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元三年（1266）的蒙古帝国疆域，北临北冰洋，南到长江沿线，将西伯利亚、青藏高原和云南等都置于自己的直接统治之下，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和天山南北、白山黑水这些盛产黄金的地方尽数都在忽必烈的控制之下，他甚至有专门的军队用于寻找、采掘金矿。

一句话，忽必烈不差钱！

既然忽必烈不差钱，那么忽必烈决心诏谕日本就并非主要是为了日本的财富，因而前面说的一种观点自然也就不一定站得住脚了。

其实，忽必烈是在下很大很大的一盘棋！

持这种观点的人站在当时整个东亚战略形势的宏观角度，认为忽必烈诏谕日本是为了在政治上孤立南宋，在军事上威胁南宋。这种说法在日本史学界也获得了日本人的广泛认同。

说到这里，咱们自然就得先谈一谈日本同南宋的交情。

南宋与日本的交情是早在北宋时期就打下了基础的。北宋太平兴国八年（983），日本僧人奝然携徒弟五人搭乘宋商陈仁爽、陈仁满兄弟的船只入宋。在先赴天台山朝宗礼佛之后，应邀于雍熙元年（984）进入宋都东京拜见宋太宗，进献了铜器等礼物和介绍本国情况的《职员令》、《王年代记》以及中原已经失传许久的《孝经》、《孝经新义》等书籍。奝然不通汉语但精于汉文，便与宋太宗进行笔谈。

在知道日本“国王一姓传继，臣下皆世官”以后，联想到“唐季之乱”和“梁周五代享历尤促”的残酷现实，宋太宗对日本天皇的“万世一系”和公卿贵族的“世官世禄”慨叹不已，甚至颇有几分羡慕。

宋太宗对奝然给予了十分优厚的待遇，将其安置在太平兴国寺，送给他一部《大藏经》，并赐予紫色僧衣。要知道，在宋朝只有三品以上的朝廷大员才能穿紫色衣服，这等于是让奝然享受了高级干部的政治待遇。奝然回国之后，以入宋之功，担任了日本国寺东大寺的住持。

此后，日本僧人又多次搭乘宋朝海商的船只入宋，大都得到了宋朝皇帝的接见和赏赐。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宋朝第一次遣使持官方牒文，携带礼物至京都拜谒了当时的三条天皇。天皇十分高兴，将宋真宗送来的礼物分赠给后宫嫔妃和皇室成员，并向宋朝回复牒文表示感谢。熙宁六年（1073），宋神宗通过入宋日僧赖缘给日本天皇带去书信和礼物。由于日本方面正巧在换天皇，所以直到五年之后，即位的白河天皇才敕令经办外交事务的大宰府对宋神宗的这次遣使作出回信。大宰府托和尚仲回搭乘宋商孙忠的船只入宋，将回信带给宋神宗，还携带了彩缎二百匹、水银五千两作为礼物。宋神宗按照礼品的价值给予了钱物，赐仲回和尚以“慕化怀德大师”的名号，并让他回国的时候带回一封抬头为“赠日本国太宰府令藤原经平”的书信和大量礼物。

宋日官方的往来周期较长，而民间的往来在商业利益的刺激之下则要频繁得多。

南宋建立以后，为缓解财政方面的紧张局面，精心经营金人铁蹄之下仅存的半壁江山，鼓励富豪投资海外贸易，甚至还将招商引资的效果好坏纳入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对于能够招徕外商的予以晋升，将影响海外贸易的官员降职处分。

同一时期的日本，政局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前只是替贵族们守楼护院的职业保安——武士阶层开始插手日本的中央政治。新兴的武士阶层并不太在乎对外交往中的所谓名分问题，而更看重实际利益的获取。

第一个执政的武士平清盛积极发展与南宋的友好关系，扩大海上贸易。公元1170年，他邀请当时在位的后白河法皇行幸他在福原（今日本兵库县神户市）修建的宅邸，并趁机将南宋商人引荐给法皇认识。同时，改变以往海外贸易只限于大宰府一地的限制，在濑户内海东岸修筑兵库港（今日本大阪），使南宋商船可以直接航行到日本都城附近的近畿地区，极大地便利了南宋与日本中部和东部地区的直接贸易往来。

镰仓幕府建立以后，对外贸易的管理实权从朝廷的大宰府转移到幕府的镇西奉行手中（实际上是镇西奉行接管了大宰府的权力），以寺社贸易为代表的民间贸易也得到了官方的默许。由于海外贸易巨额利润的吸引，幕府甚至派出名为“御分唐船”的官方贸易船，参与到与宋朝的贸易往来之中，渴望在搞得红红火火的宋日商贸中分一杯羹。

