不进，酸枣诸军也就裹足不前。酸枣城中，诸位长官每天“置酒高会，不图进取”。对此情况，作为盟主的袁绍毫不在意，但是有一个人却愤然提出责难。此人非他，即是后来成为袁绍劲敌的曹操。

在关东联军当中，曹操一支的力量在当时是比较弱小的，然而他却是结盟将领中最为有胆有识的一位。何以见得？请听他对各军花天酒地乐不思战的将领所说的一番话：“举义兵以诛国贼，大兵已合，诸君何以如此迟疑？如果董卓凭借王室，固守洛京，东向以临天下，那倒不易对付。而今贼臣焚烧宫室，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何归。此乃天亡董卓之时，奋力一战，天下就可定了！”

豪言壮语说完，曹操便自领本部五千人马离开酸枣西进，他要以实际行动为诸军做出表率，即使战败也不后悔。陈留郡太守张邈很受感动，立即命令部将卫兹率领数千人马随曹操西进，为其助战。

可惜的是，曹、卫二人来到荥阳县境（今河南省荥阳市东北），与董卓的先锋徐荣相遇，激战之中，曹操本人及其坐骑均被流矢射伤，全军败散。曹操逃回酸枣，诸军将领大受震动，从此更是止足不前。

一晃数月过去，关东联军不仅没有取得什么值得骄傲的战绩，反而呈现出分崩离析的征象来。由于军粮耗尽，一些将领便带领部队径自返回各自的辖地。而留下的将领中，有的矛盾不和，有的自相残杀，东郡太守桥瑁即死于兖州刺史刘岱之手。当初“毕力致命，以伐凶丑，同奖王室，翼戴天子”之类的誓言，早已被这些“义士”们忘到爪哇国去了。

他们的盟主袁绍也不例外，他现在正在打韩馥的主意，因为他想夺取人多地广兵精粮足的冀州。这正是：

同仇敌忾成虚话，彼此残杀夺冀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