南宋商人们载往日本销售的主要是锦、绫、香料、药材、瓷器、书籍、文具和铜钱等商品，从日本返航的时候购回黄金、硫黄、水银等当地特产和刀剑、折扇、屏风等手工制品。

虽然此时的日本已经消化吸收了唐文化，并在此基础之上结合本民族的历史传承，初步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日本文化，但从皇室公卿到普通民众，人们对中原文明仍然十分倾慕和向往，自南宋舶来的各种商品十分抢手，贵族们都竞相以拥有和使用“宋物”为荣。

建保四年（1216），著名的“宋粉”——镰仓幕府第三代将军源实朝在镰仓兴建大型海船，准备亲率六十名随员大举访宋。无奈事先考虑不周，镰仓海岸的由比滨的海水太浅，造好的大船竟然一下水就搁浅了，动弹不得，炒得轰轰烈烈的将军访宋之行才以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方式不了了之。当时如果顺利成行并成功来到宋朝，定然又会是宋日交往史上的一段佳话。

同时，两国当局，特别是南宋政府还比较妥善地处理了交往中遇到的许多实际问题，使两国的经贸合作关系持续良性发展。

淳熙三年（1176），日本商船在海上遇到风浪漂浮到了南宋的明州海岸，缺粮少食，一百余人沿途乞讨到了南宋都城临安府。南宋当局将他们纳入收容所，每日给钱五十文、米二升，等到有日本商船再来，才将他们遣返。淳熙十年（1183），又有七十三个日本人漂流到秀州华亭县，南宋政府从常平义仓中放粮赈济。其后，根据历史记载，仍时有日本商船因海上遇险而漂流到南宋沿海，南宋政府均由官方出面予以收容赈济，然后又寻其本国船只送其归国。可以说，南宋政府对日本来华商人是十分优待的。

不过南宋“招商引资”的优待政策有时候在执行的过程中丧失了原则。淳熙二年（1175），日本来宋商船上的水手滕太明与宋人发生矛盾，引发斗殴，打死宋人郑作。南宋政府抓获滕太明，将其移交日方带回，按日本法律治以流放荒岛之罪。在中国殴人致死，无论是偿命或是流放，都理应按照中国法律治罪，南宋政府这一做法类似于后来近代史上的治外法权。

这里再说句题外话，南宋王朝与镰仓幕府在政治上都十分内敛，但在两国历史上，却都是大踏步走向海洋的大航海时代。

从南宋与日本打得火热的贸易往来中，我们至少可以读出三点来：

其一，南宋与日本之间的海上交通已经较为便利。

当时的水手已经掌握了东中国海海上季风和洋流的周期变化规律。虽然由于蒙古占据北方，使得对日航线中的两条需途经黄海的北路航线不再安全，但剩下的两条南路航线却没有遭到人为的阻断——每年夏、秋两季，乘东南季风从钱塘江口的国际性港口城市明州出发，向东北方向航行，横渡东海，待直达日本值嘉岛后，转向东行，不消一日即可抵达北九州的博多，全部航程只需七天，是为东海北路航线，日本方面称之为南岛路；从日本近畿的兵库津，或者越前国的敦贺港（今日本福井县敦贺市），或者九州筑前的博多出发，抵达平户岛，然后沿九州西岸南下到萨摩国的坊津（今日本鹿儿岛县南萨摩市坊津町），沿屋久群岛、冲绳群岛朝西南方向直航，便可抵达中国江南沿海港口，是为东海南路航线，如遇顺风，走完全部航程仅需要七八天而已。

其二，南宋与日本的双边关系比较和谐。

虽然宋朝朝廷在骨子里也以自己为天朝正宗，希望日本能够尊奉自己为宗主国，例如喜好收藏奇珍异宝、古董字画的北宋皇帝徽宗也曾暗示过日本，希望人家送一些过来，但宋朝重文轻武，偏安一隅，自顾尚且不暇，又如何能向千里海外的日本提出过多的要求？因此，在政治方面，宋朝基本上是尽量不去刺激日本，模糊化处理双方的地位关系，维持了表面上的平等往来。加上两国间的官方、民间海上贸易均打得火热，在蒙古人、高丽人等第三方眼中看来，这种关系自然是非同一般了。

其三，海上贸易为南宋带来了较大的经济利益。

宋日间的海上贸易，给双方都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效益。虽然由于铜矿贫乏的日本大量进口中国铜钱，造成了南宋的“钱荒”，但总体上看来，双方可谓各取所需，合作共赢。而且，宋日贸易是由中国商人所主导的，虽然有一些日本商人参加，但这些所谓的日本商人其实大多数都具有中国人背景。他们因为向日本寺院神社布施，或者向日本贵族进献财物，从而获得了日本官方的某些身份，并以这些身份为便利条件，更加游刃有余地往返于南宋与日本之间开展贸易。

例如，著名的“日本商人”鸟饲二郎其实是宋朝人，原名张英，他买下了位于博多坚糟的庄园，便成了日本领主。又如，南宋末年的临安商人谢国明还当上了日本小吕岛的地头，获得了幕府授予的御家人 ^[1] 武士身份。

有这些宋人主导着贸易，再加上南宋的商品在日本市场上极受欢迎，因此，南宋一方从贸易中获得的实际利益较日方显然更为优厚。

忽必烈诏谕日本的时代背景，正是大蒙古国准备大举南下讨伐南宋之时。因此，诏谕日本一旦成功，对即将展开的征宋之役来说至少有以下三个好处：

其一，经济上削弱南宋。

短短几十年时间，大蒙古国便征服了从东亚到东欧的广袤大地，逼得罗马的格雷戈里教皇不得不向整个基督教世界发布檄文，希望西欧和中欧诸国都集合在十字架下对咄咄逼人的蒙古人发动圣战。

常言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为什么独独南宋就能够在帝国的身边睡了一百多年还没有亡国？除了宋人的骨气、战术、科技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还在于宋人有钱。

虽然在历史教科书上我们所熟知的宋朝是一个有着冗官、冗兵、冗费这“三冗之害”的朝代，一副积贫积弱、可怜兮兮的讨打脸孔，但从更多的史籍中，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自信、开放，藏富于民的南宋！海外贸易，是南宋财政的重要支柱，使得南宋能够有足够的财力与蒙古帝国沿着蜿蜒曲折的整条长江全线对抗。

诏谕日本，中断日本与南宋之间的贸易往来，能有效地打击南宋的经济实力。

其二，政治上孤立南宋。

曾经向宋廷朝贡的高丽王国已经被纳入蒙古帝国的体制之内，本以为普天之下未臣服之国只剩下一个南宋的忽必烈偶然间听说在离自己仅有咫尺之遥的东海之中居然还有一个岛国日本存在。这个日本不但不主动拜服在帝国的兵威之下，更为可恨的是，他竟然还和自己最大的夙敌南宋整天眉来眼去。

这绝对是不能允许的！可以想象，忽必烈听闻此事之后的震惊与愤怒，就如同刚刚从好事之徒口中得知自己的小老婆竟然和自己的死对头说不清道不明一样。

诏谕日本，让他站在自己一边，彻底断绝与南宋的交往，让南宋在四面楚歌之中走向灭亡吧！

其三，战略上夹击南宋。

至元三年（1266）的大蒙古国可以说早就已经完成了对南宋的三面包围——公元1234年，蒙古暴力灭金，取代了金国的地位，与南宋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公元1252年，蒙哥汗派兵遣将以又拉又打的方式，将位于今天的青藏高原的吐蕃诸部纳入自己的统治，平定了现在的西藏地区，从而能够从西部高原上俯瞰南宋的四川盆地；公元1255年，忽必烈麾下大将兀良合台取道已经臣服的吐蕃地区，千里奔袭，出奇制胜，迅速攻占大理全境，设置十九个万户府进行统治，从而完成了对南宋西南面的侧后包抄。

三面包围已经完成，只剩下东方一面，而这一面却是浩渺的大洋。

如果从北、西、南三面同时出动大军围攻南宋的时候，能够从南宋东面的某个地方派出一支军队，出其不意地突然出现在离南宋都城临安府不远的海面之上，南宋君臣一定会首尾不能相顾，其抵抗也会顷刻间就土崩瓦解。

在南宋东面的海上会有这样一个合适的地方吗？

是的，在蒙古人的眼中，日本正好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在忽必烈身边的高丽人的描述中，日本列岛正好在朝鲜半岛的正南方，也就是在南宋的正东方，从高丽南部出发，顺风就可以朝发夕至，所以大军从日本出发征讨南宋，估计也是极为方便的。当然，如果穿越时空给忽必烈大汗送去一幅卫星照片，让他看看真实的地理格局，他一定会吐血的。

诏谕日本，对南宋形成战略合围，忽必烈在下好大一盘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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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意指镰仓时代“与将军直接保持主从关系的武士”。“家人”最初是贵族及武士首领对部下武士的称谓，当镰仓府成立之后，将军被敬称为“御”，故有“御家人”一词。以后虽沿用此词，词义多有改变，直到江户时代。